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正面实作：沟通杜甫与苏东坡

将苏东坡与杜甫相比拟，乃是翁方纲很独特的看法。这基于他对唐宋两大诗歌传统的基本体认。翁方纲清楚地看到，诗坛对唐宋两大诗歌传统的认识明显存在着偏差：“今论者不察，而或以铺写实境者为唐诗，吟咏性灵、掉弄虚机者为宋诗。”这样的区分当然是不靠谱的，甚至恰好说反了唐宋诗的特征。应该说写实境才是宋诗所长，只不过这种长处恰是由李白、杜甫诗歌中的正面铺写倾向发展出来的。翁方纲在《与友论太白诗》一文中曾特别推崇李、杜两家正面铺写的能力，说：“大约古今诗家，皆不敢直擂鼓心，惟李、杜二家能从题之正面实作，所以义山云：‘李杜操持事略齐，三才万象共端倪。’盖非具此胸次者，亦无由而知也。”这种能力在他看来又与魄力之大分不开：“杜之魄力声音，皆万古所不再有。其魄力既大，故能于正位卓立铺写，而愈觉其超出；其声音既大，故能于寻常言语，皆作金钟大镛之响。”韩愈与苏轼正是在这一点上有了高下之分。两家同作有《石鼓歌》，翁方纲认为：“苏诗此歌，魄力雄大，不让韩公，然至描写正面处，以‘古器’‘众星’‘缺月’‘嘉禾’错列于后，以‘郁律蛟蛇’‘指肚’‘箝口’浑举于前，尤较韩为斟酌动宕矣。而韩则‘快剑斫蛟’一连五句，撑空而出，其气魄横绝万古，固非苏所能及。方信铺张实际，非易事也。”陆游在摹写正面一点上相比苏轼又不免逊色：“竹垞尝摘放翁七律语作比体者，至三四十联。然亦不仅七律为然，放翁每遇摹写正面，常用此以舒其笔势，五古尤多。盖才力到正面最难出神彩耳，读此方知苏之大也。”翁方纲看出，陆游无论在内容上、在艺术表现上都学杜甫，只不过生活在南宋那个诗歌语境中，气运所被，终究不能摆脱当时流行的平熟之风，但相比明人之尺摹寸拟，他毕竟有自己的面目。由此可见，与其学唐而流于模拟，还不如学宋而自成面目，这就是他认同朱彝尊而放弃王渔洋的理由。

对于翁方纲这样崇尚以学问为诗的人来说，作诗的要害当然不在于妙悟，而在于铺陈、排比，更难的则是铺排而后能化。化是与“大”相联系的概念，也是区分天工和人巧的境界，所谓“大，可为也；化，不可为也，其李（白）之谓也”。在他心目中，李白五律是“自然入化”的代表，此外还有苏东坡《夜泛西湖五绝》“以真境大而能化，在绝句中，固已空绝古人矣”。以善写真境而达到化的境地，苏东坡所以成就其超越古今的大家地位，也成为翁方纲终极的理想。事实上，能不能超越时代，的确是大家、名家所以成立的重要标志。翁方纲谈到宋人不祖苏而祖黄的现象，曾指出：“宋诗之大家无过东坡，而转祧苏祖黄者，正以苏之大处，不当以南北宋风会论之。舍元祐诸贤外，宋人盖莫能望其肩背，其何从而祖之乎？”他不仅看出苏东坡在宋代正像杜甫在唐代一样，有着难以位置的超越性，而且更认定这样的大家必有难以效法的独绝之处，不得已只能退而求其次，仿效王渔洋之取道于黄庭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