
第三节 棉花纤维的初加工
棉花是一种种子纤维,在中国古代它是舶来之物。中国应用棉花的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2世纪或更早,但在宋代以前,大约1,000余年时间内,棉花的种植和利用未在中原地区广泛传播,始终局限在中国南部、西南部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76]。直到宋元时期,棉花的许多优良纺织特性才被人们认识,加之棉花种植技术和棉纤维加工技术的突破,棉花才迅速取代麻纤维,成为和蚕丝一样重要的大宗纺织原料。关于棉花的名称,古代有很多误读,本节先对古代棉花植物的名称进行名辨。然后,介绍古代棉纤维初加工的技术。最后,对中国古代棉花传播的路径进行描述,并分析宋元时期广泛传播的原因。
一、中国古代棉花植物的名辨
中国古代美术作品中有一幅非常有名的棉花图,此图名为《木棉图》,为明代画家孙艾(生卒年不详,约活动于弘治前后)所绘,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图2-29)。《木棉图》绘折枝木棉花一枝,枝叶茂密,木棉花怒放。用花青没骨法画叶,以浓色为面,淡色为背,叶之正背转折、花之娇态刻画细致,画风清新雅逸。无款印。明代著名书画家沈周(1427~1509年)在其题诗之后云:“世节生纸写生,前人亦少为之。甚得舜举天机流动之妙。观其蚕桑、木棉二纸,尤可骇瞩,且非泛泛草木所比,盖寓意用世。世节读书负用,于是乎亦可见矣。弘治新元中秋日,沈周志。”从沈氏这段题记,可知《木棉图》系孙艾所作,且关于描绘棉花的古代美术名作甚少,孙艾的《木棉图》应该是最为出名的一幅。
孙艾《木棉图》中画的明显是棉花,但却画名为木棉,甚至连古代农业专著王祯《农书》、徐光启(1562~1633年)《农政全书》都是以木棉称谓棉花,着实让人疑惑。如果考证棉花名的历史变迁,就会豁然开朗。
古代称棉花为吉贝、古贝、古终、白叠、木棉、木绵、梧桐华、攀枝花、斑枝花等。这些称谓中错误很多,经考证:吉贝、古贝、古终、木棉、木绵应该是指多年生的树棉(即亚洲棉);白叠应该是一年生的草棉(非洲棉);而梧桐华、攀枝花、斑枝花则是一种落叶乔木,即现在所说的木棉,属木棉科的植物,其原产地是中国南方,因为与多年生树棉植物的花实相似,古人常把它和树棉混为一谈。梧桐华、攀枝花、斑枝花的纤维服用性极差,一般多用于作填充褥、垫的絮材。陆地棉和海岛棉都是近代引进的,中国古代所用棉花应该是树棉和草棉[77]。
首先,笔者先解决为什么中国古代关于棉花有这么多的名称的问题。这与棉花、棉布是舶来物有密切的关系。棉花,无论是树棉(亚洲棉)还是草棉(非洲棉)都是在古代印度被培育成纺织用纤维的,所以棉花、棉布的最初名称都是从梵文译过来的。在古代印度野生棉与栽培棉的名词不同,所以早期的译名与较晚的译名不同。在输入中国的两条路线上都是先经过边疆少数民族的辗转音译,由于方言发音的不同,最终译成汉文名词,自然差别更大。此外,在印度文中,棉花与棉布是完全不同的名词,导致棉花的名称出现不同。中国棉布、棉花输入的北路是先引进棉布,然后引进棉花,所以译名从布。南路则相反,是先引进棉种,然后再就地织布,所以译名从棉[78]。

