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考古研究认为，中国是有古人类活动较早的地区。早在距今一百七十万年前，我国云南省元谋县境内便有原始人类生存活动，其后又有四五十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到一两万年前的山顶洞人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原始社会的人类，对自然界的依赖性很大，当时的生产活动只能是四处寻找搜集现成的食物，过着狩猎与采集的生活。早期的原始人茹毛饮血，居处山洞，生活条件十分恶劣，在还没有学会使用火的时候，只能以生水、生肉、野果为食，这样很容易感染寒湿而罹患疾病。人类为了保护自己免遭风雨和野兽的侵袭，选择栖身山洞或者构木为巢。在严冬季节，人们能躲避寒冷的方法也只有依靠太阳和一些原始的草制或皮制的衣具。原始人观察到太阳能带来光明和温暖，祛除严寒，自然万物有了阳光的照射才有了生命。因此，原始人对太阳的崇拜是不言而喻的。人们对太阳的崇拜实际是对光明和温暖的依赖，渴望改善寒冷侵袭的恶劣环境。

诸多学者认为从一百万年前的元谋猿人，到四五十万年前的北京猿人时期，相关考古证明他们都有用火的遗迹，但尚未表明能人工取火，或许只是在原始森林着火或火山爆发时发现火，并将火引进山洞。直到传说中“钻燧取火以化腥臊”的燧人氏时期，距今约二十万年前到几万年前，人们在制作工具的过程中，从加工石块每有火花溅出和钻木、锯木、刮木时木头会发热，甚至发生烟火等情况，获得了有益的启示，并在此基础上，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终于学会了钻木取火等人工取火方法。人工取火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原始人类的生活环境，饮食从生食到熟食转变，在居处生火，亦可躲避严寒，防御了寒湿对人体健康的伤害。尤其是人类由生食转变为熟食，大大缩短了人体消化食物的过程，减少了肠胃疾病的发生。如 《韩非子·五蠹》载：“上古之世……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了火，就可“炮生为熟，令人无腹疾”。因此，上古先民十分崇拜火，如传说中发明钻木取火的燧人氏便被人们尊为上古圣人之一。

不管是对太阳的崇拜、制作衣物、居住山洞或建造房屋，还是学会用火，都是原始人在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抗争中总结出来的生活经验。其中最重要的是与寒冷作抗争，御寒取暖，保全性命。因此，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寒冷就被当作为黑暗、疾病的象征，原始人大多数疾病的病因都与外界的寒冷以及食物的生冷分不开，故寒湿作为致病因素很早便受到了重视。原始人在学会使用火之后，发现一些疾病可以通过对身体某一部位进行固定的温热刺激进行治疗，早期如接受日光的照射，后来逐渐出现了采取火灸的办法。《素问·异法方宜论》说：“故灸焫者，亦从北方来。”这说明灸焫之产生与人们处在寒冷环境中的生活状况有着密切关系。原始人在烤火取暖的过程中，发现身体某些病痛能得到减轻或者缓解，逐渐地又用兽皮或树皮包上烧热的石块或砂土，贴附在身体的某一部位，用作局部取暖，且能保持较长时间的温热感，其解除某些病痛的作用也就更大，以此方法缓解受凉引起的腹痛及寒湿造成的关节痛等，这就形成了原始的热熨法。后经过不断改进，而形成了艾灸法。

综上而言，上古时期由于物质的匮乏，生活居处条件与环境的恶劣，生冷饮食、寒湿外邪侵袭往往是主要的致病原因，为了保护身体不受寒湿的侵害，原始人类在漫长的求生存过程中，学会了火的使用，以至到后来形成艾灸法，这都是在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中产生的，其目的在于保护机体的阳气，免除寒湿等病邪的侵犯。这也是原始医疗中最早的扶阳理念，对后来医学的形成和发展影响巨大。

夏商周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医药知识不断地积累和提高。据各种史书所载，尧舜禹时期，洪水泛滥，水灾为患，尧舜禹三代都为治理水患付出过巨大的努力，因此留下了大禹治水之故事。进入夏商周，洪水也是常见的灾害，商朝就因水灾等原因多次迁都。地处西南的古蜀国也因水患多次迁徙，杜宇、开明等几代古蜀帝王也致力于治水，以致后来都江堰的修建，都与水患有关。其余长江中下游地区、淮河流域的水患在夏商周时期也更为多见。因此古人一谈到巨大的灾难和危害，首先想到的便是“洪水猛兽”。水患成灾，寒湿性疾病、脾胃疾病自然多见。据 《左传·昭公元年》记载，公元前541年（周景王四年）秦国名医医和在为晋侯诊病时，用“六气致病说”来解释各种疾病的病因——“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菑。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明淫心疾。”其中，阴、风、雨、晦等几种致病因素都容易伤及人体阳气，导致寒湿性疾病。

