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吾穷本坐诗”：“东坡乌台诗案”的来龙去脉
东坡“乌台诗案”的始末虽大致清楚，然有些细节似还应补充。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东坡考取进士，嘉祐六年（1061），又通过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的考试，授官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通判。在进入仕途后的最初几年中，应该说东坡还是很顺利的。然而从熙宁二年（1069）始，情况有所变化。宋神宗是一个很想有所作为的皇帝，他继位后任用王安石为相，主持变法革新。东坡与王安石政见不合。道不同不相为谋，便要求到外地去做官，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和湖州任通判或知州。他每到一处，都十分关心百姓疾苦，多方兴利除弊，希望有所作为。在杭州，他率领军民疏浚西湖，兴修水利。在徐州，开采煤矿，抗洪救灾。在密州，抗旱灭虫，救民于厄难。他的这种身先士卒、敢于任事的精神和作风，深受百姓爱戴。在地方官任上，东坡既能体察民情，对王安石变法实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就看得比较清楚。像涉嫌朝廷放贷的青苗法、与民争利的食盐专卖法、鼓励人告密的手实法等等，东坡都极为反感，于是便作诗对新法实行过程中存在的弊端进行批评和讽谏。
最先把东坡作诗讽刺新法举报给朝廷的，是他的朋友沈括。
沈括在中国历史上是著名的科学家。他是杭州人，晚年寓居镇江，他的《梦溪笔谈》是一部很了不起的科学著作。但是，他的为人太过严苛。熙宁六年（1073），沈括以检正中书刑房公事的身份到浙江巡查新法实行的情况。沈括去了以后，问到东坡最近有何诗作，东坡就把一些诗作誊录了送给沈括。沈括回去将东坡的诗稿细看了一遍，便随手把里面批评新法的诗句一一挑出来，贴上标签，上交神宗，说这都是诽谤朝政的，应严加处理。这就为东坡后来的被捕遭查，埋下了祸根。沈括是个书呆子，他曾笑话杜甫的《古柏行》诗“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两句，说“四十围，乃是径七尺，无乃太细长乎”。可见是不太懂诗的。
元丰二年（1079）七月初，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台的官员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迎合神宗之意，接连上章弹劾东坡。弹劾的导火索是他们对东坡四月上任湖州知州时上表中的两句话“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极不满意。认为东坡是攻击朝政，反对新法。个中最刺痛神宗和新党一派神经的，是“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一句。“愚不适时”是不满新法，不满朝廷，宋神宗即位后最大的新政就是变法，东坡现在却把自己放到了与其对立的位置上，神宗自然不悦。而“难以追陪新进”，又与在位的朝廷大臣构成了尖锐的对立。自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设三司条例司，推行新法，到元丰二年，时间已过去了十年，反对新法的虽非东坡一人，但像东坡这样，始终明确反对新法、与新派对立而且还忍不住要说的则并不多见。这让神宗及新派人物都大为恼火。故李定等人认为要严加惩处。加之李定等人为政作风原就近于酷吏，于是，一场政治厄难的发生势在难免了。为了达到其目的，李定等人事先搜集东坡的诗集，四处网罗东坡与他人往来的诗文和证据，只要与东坡有过文字交往的，几乎都不放过，更不用说与东坡有着多方面来往的王诜、王巩等人了。他们确乎不仅仅是要惩罚东坡，而且是想借此机会对所有不满新法的人作一次严厉的清算。
党争的色彩导致了事件处理的偏激，也影响了后来的整个审查过程。一得到神宗的许可，他们就派遣悍吏星夜赶赴湖州，抓捕东坡。当时情景极为可怕，据当时在场的代理知州祖无颇对东坡被捕时情景的回忆，是“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东坡自己后来也写道，当时李定等“选差悍吏皇甫遵将带吏卒就湖州追摄，如捕盗贼。臣即与妻子诀别，留书与弟辙处置后事。自期必死。过扬子江便欲自投江中，而吏卒监守不果。到狱即欲不食求死，而先帝遣使就狱，有所约敕，故狱吏不敢别加非横”。他们抓住东坡的一些诗文，大作文章，断章取义，无限上纲，说他反对新政，对抗朝廷，说他对皇帝不恭不敬，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在狱中的连续数月的严词逼供，使东坡的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
一位才华横溢、坦诚正直、积极有为、享誉朝野的士大夫，竟然因为作诗而被杀害，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难以令人接受。以言治罪，既不符合自古以来儒家传统的诗教，也不符合宋朝立国以仁义治天下的祖宗家法，更不符合人之常情常理。所以，与东坡被捕同时，朝野上下的一些敢言之士站出来为东坡说话的不在少数，其中既有范镇、张方平这些旧党中的人士，也有像吴充、王安礼、章惇等这样的新党人物，东坡的弟弟苏子由上书表示愿削职为民以保兄长的性命，已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也出来替东坡说情，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太皇太后曹氏也建议神宗放了东坡。几经周折，东坡遂以“谤讪朝政及中外臣僚”之罪结案，降两官，贬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岛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以戴罪之身，即日押出国门。其他凡与东坡有往来诗文者，也受到不同的处分。闹得沸沸扬扬的“乌台诗案”，到此了结。
然而，对“乌台诗案”中所涉的作品究应如何认识和解读，却历来论说纷纭。问题的焦点不在于这些作品中是否有讥讽，而在于怎样看待这种讥讽，即是“讽谏”还是“诽谤”？其实，讽谏与诽谤也只在善、恶一念之间。若是出于对国家社稷的前途与命运的忧心，自是讽谏；若出于个人或少数人的私利，则可视为诽谤。东坡自然属于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