图2-29 明代画家孙艾的《木棉图》
其次,为什么中国古代的棉花多以木棉冠名的问题。这与古代广泛种植的棉种有关。中国宋元之后广泛种植的棉花是从西南引进的多年生树棉,并不是从西北引进的一年生草棉。树棉系旧大陆棉种中的亚洲棉,其性状是植株可存活数年,高丈余,分枝不广,果实较小,形如桃,花色有白、黄两种,棉籽与棉核相连,纤维多呈纯白色,有自然卷曲和良好的吸湿性。正是因为树棉引进内地之初有乔木的特点,所以叫木棉。但树棉引进内地后,由于种植地区纬度的升高以及每年播种等原因,其性状发生变异,逐渐呈一年生草棉状,优良的棉纤维并没有发生变化。但现在海南岛中部地区还可见原始形态的树棉,确有“木”的特性。正是因为树棉的优良特征,很快在全国各地种植。其最初引入的名称“木棉”就这样被沿用下来,甚至到清代乾隆时期(1736~1796年)成书的《木棉谱》还将树棉称之为木棉。
二、中国古代棉花的加工
棉花是种子纤维,棉团里有棉籽,第一步必须去掉棉籽才能供纺纱之用。在去掉棉籽的过程中棉团很容易混入一些杂质和泥沙,这样必须进行弹棉,开松棉纤维,去杂质。最后,将棉纤维卷筵成棉条后才能更好、更有效率地供纺纱所用。
1.去棉籽
去除棉花籽核的工艺先后经历了手剥法、轧棉法,而轧棉法先后经历了铁杖赶籽法、搅车轧棉法,搅车轧棉法又先后经历了三人操作的搅车轧棉法、一人操作的搅车轧棉法。手剥法是指不利用任何工具,用手剥籽,这一方法应该是去棉籽最初使用的方法。铁杖赶籽法的应用最早出现在宋代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如北宋成书的《泊宅编》、南宋成书的《岭外代答》和《诸蕃志》中都记载:福建、广西、海南岛等地人“以铁筋碾去其子”或“以铁杖赶尽黑子”的方法。元初,这种方法传入长江和黄河流域,因为元初成书的《农桑辑要》将铁杖赶籽法收录,并加以推广。元代中期,出现三人操作的搅车轧棉法,因为王祯《农书》中有图文记载。此后不久又出现了一人操作的搅车轧棉法,成书晚于王祯《农书》的《辍耕录》提及过一人操作的搅车,可惜记载不详细。到明代晚期《农政全书》《天工开物》中都具体介绍过一人操作的搅车,并有详细的版图。
对于王祯《农书》、徐光启《农政全书》、宋应星(1587~1666年)《天工开物》中介绍的去棉籽工艺的搅车版图,学术界存在着一些争议。王祯《农书》、徐光启《农政全书》中所载三人操作的搅车版图(图2-30)的确存有问题,版图与文字介绍不相符;而《农政全书》《天工开物》中一人操作的搅车(图2-31、图2-32)是没有问题的。
之所以说王祯《农书》、徐光启《农政全书》中的三人操作搅车的版图有问题,是因为两书文中都用相同的图文介绍搅车:“夫搅车四木作柱,上立二小柱,高约尺五,上以方木管之。立柱各通一轴,轴端俱作掉拐,轴末柱窍不透。”其中“立柱各通一轴,轴端俱作掉拐,轴末柱窍不透”说明两个立柱中各通过不同的圆轴,并且每个圆轴没有把两个立柱都连接起来,而图2-30中仅有一轴连接两个立柱,不知这一轴是如何轧棉,显然图2-30是错误的。那么,三人操作的搅车是如何操作呢?《农书》《农政全书》中载:“二人掉轴,一人喂英。二轴相轧,则子落于内,绵出于外。”可见,三人操作的搅车是利用两根反向的轴作机械转动来轧棉,比用铁杖赶搓去籽,即节省力气,又提高工效。
《农政全书》《天工开物》中的两架一人操作的搅车,很多人认为其踏板所控制的圆轴似乎并不能转动,其实是可以的。两图中上轴的转动是由手摇曲柄控制;而下轴的转动则由踏板突然受力,通过细绳带动位于下轴顶端的简易曲柄转动,好似手拨曲柄一样,下轴在力的惯性作用下转动,等到下轴转动到上一次踏板时的位置时再一次脚踏踏板,如此循环不已。下轴顺利转动的关键是踏板踏动时间的控制,应该在曲柄转动用力方向位于曲柄转动面的11点钟或者1点钟方向最佳。到底在哪个方位踏动踏板,还得由手摇曲柄摇动的方向决定,因为上、下两轴的运动方向相反才能有效地去籽。如果手摇曲柄是顺时针转动,那踏板应在曲柄转动用力方向位于曲柄转动面的11点钟方位时脚踏最好,因为此时下轴正好呈逆时针方向转动;如果手摇曲柄是逆时针转动,那踏板应在曲柄转动用力方向位于曲柄转动面的1点钟方位时脚踏最好,因为此时下轴正好呈顺时针方向转动。

