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诗人”的新语相
今天我们提起宋代的代表诗人时,可能脑海中都会率先浮现出苏轼、黄庭坚、陆游、范成大、杨万里等人的名字。除此以外还可能有人会想起王禹偁、杨亿、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王安石、陈师道、陈与义、刘克庄等人的名字,但这里列举的诗人无一例外都是士大夫。在宋代他们确实在诗坛上充当了最重要的角色,这点通过他们在《诗话总龟》《苕溪渔隐丛话》《诗人玉屑》《诗林广记》等宋元历时性、总合性的诗话总集中被言及的频度之多可以很容易得到确认。士大夫强有力地引领着宋代诗坛是古今共识。
然而南宋后期,宋代诗坛上“诗人=士大夫”的牢固认识或者说关系开始呈现出变化征兆。这点如实体现在南宋后期士大夫诗人的代表刘克庄(1187 —1269,字潜夫,号后村居士,莆田人)的言论中:
诗必与诗人评之。今世言某人贵名揭日月,直声塞穹壤,是名节人也。某人性理际天渊,源派传濂洛,是学问人也。某人窥姚姒,逮庄骚,摘屈宋,熏班马,是文章人也。某人万里外建侯,某人立谈取卿相,是功名人也。此数项人者,其门挥汗成雨,士群趋焉,诗人亦携诗往焉。然主人不习为诗,于诗家高下深浅,未尝涉其藩墙津涯,虽强评,要未抓着痒处。天台刘君澜抄其诗四卷示余,短篇如新戒缚律,大篇如散圣安禅,诗之体制略备。然白以贺监知名,贺以韩公定价,余未知君师友何人,序其诗者方侯蒙仲。余谓蒙仲文章人,亦非诗人也。诗非本色人不能评。贺韩皆自能诗,故能重二李之诗。余少有此癖,所恨涉世深,为俗缘分夺,不得专心致意。顷自柱史免归,入山十年,得诗二百余首,稍似本色人语。俄起家为从官词臣,终日为词头所困,诗遂绝笔,何以异于蒙仲哉?君足迹遍江湖,宜访世外本色人与之评。傥得其人飞书相报,余当从君北面而事之。
此文是为江湖诗人天台人刘澜的四卷诗集所作的跋文。刘澜生平经历不详,但在元代方回(1227—1307,字万里,号虚谷,别号紫阳山人,徽州歙县人)《瀛奎律髓》卷十三“冬日”类中选录了他的一首五律《夜访侃直翁》,并且有如下简介:
江村刘澜,字养原,天台人。尝为道士,还俗。学唐诗,亦有所悟。然干谒无成,丙子年(景炎元年,1276)卒。予熟识之。……
另外,元代韦居安(? —?吴兴人,景定年间进士)的《梅礀诗话》中也有一则简短记载:“以诗游江湖,后村、西涧二公尝跋其吟稿。”“西涧”可能是指叶梦鼎(? —1277,字镇之,台州宁海人)。
综合以上二则材料,刘澜是一位活跃在南宋末期、尊奉晩唐体的江湖诗人。有诗集四卷,但现已散佚不传。
刘克庄跋文中提到的“入山十年”是指他淳祐十二年(1252)得祠禄里居莆田的约八年间。即其66—73岁时。刘克庄于景定元年(1260)11月被朝廷召还,任权兵部侍郎兼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翌月又兼史馆同修撰。文中“为从官词臣,终日为词头所困”即是指这次任职。大约是其74岁的时候。文中出现的爱徒方澄孙(1214—1261,字蒙仲,号乌山,莆田人)在次年(景定二年)九月罹病突然去世(时年48岁),但上面的跋文中完全没有提到这件事,说明此文可能是在这之前所作的。刘克庄还曾为刘澜的词集作序,其中提到了这篇跋文中的内容,因此创作时间可能比这篇跋文晚一点。因此两篇文章的执笔时期概率最大的是在景定二年(1261)的上半年。
当时刘克庄75岁,离他去世还有七年。综上,这篇跋文是刘克庄回忆自己往昔时写下的,可以看作是他晚年对人生的总结。
刘克庄在文中断言,只有“诗人”才能品评诗歌,先作序的方澄孙虽然是文章家但不是“诗人”,因此没有评诗资格。然后提到自己虽然年轻时沉迷作诗,但步入仕途后逐渐无法专心于此,“入山十年”期间曾经一度像个作诗的行家,但这次被召还朝中担任词臣,每日与文辞困斗,完全丧失了这种发展趋势,结果变成了与方澄孙一样的文章家。
如上所述,晩年的刘克庄最终认识到自己不算是“诗人”。在他的认识中“诗人”和文章家相比是截然不同的存在,是指像李白和李贺那样专门以作诗为主业的专业诗人。
如果刘克庄的这种认识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具有一定普遍性的话,那么就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拥有士大夫地位的人几乎都无法看作“诗人”。原因是士大夫都追求“官—学—文”的总合,南宋后期的实际情况是“学”比“文”、“官”比“学”更优先、更受重视,士大夫通常将作诗看成“文”的冰山一角,一般不可能将此摆在最优先位置。即便是像刘克庄这样对诗学上非常有“善相感”(sympathy)的人,也很难将“诗人”的身份维持到底。反而像刘澜这样以作诗为专业的江湖诗人才能做到。刘克庄也可能从他身上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
