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后吟社时代的元初诗坛

征诗活动之后，关于月泉吟社其他大型活动的记载，在文献中就再难发见。这也许与主要组织者及经济赞助人吴渭在此后不久即谢世有关，相隔不到十年谢翱又在杭州病逝，吟社主盟相继零落，活动想必大受影响吧。不过经由诗社而传递倡导的诗学精神，在后辈诗人那里却并未消散。诗社中中坚力量实属谢、方。谢翱诗奇丽恢诡，参入中唐，后人以为“元诗所以一变乎宋者，谢翱之功也”，所注重的是其力矫诗弊的新变意识。方凤“尝与闽人谢翱、括人吴思齐为友。思齐则陈亮外曾孙，翱则文天祥客也，皆工诗，皆客浦阳，浦阳之诗为之一变”，可见吟社主盟俨然已成为地域诗坛宗主。实际上“为之一变”的也不仅仅局限于浦阳。自方氏“开风雅之宗”后，“由是而黄晋卿、柳道传皆出其门，吴渊颖又其孙女夫，宋潜溪、戴九灵交相倚重，此金华诗学极盛之一会也”，而这一脉络更已由元及明，蔚为大观了。

方凤弟子黄溍曾述及婺州诗学渊源。就浦江邻县义乌而言，黄溍以为“吾里中前辈以诗名家者，推山南先生为巨擘。傅君景文、陈君景传，其流亚也”。山南先生即刘应龟，高中吟社第五名，评语还特别引录了他另外两联，以为“律细韵高”“夐未易及”。而景传为陈尧道字，其诗入选第八名。可以说，吟社诗人实际构成了义乌诗坛的核心。至于年辈稍后的诗人，黄溍称：“始予弱冠时学为诗，同郡柳道传、王申伯、陈茂卿、方子践、子发皆以能诗称者也。柳初效粤谢翱，后自成一家。方受学尊父存雅先生，而杂出于谢。陈与谢不相识，乃酷似之。”方樗、方梓传承方凤家学，同时旁参谢翱。元蒋易所编《皇元风雅》卷三〇录陈茂卿《花石行》一篇，全从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与《将进酒》出，黄溍称之与谢翱暗合，不为无据。

黄溍本人是刘应龟的中表子侄，早年多受刘氏教益；弱冠以后又从方凤学诗，有转益多师的长处，受吟社诗风浸染也更深。他前期作品中五律较多，与元人的习惯颇有差异。这些作品大多是与吟社成员的唱和之作，表现出好尚的趋同性。他的古体作品学习晋宋，有大小谢幽峭之趣。在诗学主张上，他曾诲示王袆，提出“诗贵乎平实而流丽”，平实即内容的中和平正，流丽即语言的流畅清美，这与方凤的看法近似，更符合元诗的时代主潮。

柳贯也是吟社诗风熏染的重要后学，“执弟子礼于同里方先生凤、括吴先生思齐、粤谢先生翱。三先生隐者，以风节行义相高。间出为古文、歌诗，皆忧深思远，慷慨激烈，卓然绝出于流俗。清标雅韵，人所瞻慕。公左右周旋，日渐月渍，不自知其与之俱化也”。柳贯所存六卷诗歌中，前三卷都是古体，可见他并不拘泥于晚唐近体。七古中他对李、杜、韩都有汲取，阔大与奇崛并存；五古多得力于魏晋。他不认同宋调以才学为诗的倾向，“诗成置我江西社，兔苑梁园隔几尘”，充满了对堆垛典故习气的不满。但是对于宋诗劲健的句法也不全然排斥，“老不废诗，视少作尤古硬奇逸而意味渊永”。

至于吴莱，因为是方凤孙婿，所承诗教更为真切。他的作品以乐府歌行体为多，才气纵横，以杜、韩为宗，故而胡应麟称“吴立夫学杜大篇，气骨可观，而多奇僻字”。不过他壮岁早逝，诗境未及淬炼，负气逞才处也不免粗豪之失，但在元诗中已称鹤立，“元诗靡弱，自虞伯生而外，唯吴立夫长句瑰玮有奇气。虽疏宕或逊前人，视杨廉夫之学飞卿、长吉，区以别矣”。吴莱重视古体也与吟社诗人互相交流有关。吴莱自称：“始予弱冠，时从黄隐君游。隐君讳景昌，字明远，世为婺之浦江人。自幼敦朴而开悟，及长益通五经、诸子、诗赋、百家之言。岩南公尝一再携予诣隐君质《春秋》。”这位由方凤带领吴莱前去受教的黄景昌，就是征诗活动中的第二十五名“槐窗居士”。黄景昌“长从方凤、吴思齐、谢翱游”“以古人论诗主于声，今人论诗主于辞，声则动合律吕，可以被之金石管弦，辞则文而已矣。乃集汉魏以来诸诗，各论其时代而甄别之，作《古诗考》”。吴莱曾去信与黄氏专门讨论此书，又为之作后序。他们之间的切磋影响，较然易见。

当黄溍、柳贯、吴莱等活跃于文坛时，元诗主体风貌已然形成，“虞杨范揭”四家称名于时，宗唐崇古的诗学观点渐次获得时代认同。从仇远提出甚获方凤认同的“近体吾主于唐，古体吾主于《选》”，到杨载主张“诗当取材于汉魏，而音节以唐为宗”，大约也正是吟社活跃到元诗兴盛这一时段。从元诗发展的时序来看，元初的南方诗坛，基本处在江湖诗风的笼罩之下，“宋元之际的诗人，大多早年都受到江湖诗派的影响”“如果不是元一统天下，可以预见南宋诗坛上江湖派必将‘一统江湖’，成为人数众多、压倒一切的主流派”。南宋与金南北分峙，造成了翁方纲所称的“程学盛南苏学北”的不同文化景观。元初的北方诗坛大抵沿袭金源一脉，“诗人多学坡、谷”。但是即使如此，其时的北人代表如王恽就已主张金诗“直以唐人为指归”。正如邓绍基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南渡后的金诗以唐人为归，那么与金代斯文一脉相承的蒙古王朝和元初诗坛，也就归于唐音了”，或者说“元初诗坛出现了宗唐呼声”。与南方宗唐的趋向类似，“从王恽传递的消息到卢挚、刘因的创作实践，诗歌宗汉魏晋唐的风气就在北方文坛上出现并形成了”。尽管南北诗风的发展具有不完全同步性，但是至延祐时期元诗南北融合的进程基本完成，以元诗四家为主体的宗唐诗风成为时代主流。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角度而言，元诗体现了元人力图在唐音、宋调之外，别辟蹊径的诗学努力方向。近体宗唐、古体崇《选》的“宗唐得古”之风，是为元诗主体风貌。而吟社诗人们标举兴象，振刷江湖末学的纤薄浮浅，并通过后吟社时代诸人传递这一诗学精神，不正代表了元诗初音的形成吗？

如果我们不反对元人自我认同、以元诗有别于唐诗与宋调、而能自成一代文学的“元音”的话，那么月泉吟社诗“虽不逮唐制，若曰元初夫自为一代，有唐之遗风”。在元音形成的进程中，吟社诗人与有力焉。翁方纲曾说，“元初之诗，亦宋一二遗民开之”，用意就在于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