图2-30 《农书》《农政全书》中三人操作的搅车版图

图2-31 《农政全书》中根据文字复原的一人操作搅车

图2-32 《天工开物》中一人操作的搅车版图
2.弹棉
弹棉又叫弹花,主要功能是开松棉花纤维、除杂,其使用的工具是弹弓。弹弓形制经历了由小到大,弹的操作经历了手弹、槌弹,弓弦经历了线弦、绳弦、蜡丝弦、羊肠弦。
中国古代美术作品中最早涉及弹棉所用弹弓的图像信息是元代中期成书的王祯《农书》中的版图(图2-33),其弓“以竹为之,长可四尺许,上一截颇长而弯,下一截稍短而劲”,其操作是“控以绳弦,用弹绵英”,可见元代中期已使用大弓,使用的弦是绳弦,用手弹操作。这一弹弓形制和操作较之中国最早关于弹棉的文献中记载的弹弓和操作,有很大的改进。
中国最早关于弹棉的文献是南宋成书的《泊宅编》,其文载“以竹为小弓,长尺四五寸许,牵弦以弹绵,令其匀细”,足见弹弓形制之初具有弓小、弦细、手弹的特征,较元代中期效率要低很多。

图2-33 王祯《农书》中的弹弓版图
到元末,出现了槌弹工艺。元末成书的《辍耕录》中有松江“初无踏车、椎、弓之制”,可知到成书之时已有“椎”(即槌弹)制。所谓槌弹是指有槌子突然打击弓弦,引起弦强力弹震,从而开松弓下的棉纤维。可惜,《辍耕录》中并没有版图。直到明代《天工开物》中才有槌弹的版图(图2-34),并且“蜡丝为弦”,弓长较元代更大,为“长五尺许”。从图2-34中,可知明代弹弓的弹力很大,因为弹弓被悬挂在置于柱旁的弯竹挑起。其作用有二,一是减轻操作者承负弹弓重量,二则将弦拉得更紧,以便槌弹时开松力更大。从清代成书的《木棉谱》中可知,清代弹棉沿用明代的工艺,所不同的是弦以羊肠为之[79],足见弦的弹力性能更好,这也是对明代工艺的一种改进。
3.卷筵
卷筵,又称擦条,相当于现代的梳棉成条。其目的是使经弹棉已松散的纤维呈筒条状,以便纺纱时纤维能连续顺利地从棉条中抽引出。如用纺专或捻棉轴纺纱,则不需经过这道工序,可直接将弹松的棉花就纺。如用纺车纺纱,则必须经过这道工序,因为锭子转速快,用手撕扯棉花来不及,难保纱条均匀[80]。