先秦时代，一些药剂的使用也能体现温扶阳气的思想。如酒，至迟在夏代业已发明，除日常饮用外，常被用作祛寒、温通经络之剂。商代，还创制了中药的汤剂。商代以前，人们习用单味生药，且用重剂。到了商代，由于药物品种的增多和对疾病认识的加深，出现了复方。据史载汤液的创制者为商王成汤重臣伊尹。《史记·殷本纪》有“伊尹以滋味说汤”的记载，《资治通鉴》称伊尹“作汤液本草，明寒热温凉之性，酸苦辛甘咸淡之味，轻清浊重阴阳升降走十二经络表里之宜。”《甲乙经·序》亦谓：“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吕氏春秋·本味》提到伊尹在与商汤王的对话中，曾以医为喻：“用其新，弃其陈，腠理遂通，精气日新，邪气尽去，及其天年。”相传伊尹初为商汤之厨师，因才智出众，富有创见而被起用为右相。伊尹既精烹饪，又兼通医学，在加工食物烹调的过程中了解到一些药食两用药材的药性配伍，其中尤其以姜、桂为突出。伊尹说：“杨朴之姜，招摇之桂。”调味之品多为辛香之品，如姜、桂既是调味品，也是辛温发散的药物，多可祛除寒邪、湿邪，温通肢体、经络、脏腑，对于寒湿类疾病、肠胃疾病有良好的治疗作用。因此，伊尹所创制的汤液中，辛温之品应该占有不小的比例。

除伊尹外，先秦还有一些名医擅长温扶阳气之法，如扁鹊。据 《史记》记载，扁鹊过虢国，遇虢国太子尸厥假死，扁鹊指派弟子子阳研磨针石，用针刺取体表三阳五会穴以回阳救逆。不久，太子苏醒，扁鹊又让弟子子豹为太子行让温暖之气入五分的药熨，并用“八减之剂”混合煎煮，以之交替熨贴胁下，太子即能起身。再予调和阴阳，服药二十天而愈。扁鹊还曾说：“疾之居腠理也，汤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针石之所及也；其在肠胃，酒醪之所及也……”可见扁鹊善于应用药熨、酒醪、针刺回阳救逆等扶阳之法。

夏商周时期，人们的宗教思想和自然观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早先对自然和祖先的崇拜，已为宇宙间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天”所取代。“天”是世间万物的主宰，帝王则“受命于天”统治人间。人们对“天”十分崇拜，这在中国传统文化元典 《周易》中便有明显的体现。据 《周礼》 《山海经》等记载，上古伏羲画卦之后，夏商周三代传有“三易”，分别为夏之 《连山易》、商之 《归藏易》、周之 《周易》，《归藏》首坤而 《周易》首乾。因 《连山》《归藏》早已亡佚，故后人称 《易》一般都是指 《周易》。《周易》由经文部分的 《易经》与传文部分的 《易传》两部分组成，《易经》约成书于西周前期，《易传》约成书于战国时期，相传 《易传》为孔子及其弟子门人所作。

《易经》经文由卦爻象的符号系统和卦辞的文字系统共同构成，符号体系最基本的组成单位是爻，分为阴爻与阳爻。爻的图像是仿效天下万物运动变化而产生的。爻又组成卦，分为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八卦以及由八卦两两相配组成的六十四卦。六十四卦以乾卦为首，体现了古人对天的崇拜。乾卦为六个阳爻组成，象征天为至高至阳的，并用龙来比喻阳气。《易》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又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潜龙勿用，阳在下也……”孔子解释说：“潜龙勿用，阳气潜藏……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周易·系辞传》又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天为至高至阳，因此可见古人对天的崇拜。这一思想直接影响到了后世扶阳理论的发展，至清郑钦安先生，认为人体真阳根源于天，受天之中正之气而生，乾卦是世界万物阳气之源。

《周易》对阳气的重视多有体现。阳性主动，象征生机活力，万物的生长变化都是阳气生生不息的结果。《周易·系辞传》说：“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是故阖户谓之坤，闢户谓之乾，一阖一闢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天地之大德曰生。”可见 《周易》重视万事万物生生不息、生长变化的阳性变动，乃是一种恒动观的思想。六十四卦又有十二消息卦，表示阴气渐消之卦，称为消卦，如姤、遯、否、观、剥、坤等卦；表示阳气渐盛之卦，称为息卦，如复、临、泰、大壮、夬、乾等卦，以说明阴阳的升降往复，其中复卦一阳生于下，象征一阳来复， 《易·复卦》说：“七日来复，天行也。”由此可见，《周易》对阳气的生长运动是十分重视的，阳气代表了生机，阳气运动是天行其道，这对后世重阳思想有很深远的影响。

此外，先秦诸子著作中重阳思想也多有见。如 《管子·四时》中以春、夏为育、长，秋、冬为收、藏，阳为德，阴为刑，德始于春、长于夏，刑始于秋、流于冬。

秦汉时期，是中医学的理论与临床日趋成熟的时期。这一时期，既有 《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难经》等经典成编，又有公乘阳庆、仓公 （淳于意）、涪翁、程高、郭玉、张仲景、华佗等名医辈出。另一方面，儒家、道家、阴阳家等哲学对中医学的影响日益突出，西汉董仲舒儒学的兴起，曾对中医理论的发展有一定影响。