这篇跋文完成大约二十年以后(1281),自称“景定诗人”的郑思肖(1241—1318,字亿翁,号所南,连江人)为自编诗集《中兴集》(二卷)写了一篇自序。当时宋朝已经灭亡,他作为一介遗民回顾了理宗朝(1224—1264在位)的盛世和度宗朝(1264—1274)的冷清。以下引用的是他赞美理宗朝人才济济的部分,其中具体列举了许多人名:
思肖生于理宗盛治之朝,又侍先君子结庐西湖上,与四方伟人交游,所见所闻广大高明,皆今人梦寐不到之境。中年命于涂炭,泊影鬼区。仰怀理宗时朝野之臣,中夜倒指,尝数一二名相:崔公与之、李公宗勉、游公侣、杜公范、吴公潜、董公槐。阃臣:孟公珙、彭公大雅、余公玠、赵公葵、陈公鞾、向公士璧。名臣:徐公元杰、蒋公重珍、度公正、徐公峤、潘公牥、郭公磊卿、张公端义、刘公汉弼、章公琰、李公韶、张公忠恕、王公遂、刘公宰、蔡公范、王公迈、曹公豳、杜公渊、徐公经孙、萧公山则、陈公昉、黄公自然、洪公天锡、范公丁孙、李公伯玉。道学:真公德秀、赵公汝谈、袁公肃、蔡公抗、赵公汝腾、钱公时、徐公霖。文臣:李公心传、洪公咨夔、魏公了翁、危公科、程公公许、刘公克庄、汤公汉、刘公子澄。诗人:①徐抱独逸、②戴石屏复古、③敖臞庵陶孙、④赵东阁汝回、⑤冯深居去非、⑥叶靖逸绍翁、⑦周伯弼、⑧卢柳南方春、⑨翁宾旸孟寅、⑩曾苍山几、⑪杜北山汝能、⑫翁石龟逢龙、⑬柴仲山望、⑭严月涧中和、⑮李雪林龏、⑯严华谷粲、⑰吴樵溪陵、⑱严沧浪羽、⑲阮宾中秀实、⑳章雪崖康、㉑孙花翁惟信。其他贤能名官、豪杰人物、老师宿儒、仁人义士,僻在遐方异县、深山穷谷,诚匪车载斗量所可尽。如斯诸君子,落落参错天下,当时气焰,何其盛哉!
郑思肖列载了6位宰相、6位外任大臣(“阃臣”)、24位名臣、7位道学者、8位文臣,之后又列举了徐逸等共计21位理宗朝的代表“诗人”。其中⑩有可能是将曾原一误记为曾几。从社会身份上来说,除了⑫翁逢龙曾经历任州级知事,属于中层士大夫以外,其他人或者是下级士大夫(③~⑨⑬⑯⑰)或者是布衣(①②⑩⑪⑭⑮⑱~㉑)。
当中②戴复古、③敖陶孙、④赵汝回、⑥叶绍翁、⑦周弼、⑬柴望、⑮李龏、⑯严粲8人见于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中华书局1995年版)中所列138位江湖诗人中。另外,②③⑥⑦⑮的5人在现存陈起书籍铺刊行的江湖小集系列中有他们的诗集。如上所示,郑思肖所认为的“诗人”主要是指活跃在江湖这个舞台上的专业诗人以及沦落在最底层的寒士诗人。顺便提及,即使用郑思肖的尺度来衡量,刘克庄也不在“诗人”的行列,而是归在“文臣”的行列。
至少到南宋中期为止,提起“诗人”自然而然首先联想起的是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尤袤、萧德藻等人。即使是曾经宣布过新“诗人”认识的刘克庄也将南宋中期的诗坛概括如下:
乾淳间,则范至能、陆放翁、杨廷秀、萧东夫、张安国一二十公,皆大家数也。
这句话是刘克庄为自己编选的《中兴绝句续编》所作自序中的一段。这篇自序创作于上揭跋文的五年前,即“入山十年期间”于宝祐四年(1256)所作,因此与作跋文时的认识应当没有太大的差别。此时他想起往日代表南宋中期的诗人,结果列举的是范成大(1126—1193,字至能,号石湖居士,吴郡人)、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会稽山阴人)、杨万里(1124—1206,字廷秀,吉水人)、萧德藻(? —?,字东夫,闽清人)、张孝祥(1132—1170,字安国,号于湖居士,历阳乌江人),五人无一例外都是士大夫。既然是士大夫,他们五人便不可能是专业诗人。因此刘克庄是用今天和过去两种不同的尺度在仔细回想“诗人”。那么为何刘克庄要用两种尺度衡量呢?其原因只可能是他所处的现实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就是说,当他环顾周围,发现现实是:那些打造诗歌潮流,自认为是“诗人”并且非常活跃的人大多数都已不再是士大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