图2-34《天工开物》中的弹棉版图

图2-35 王祯《农书》中的卷筵工具
不像去棉籽、弹棉两道工艺那样源于少数民族,卷筵工艺是汉族地区的能工巧匠发明的,这与西南、西北少数民族和汉族的纺织技术差异有关。在宋代西南、西北的少数民族都没有纺车纺纱,所以不需要这道工艺,而汉族地区早在西汉就已经使用纺车纺纱。
关于卷筵工艺的中国古代美术作品最早出现在王祯《农书》中(图2-35),随后的《农政全书》也沿用王祯《农书》的图文记载。卷筵工具淮民多用“蜀黍梢茎,取其长而滑”,而其他处民众用“无节竹条代之”。其操作很简单,“先将棉毳条于几上,以此莛(卷筵工具)卷而擀之,遂成棉筒。随手抽莛,每筒牵纺,易为均细”。关于卷筵工艺最早的文献记载出现于南宋成书的《通鉴释文》,书中载弹棉之后要“卷为筒”。到清代卷筵不用手擀,用搓花盖擀,其操作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仅用搓花盖代替手,避免手长时间擀棉条出现不适。
三、棉花内传路径及长时期传播受阻的原因
树棉、草棉及其棉织物的相关记载和考古发现都可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的西南、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其内传路径有两条:北路和南路。北路内传的是草棉及其纺织品,其内传路径为:新疆(西汉)→河西走廊(最迟唐代)→陕西地区(最迟元代);南路内传的是树棉及其纺织品,其内传路径为:云南(东汉)→广西(三国)→海南(南北朝)→广东、福建、江南(两宋)→长江、黄河流域(元代)→全国广泛传播(明代)。到明代,树棉凭借其优良的纺用特性,成为中国古代新一代最大宗纺用纤维。
从棉花的内传路径发现棉花内传十分缓慢,传播到江南用了近千年时间,但棉花从传入江南地区到最终成为大宗纺用纤维,仅用了不到200年的时间,主要原因有三:
(1)中国古代纺用纤维的消费习惯阻碍了棉花的内传步伐,但商品经济又迅速促进了棉花的内传。中国自古就形成丝、茎皮植物纤维的消费习惯。早在西汉时丝、茎皮植物纤维的纺织生产技术已经相当发达。刚传入西北、西南地区的棉纺织品是很难与之竞争的。此外,最重要的是中国古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形成丝、茎皮植物纤维消费习惯的保护带,严重阻碍着棉纺织品、棉花的内传。直到两宋,商品经济高度发达,陆、海两路贸易也十分发达,导致棉花、棉纺织品才逐渐开始有规模的内传。
(2)中国古代传统纺织技术惯性,成为棉纺织技术发展的阻碍,而黄道婆的棉纺织技术改革(可能不是黄道婆,黄道婆仅是教育者[81])又打破了这一樊篱。中国古代发达的丝、茎皮植物纤维纺织技术,特别是纺纱技术并不适合种子纤维——棉花。而少数民族地区的棉纺织技术十分低下,所以,棉花内传之初,在汉族地区从事棉纺织生产的性价比没有从事丝、茎皮植物纤维纺织生产的高,这是棉花不可能内传的主要原因之一。直到元初,传说松江府人黄道婆改革棉纺织工具,才促进棉纺织技术的发展,使之与中国传统纺织技术融合。
(3)中国古代统治阶级对棉纺织品的认识由轻视到重视,经历了千年之久,这与入主中原完成统一的元政权有关。华夏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华夷之辨”,历来轻视少数民族。棉花、棉纺织品作为源于西北、西南少数民族的产品,自一开始就被认为是落后的产物,仅作为贡品而已。之所以元代棉的内传在两宋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有两个原因:①元统治者本身是少数民族,没有根深蒂固的“华夷之辨”思想。②棉纺织品的保暖性,早在南宋时期已得到寒冷北方地区的蒙古政权(元统治政权的前身)的欣赏,南宋时期的陆路贸易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棉纺织品。正是因为如此,元统治者大力推广棉花、棉纺织品,从而使棉花、棉纺织品的优良品性被广大民众所认识。此后,明政权在元代棉迅速内传的基础上,沿用元代的鼓励政策,进一步推广了棉花和棉纺织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