秦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汉王朝继之而兴，为了政权的稳固，统治者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思想以帮助其维持在意识形态上的统治地位。汉初“黄老学说”的休养生息虽然促进了当时生产力的恢复，但是其“无为而治”的主张却不利于封建专制制度的巩固。在此背景之下，董仲舒儒学应运而生。董仲舒是汉武帝时期著名的儒家学者，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天人合一”“法天尊君”等以“大一统”为特征的儒学思想，由于有利于封建政权的巩固，得到了统治者的大力推崇，以其巨大的影响力，自上而下地渗透到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汉代社会政治、文化等诸方面的主导思想。

董仲舒儒学主要包括天人合一、尊君、尊天法天等几个内容，在记载董仲舒儒学思想的著作 《春秋繁露》中多有体现。而“天人合一”“尊君思想”之根本又来源于“尊天思想”，即对天的崇拜。中国古代对“天”的崇拜，起源很早，早在儒学经典 《周易》中便已十分明显，而到了董仲舒时代，“尊天”思想愈演愈烈，“天”成为了万物发生的起源，自然万物、社会人事无不是“天”所发生的结果。在 《春秋繁露》中，董仲舒首先指出了“天”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由此来发挥“天人合一”的论调， 《春秋繁露·顺命》中说“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其次，董仲舒还进一步对“天”的特性作出了阐释， 《春秋繁露·天地之行离合根》认为：“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见其光……高其位所以为尊也，下其施所以为仁也，藏其形所以为神也，见其光所以为明也。”天的特性是高其位、下其施、藏其形、见其光。再有，因为天的至高无上，所以人世间从社会到人身都要“法天”“象天”“参天”，一切都要遵照“天”的原理而进行，《春秋繁露·王道通三》中说：“人生于天，而取化于天。”

在“尊天”思想的指导下，董仲舒儒学表现出了“重阳”倾向的特点，他认为天为阳、天尊地卑、阳尊阴卑、阳主阴从，《春秋繁露·阳尊阴卑》说：“阳常居于实位而行于盛，阴常居于空位而行于末。”同样的思想在 《内经》中亦有体现，如 《素问·生气通天论》篇中反复强调阳气的重要性。这一影响从 《内经》开始，一直延续下来，影响到后世中医学“重阳”的学术流派，成为这些学术流派的理论依据。董仲舒“重阳”思想根源于 《周易》，虽然目的只是为了确立社会生活中君臣父子之间的尊卑伦常关系，但这一思潮对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并辐射、渗透到了医学领域中来。

成书于秦汉时期的中医理论奠基之作 《黄帝内经》中也有“重阳”理论的体现。书中绝大部分篇章都运用了阴阳学说。《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又说：“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可以说阴阳就是从自然界中抽象出来的规律，并以对立统一或相反相成的属性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而生命的根本就在于阴阳二气的协调统一。此外，《黄帝内经》的其他篇章对“阳”也甚为强调，如《素问·生气通天论》等篇。

《素问·生气通天论》指出：“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是故阳因而上，卫外者也。”阳气在人体中的作用如同太阳在天体中的作用那样，不可或缺。天体中必赖太阳有规律地运行不息，才能光明爽朗、万物生化。人体中也有赖于阳气运行畅通，才能保持健康长寿。无论形体的强健、精神的聪慧，都以阳气充沛、不失其常为前提。本篇还对阳气受伤为病的因素进行了很多阐述，指出外邪对阳气的损伤，以及阳气不足容易招致外邪为病。同时也重视阳气过亢为病的情况，篇中说道：“阳气者，烦劳则张，精绝，辟积于夏，使人煎厥。目盲不可以视，耳闭不可以听，溃溃乎若坏都，汩汩乎不可止。阳气者，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人动则阳气相对亢盛，但若过于“烦劳”，则使阳气过亢，阳亢伤阴，久而不解则阴精衰竭，再逢夏季盛阳之气，使阴阳脱离而为“煎厥”。其病危笃，以致目盲、耳闭、汗出不止，病呈水堤溃坝不可遏止之势。

汉代的另一部中医经典著作，即张仲景的 《伤寒杂病论》则从临床的方面强调了阳气的重要性，同时奠定了“扶阳法”的治则、治法及方药基础。仲景生活在东汉末年，其时战火纷飞，疾病流行，仲景 《伤寒杂病论·序》中说他的家族原有两百多人，自汉献帝建安元年以来，不到十年的时间，就有三分之二因染疾病去世，其中死于伤寒病的占到十分之七。仲景因此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参阅 《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医籍，结合自己长期积累的临证经验，撰著了 《伤寒杂病论》这一不朽名著。由于战乱，原著不久即散失，经后人整理为 《伤寒论》与 《金匮要略》两部。《伤寒论》《金匮要略》不仅确立了辨证论治的原则，还成为后世“扶阳”理论的重要源头，许多仲景方都为郑钦安等扶阳医家所习用，被后世尊为“经方”，甚或“圣方”。

