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僧侣与文士：宋代寺院碑铭书写的社会史分析

一 书写的间隔效应

本章试图以宋代温州寺院碑铭为例，从书写者以及书写活动与书写内容的间隔效应的角度讨论当地寺院的社会史。书写活动与书写内容的间隔效应，是指书写活动与书写内容的不重合的现象。这种现象一般出现在被动书写的情况下，书写者与求书者的社会关系及其对书写内容的影响，就成为书写内容另一种社会史的脉络。正常情况下书写的活动与内容之间不应该存在明显的间隔效应，比如说书信等直接的社会交往文书，以及诏令布告之类的政治文书，书写的内容直接体现了书写活动的社会关系。但是也有一些明显的例外，比如修造记文与墓志的书写，书写者可能并不是修造活动的参与者，或者不是墓志传主的子弟亲近。

目前所见宋代温州寺院碑铭近20种，分别出自文集、地方志（寺院志）或者碑铭实物（拓片）。如果不考虑书写活动与书写内容的间隔效应，社会史研究者面对一批不同时代的寺院碑铭，理所当然会以寺院修造活动为重心考察佛教社会的时代变迁，由此呈现的历史脉络也相当清晰。一般认为，唐末五代，由于唐武宗与后周世宗的两次毁佛，北方佛教遭受较为严重的破坏。相对而言，南方在地方政权的统治下，佛教受到统治者的扶持，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天台宗与禅宗在南方迅速崛起。入宋以后，宋廷一改毁佛的政策，北方佛教有所恢复，但这种“恢复”的效果在南方并不明显。反而由于宋廷大兴科举以及儒学的复兴、理学的形成等原因，佛教寺院在南方社会的影响力有所消退。现存寺院碑记显示，宋代温州的寺院修造活动经历了从北宋前期的活跃兴盛、组织严密，到南宋时期内部腐败、举步维艰的过程；因信奉而乐于捐造寺院的地方富豪，也可以分为入宋以前的武人、入宋以后的富户、南宋以来士人化富豪三个阶段；随着僧人修造寺院能力的衰退，南宋时期地方官更多地介入寺院修造活动中，寺院也随之更多地成为地方官为民祈福的场所。

而考虑书写活动与书写内容的间隔效应，就意味着将关注的重点从碑铭记述的修造活动本身，转移到碑铭作者的书写缘由及其与寺院修造活动社会关系等问题，寺院碑铭除了揭示佛教寺院修造活动的历时性变迁之外，还可能将呈现佛教与寺院文化意义、社会功能与结构等丰富的信息。

寺院碑铭主要是关于寺院修造活动的“书写”。从间隔效应的角度讲，寺院碑铭因书写者与修造者是否合一，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宋代温州的寺院碑铭书写与修造身份合一的往往是包括僧人、施主或居士在内的佛教信徒，但也有出现间隔的情况；二是文士的寺院碑铭书写则体现出明显的间隔效应。其中信徒书写又集中出现在宋哲宗元祐（1086～1094）以前，元祐以后本地士大夫成为寺院碑铭的主要书写者。总体的趋势是信徒书写的衰落与文士书写的兴起，书写的主旨也随之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