现流传的 《伤寒论》按辨太阳病脉证并治、辨阳明病脉证并治、辨少阳病脉证并治、辨太阴病脉证并治、辨少阴病脉证并治、辨厥阴病脉证并治等编次，全书三百九十八条、一百一十三方，以三阴三阳六经辨证统摄，辛温药物如桂枝、附子、干姜在全书医方中的运用相当广泛。据统计，《伤寒论》实载方112首，扶阳方占37首；《金匮要略》实载方258首，扶阳方有58首。

太阳病篇，以桂枝汤、麻黄汤为首，又有各种兼证及误治变证的治疗，其中充分体现了对人体阳气的重视。如太阳病发汗太过致阳虚汗漏并表证不解，其人恶风、小便难、四肢微急、难以屈伸，以桂枝加附子汤扶阳解表。太阳病误下，致表证不解兼损阳气而胸满、微寒，以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解肌祛风、温经复阳。若脾阳虚兼水气证，则以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等温阳化气行水。若脾气虚寒则以小建中汤、桂枝人参汤等建中、温中。若肾阳虚烦躁、水饮上泛头眩心悸等，则以干姜附子汤、茯苓四逆汤、真武汤等附子剂回阳、温阳、扶阳。若太阳蓄水则以五苓散化气行水等。

阳明病篇，虽以白虎汤、承气汤类为主，但亦有阳明中寒，中焦阳虚，浊阴上逆，食谷欲呕，以吴茱萸汤温胃散寒、降逆止呕。

少阳病篇，小柴胡汤为其主方。小柴胡汤为和解少阳立法，能疏解少阳郁滞之邪，方中柴胡、黄芩一升一降，柴胡轻清透表主升，黄芩苦寒泻热主降；半夏燥湿化痰，降中又能辛散，生姜辛温散寒，散中又能和降；人参、大枣、炙甘草甘温扶脾胃之气，转运中焦之枢机，亦体现了 《伤寒论》重视中气的学术思想。若少阳病兼水饮内结，则以柴胡桂枝干姜汤方和解少阳、温化水饮。

太阴病篇，多为太阴脾虚寒证，或因中阳不足、寒邪外犯、内伤生冷，或因太阳病误下、阳明病清下太过、邪陷中焦所致，其治疗原则为“当温之”。故太阴病多用温扶中阳之法，以四逆汤、理中汤之类治之。

少阴病篇，有少阴热化证、少阴寒化证之别。少阴寒化证为伤寒六经病变发展过程中的危重阶段，此时多正气虚衰、阳气不足、脾肾阳虚，故其提纲证为“脉微细，但欲寐”，皆为一派阳气衰微之象。治疗方面，少阴病脉沉者，则以四逆汤“急温之”，回阳救逆；阴盛格阳者，则以通脉四逆汤破阴回阳；阴盛戴阳下利者，则以白通汤通阳回阳；阴盛格阳严重者，则以白通加猪胆汁汤方破阴回阳、引阳入阴；少阴病阳虚水泛，腹痛，下利，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者，则以真武汤温肾利水；少阴病阳虚寒湿，身体及关节疼痛者，则以附子汤散寒除湿温经；少阴病吐利，手足逆冷，烦躁欲死者，则以吴茱萸汤温肾降浊。少阴病下利、便脓血、脾肾不固者，则以桃花汤温阳固涩；少阴病兼表，反发热，脉沉者，则以麻黄细辛附子汤温经解表，轻者以麻黄附子甘草汤；少阴病客寒咽痛则以半夏散及汤方散寒通阳、涤痰开结。

厥阴病篇，包含有寒热错杂、上寒下热、阴阳逆乱等证情，主治方药乌梅丸、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麻黄升麻汤寒热并用，组方亦能体现温阳理论，四逆汤、当归四逆汤、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吴茱萸汤则直接体现了扶阳一法。

除 《伤寒论》外，《金匮要略》中对扶阳法的运用也是非常丰富的，《金匮要略》中记载了四十多个杂病的辨证治疗的内容，其中对温阳、通阳、回阳、散寒、祛阴等扶阳法的运用亦十分广泛。仲景对扶阳法的灵活运用堪称历代医家扶阳理论的圭臬，对千余年后的郑钦安影响也颇大，郑钦安 《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两书的扶阳法多用仲景经方或参合仲景法度配伍的自拟方。故仲景 《伤寒杂病论》实为扶阳一派方药之滥觞，后世扶阳一脉的理法方药多从 《伤寒杂病论》中扶阳诸方、诸条变化而来。

东汉末年的另一著名医家华佗，未留下医著。今有 《中藏经》（又名 《华氏中藏经》或 《华佗中藏经》）为后世晋唐时人托名华佗之作。《中藏经》虽为托名，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华佗的医学学术思想。《中藏经》亦有较为明显的温阳倾向。如 《中藏经·阴阳大要调神论第二》说：“天者，阳之宗；地者，阴之属。阳者，生之本；阴者，死之基。天地之间，阴阳辅佐者，人也。得其阳者生，得其阴者死。”强调了阳气对于人体的重要性。

魏晋隋唐时期扶阳理论与这一阶段中医学的整体发展状况是密不可分的，同时还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有着极大的联系。若根据社会状况对这一阶段做进一步的区分，则可以隋之一统为界限，前期以战乱频繁为主要社会特征的魏晋南北朝，和后期以社会一统为主要特点的隋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东汉延康元年 （公元220年），曹丕袭魏王位，废献帝自立，定国号为魏，建元黄初。公元221年，刘备于成都称帝，国号汉，史称“蜀汉”。公元222年，孙权于建业称吴王，八年后称帝。自此三国鼎立局面形成。公元263年魏灭蜀，公元265年司马炎代魏立晋，史称“西晋”，并于280年灭吴，华夏归于一统。公元316年，匈奴政权亡西晋，自此北方陷入“五朝十六国”的战乱时期，前后出现20个割据政权。百余年后鲜卑政权北魏统一了北方，方获百年相对稳定，后又分为东魏、西魏，不久即被北齐与北周所代。公元581年，隋代北周。另一方面，在中国南方，公元317年司马睿在建康称帝，史称“东晋”，百年后为宋所代，历经宋、齐、梁、陈四朝更替，于公元589年为隋文帝所灭，中国复归一统。

这段时期虽然是中国社会战乱频繁的时期，但也是各民族大融和时期，是一个孕育了辉煌科技成就的时期。此间，被认为化学之始的道家炼丹术将炼丹药引入医疗，丰富了中药学的内容。这一时期随着佛教的兴起和道教的流行，“独尊儒术”的局面明显发生改变，儒、释、道三家逐渐形成并列局面，这时的医家，大多为儒、释、道之名流，故其医学理论也自然受到儒、释、道的影响。

虽然这也是一个名医辈出的时代，但因为众多医籍的亡佚，使得我们对这一时期的了解一度有限。随着近年对魏晋南北朝医籍辑录工作的开展，对这一时期医学发展的认识有了新的进展。据 《隋书·经籍志》记载：这一时期医书约三百余种，而医方有一百六七十种，其中就包括了著名的 《肘后方》《小品方》等。

隋朝建立后，中央集权加强，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发展与各民族的融合，然历时未久又陷入动荡。公元618年，李渊攻占长安，建国号“唐”，并于624年统一全国，自此中国社会进入封建制度的鼎盛时期，社会的安定、经济的繁荣，以及科技的进步都为医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统治者亦重视图书的收集，且重视正规的医学教育，政府开设了医学专门学校。在这种环境下，魏晋南北朝的医疗实践得到了很好的整理与继承，并在此基础上继往开来，出现了许多大型的医书。如 《诸病源候论》 《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新修本草》等，这些著作的出现，与当时繁荣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密切相关。

魏晋南北朝是社会动荡、战争连绵的时期，这种状况一方面使得医家们有更多的机会进行大量医治伤病疾苦的实践机会，一方面却又对医籍的流传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许多古医籍及当时医家的著作，因战火而散佚，以致今天我们对魏晋南北朝医药发展的认识十分有限。

在那个时期，对后世中医学发展与扶阳理论发展影响最大的当首推王叔和。王叔和名熙，汉末至西晋期间高平人，后魏高湛 《养生方》称王氏“专好经方，洞识养生之道”，唐甘伯宗 《名医录》谓其“性度沉静，通经史，穷研方脉，精意诊切，洞识摄养之道，深晓疗病之说”，清余嘉锡 《四库提要辨证》言为张仲景之亲授弟子。

王氏著述 《脉经》厥功甚伟，而最重要的还是他收集和整理张仲景的 《伤寒杂病论》，重阳气是医圣张仲景的重要思想，其著作中有大量运用姜、桂、附的内容，是后世扶阳学派发展的重要基础。然而由于战乱的原因，《伤寒杂病论》成书后很快便遗失于战火之中，幸亏得到西晋太医令王叔和的精心收集和整理， 《伤寒论》才得以重新流传于世。对于王氏编次 《伤寒论》，虽然后代医家对其毁誉不一，但其保存仲景之学却功不可没。

这一时期对伤寒的认识也在逐渐发生着变化。与秦汉时期将温病、时行完全隶属于伤寒不同，当代的医家们已经开始对三者进行区别，如 《肘后备急方》认为三者病因不同，《小品方》则提出不仅病因异气，而且“解宜不同，方说宜辨”。这种认识不仅对后世温病学的发展有积极意义，也对扶阳法的适用范围更加明确，对扶阳学派的发展也有重要的意义。

皇甫谧名静，字士安，自号玄晏先生，安定朝那 （今甘肃平凉，一作灵台）人，后随其叔父移居至河南新安 （今河南渑池附近）。其幼时不好读书，二十岁后才发愤读书，竟至废寝忘食，终成为当时著名文人。晋武帝曾征召他入朝为官，他婉言辞绝。由于他身体素弱，加之长年劳累，又受当时社会上服食之风的影响，后竟罹患风痹，十分痛苦，几至自杀。自此立志学医，终有成就，尤其精通医学理论与针灸。

皇甫谧将 《灵枢》 《素问》 《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书全文重新分类整理，写成了《针灸甲乙经》，《素问》《灵枢》的主要内容都被该书所概括，因此可以说是 《黄帝内经》的最古传本，对于 《黄帝内经》中重阳思想的传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在内经理论的传承中，南朝齐梁时期医家全元起亦有重要贡献，其所著 《内经训解》是已有 《黄帝内经》的最早校注本，虽已亡佚，但在林亿校订的 《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中，尚可见到其编排的卷目次第和少量注文。

王冰，号启玄子。约生于唐景云元年 （公元710年），卒于贞元二十年 （公元805年），唐宝应中 （762-763年）为太仆令，故称为王太仆。王氏究心于医学，尤嗜 《黄帝内经》，自天宝九年 （750年）至宝应元年 （762年），历时十二年之久，注成 《素问》24卷，合81篇，王氏对运气学说很有研究，其理论见解记述于补入的七篇大论的注释中，为后世运气学说之本。对辨证论治理论也有所发挥，如治疗元阳之虚，主张“益火之源，以消阴翳”，成为迄今临床治则的名言之一。其所注的 《素问》对于内经重阳思想的传承具有重要意义。

皇甫氏精于针灸之法，而灸法更是扶阳的一类重要外治方法。《针灸甲乙经》中灸法有详细论述，如其论施灸壮数，每次3～5壮，其中头、面、颈、肩、背等处，多为灸3壮；脑、腋、腹部，多为灸5壮；最少者为井穴，只灸1壮；最多者为大椎穴，可灸9壮；个别穴位如环跳者，灸50壮。除 《针灸甲乙经》中论述针灸之法外，尚有魏晋曹翕所著 《曹氏灸经》专论灸法，是书虽佚，其佚文尚可见于六朝陈延之的 《小品方》中，隋唐医家杨上善的 《太素》、孙思邈的著作中亦有引内容。如孙氏论灸法壮数时，称“曹氏灸法，有百余壮者，有五十壮者，《小品方》诸方亦皆有此，仍须准病轻重以行之，不可胶柱株守”，尤其葛洪 《肘后备急方》更强调灸以补阳的理念，以一壮、三壮、五壮、七壮为基数，然后以七为倍数加壮、为二七壮、三七壮、四七壮等，其先阳后阴，从阴到阳，以阳治阴等治疗原则，体现了其扶阳的学术思想。

南北朝时期有 《秦承祖明堂》 《岐伯灸经》等，对灸法所论颇精，很受唐宋医家重视。今虽已佚，可于 《外台秘要》《太平圣惠方》中见其端倪。如 《太平圣惠方》引 《岐伯灸法》之论灸治中风的问对：“黄帝问岐伯曰：凡人中风，半身不遂，如何灸之？岐伯答曰：凡人未中风时，一两月前，或三五个月前，非时，足胫上忽发痠重顽痹，良久方解，此乃将中风之候也，便须急灸三里穴与绝骨穴，四处各三壮，后用葱、薄荷、桃、柳叶四味煎汤，淋洗灸疮，令驱逐风气，于疮口内出也……常令两脚上有灸疮为妙。凡人不信此法，或饮食不节，酒色过度，忽中此风，言语謇涩，半身不遂，宜于七处一齐下火，灸三壮，如风在左灸右，风在右灸左。一百会穴，二耳前发际，三肩井穴，四风市穴，五三里穴，六绝骨穴，七曲池穴，右件七穴，神效极多，不能具录。依法灸之，无不获愈。”

此外，南朝龚庆宣的 《刘涓子鬼遗方》尚记载有烧烙法、火针方治疗脓深难见的深部脓肿，属外治法中的扶阳法。陶弘景 《养生性延命录》所述按摩养生法也具有扶阳的性质，如“平旦以两手掌相摩令热、熨眼三过，次又以指搔目四眦，令人目明”“摩手令热雷摩身体，从上至下，名曰于浴，令人胜风寒时气热，热头痛，百病皆除”“摩手令解以摩面，从上至下，去邪气，令人面上有光彩”。

南朝梁许胤宗曾以药物熏蒸法为陈国柳太后治疗，以黄芪防风汤置于床下，熏蒸令药气如烟雾，入病人腠理而奏效。

唐时官方重视外治法，在太医署医学教育分科中，将角法 （即拔火罐疗法）纳入到了外治法的独立学科中。《外台秘要》中记载了两种新的针角法，即水蒸气拔罐法和针刺拔罐法。

唐户部尚书崔知悌亦擅长针灸，审病制方颇多新意，其著述以 《骨蒸病灸方》最为著名，被收入 《外台秘要》名为“灸骨蒸法图”。

晋唐时期的医家对附子、乌头、天雄等的区分比较讲究，而后世医家中明确强调使用者却不多，而对附子的这些认识对扶阳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有重要的作用，这种区分以《雷公炮炙论》论述最为详细。

《雷公炮炙论》为南朝刘宋时期雷敩所著，为我国最早的中药炮制学专著。书中雷氏对于附子类药物区分比较详细，称附子有“乌头、乌喙、天雄、侧子”等差别，其形态、用法有所不同。“乌头少有茎苗，长身乌黑，少有旁尖；乌喙皮上苍，有大豆许者孕八、九个，周围底陷，黑如乌铁。宜于武火中炮令皴坼，即劈破用。天雄身全矮，无尖，周匝四面有附孕十一个，皮苍色，即是天雄。宜炮皴坼后，去皮尖底用。不然，阴制用并得。侧子，只是附子旁有小颗附子如枣核者是，宜生用，治风疹神妙。木鳖子，只是诸喙、附、雄、乌、侧中毗槵者，号曰木鳖子，不入药中用，若服，令人丧目。若附子，底平、有九角、如铁色，一个个重一两，即是气全，堪用”，孙思邈 《备急千金要方》也强调：“此物大毒，难循旧制……凡用乌头，皆去皮熬令黑，乃堪用，不然至毒人。特宜慎之。”

葛洪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为东晋丹阳句容 （今江苏省句容县）人，为这一时期代表性的医药学家之一，其著有 《肘后备急方》。所谓备急，即于急难之时有奇效，因此这本书记载了许多急救方法，其中有许多扶阳之法的运用。如治疗自溢死可“以热血沥口中、并以竹筒吹其下部，极则易人，气能下即活”；以雄黄、麝香、干姜等分捣碎，治疗蜂螫或蛇咬伤，其效“神良”；以及烧灼止血等。

葛洪虽为句容人，后却客居岭南，其著作在当时的岭南医学有一定代表性，有学者对晋唐时期的岭南医案进行收集整理，其中大多以葛洪医案为主。晋唐时期岭南医案中，姜桂附三药合用者，姜附合用稍多，桂枝与其他二药合用者无。治疗病种有瘴疠、风痰厥、虚冷吐泻、喉痈。常用方有生姜附子汤、三建汤、独乌汤、附香汤。

孙思邈，世称孙真人，后世尊其为药王，唐京兆华原 （今陕西耀县）孙家塬人，约生于隋开皇元年 （公元581年），卒于唐高宗永淳元年 （公元682年）。他历经隋唐两代，知识渊博、医术精湛，对民间医疗经验极为重视，常不辞辛劳，跋山涉水，为得一方一法而不惜千金。他不仅精于内科，且擅长外科、妇科、小儿科、五官科、眼科，并对摄生、食疗、针灸、炼丹等都有研究，其著有 《备急千金要方》和 《千金翼方》。

晋唐炼丹服石之风，也影响了孙思邈， 《备急千金要方》等著作中即杂有石药的影响。钟乳石、白石英、硫黄、赤石脂等被广泛地组合入各类补虚益损的方剂中，引为强身延年要药。但其中也不乏对扶阳方法的探索，例如使用钟乳石、紫石英、白石英、硫黄等矿石类药物配合桂枝、附子、干姜等药，作为接补真气、元阳之用。

孙思邈温阳补虚的治法用方经验主要集中在 《备急千金要方》卷11至卷20。如内补当归建中汤、内补芎 汤、大补中当归汤等均以小建中汤为基础；羊肉当归汤、羊肉杜仲汤、羊肉生地黄汤等，均以仲景之当归生姜羊肉汤为基础。他还将桂枝、附子、人参等温阳益气药，配伍干地黄、山萸肉、玄参、麦冬、芍药等滋阴之品，制成无比薯蓣丸、肾沥汤、鹿角丸等。

东汉张仲景深刻领悟到扶助阳气在伤寒和杂病治疗中的重要作用，特别善于用辛温辛热之品温扶阳气。晋唐以降数百年间，由于 《伤寒杂病论》未能广泛传播和流行，故对 《伤寒杂病论》的研究不够深入，也就影响到扶阳思想和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同时，晋唐时期盛行炼丹服石之风，从上层社会帝王士大夫到民间，甚至不少医家竞相效仿，服石成风，不少人深受其害，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和淡化了扶阳方法的深入探究。

相对于晋唐医学对扶阳方法研究的迟缓与不足，宋金元时期则伴随着整个中医药学术的繁荣，随着一些中医学思想和思辨方法的创新以及临床医学的全面发展，扶阳理论及其临床运用亦承前启后，尤具特色，不但更加重视阴证的危害，而且对阴证的病因、辨识及其治疗方法都有极大的丰富和发展。

宋金元时期充分认识到阴证危害甚大而较阳证尤为难治，特别重视对伤寒阴证的研究。王好古认为“伤寒，人之大疾也，其候最急，而阴证毒为尤惨，阳则易辨而易治，阴则难辨而难治。”根据感受阴邪的轻重和阳气受损的程度，一些医家讨论了“阴毒”学说，认为阴毒是指阴气独盛，阳气暴绝的一类病证。《阴证略例·活人阴证例》云：“大抵阴毒本因肾气虚寒，或因冷物伤脾，外伤风寒，内既伏阴，外又感寒，或先外寒而内伏阴，内外皆阴，则阳气不守。”由此可见，阴毒的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者病邪性质上属于阴，且阴邪盛极而成毒，同时阴邪盛极，严重损伤阳气；二则肾气虚寒是导致阴毒证候形成的关键因素，内已伏阴，外又感寒，或先外寒而内伏阴，内外皆阴，则阳气不守。可见三阴病由于阳气的虚损较重，易见死候。

《伤寒论》中的三阴证，多以外邪传变和直中立论。金元时期，已经明确阴证的产生是内外因相合所致，而更强调内因在阴证发病中的重要性。本气先虚，内已伏阴是形成阴证的主要关键，外感寒邪，内伤冷物，都只是外在条件，本气虚实才是发病的内在依据。而在阴证形成的外因中，王好古独具创见地阐述雾露雨湿不仅可袭人之肌表而致病，而且可以口鼻为侵入途径，形成内感阴证，补充了除风寒侵袭肌表而导致的阴证之外的阴寒病证，扩大了阴证的范围。

阴证病情复杂，假象变证众多，临证较难辨别，应于细微处加以审辨。宋代朱肱提出了阴阳证辨识的一些症状要点，对于阴阳证候的鉴别诊断具有指导意义。其谓：“阳候多语，阴证无声，阳病则旦静，阴病则夜宁，阳虚则暮乱，阴虚则夜争。阴阳消息，症状各异。然而物极则反，寒暑之变，重阳必阴，重阴必阳，阴证似阳，阳证似阴，阴盛格阳，似是而非，若同而异，明当消息，以法治之。”王好古论述阴证的证候特点为：“身静，重语无声，气难布息，目睛不了了，鼻中呼不出吸不入，往来口与鼻中气冷，水浆不入，二便失禁，面上恶寒，有如刀刮。”许叔微对于真阴假阳之征，特立 《阴证似阳歌》辨识阴证似阳之证，认为外证为阳属假象，脉象能体现疾病的本质所在，虽见“烦躁面赤身微热”，但如果脉为沉微，应视为阴证似阳的戴阳证。朱肱云：“假令身体微热，烦躁，面赤，其脉沉而微者，皆阴证也。身微热者，里寒故也；烦躁者，阴虚故也；面戴阳者，下虚故也。”

朱肱认为中医治病，一定要三因制宜，所用方药要因人、因地、因时而异。秋时气凉，当将息以温。冬时严寒，当食以热，君子扶阳气以养阴之时也，不能认为阳气在内，而妄用凉药伐本逆根。太阳证，治疗须用汗法。朱氏认为“桂枝汤自西北二方居人，四时行之，无不应验。自江淮间，唯冬及春初可行”，又谓：“江淮间，惟冬及春可行之，自春末及夏至已前，桂枝证可加黄芩一分，为之阳旦汤。夏至后有桂枝证，可加知母半两，石膏一两，或加升麻一分。”且认为“伤寒发表，须当发汗，亦自不同。春不可大发汗，以阳气尚弱，不可亟夺，使阴气胜于时。冬不可汗者，以阳气伏藏，不可妄扰。不问伤寒、中风，并数与桂枝麻黄各半汤，或得少汗而解，或无汗自解。夏月天气大热，玄府开，脉洪大，宜正发汗，但不可用麻黄桂枝热性药，须是桂枝麻黄汤加黄芩、石膏、知母、升麻也。”可以看出，朱氏认为当随地域和四时气候变化注意汗法的轻重，用桂枝汤、麻黄汤应加减，以免误汗伤阳。朱肱对汗法的运用，不仅没有违背仲景理法方药之旨，而且是对经方运用的发展和创新。

北宋医家韩祗和有感于仲景对三阴病证治的不足，他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创立了多首温中方剂，丰富了伤寒三阴病的证治。如病人两手脉沉迟或缓或紧皆是胃中寒也，用温中汤、七物理中丸治疗，以羊肉汤 （羊肉、当归、牡蛎、龙骨、桂枝、黑附子、葱白）治疗下焦虚寒之证等。南宋严用和著 《济生方》一书，立论精要，制方切合，善于创新，后世称其方论有“微言精要，信为司命绳墨”之谓。方论中以附子命方名达20首之多，制方有继承有发挥，关键在其灵活变通。如把仲师之肾气丸和真武汤变通，不减附子，创制济生肾气丸和实脾饮而流传后世。

南宋名医许叔微精研伤寒，善于以阴阳为纲辨识疾病。在扶阳方法运用上重视脾肾关系，在培补脾肾阳气方面，较之前人有新的认识，常常使用脾肾双补，先后天并温，补火生土的治法。他把肾气真火与脾胃比喻为“薪”与“釜”的关系。许氏在 《普济本事方·心小肠脾胃病·二神圆》云：“有人全不进食，服补脾药皆不验……此病不可全作脾虚。盖因肾气怯弱，真元衰劣，自是不能消化饮食，譬如鼎釜之中，置诸米谷，下无火力，虽终日米不熟，其何能化？”因此，凡遇到脾元久虚，泄泻不止或消渴的病症，每责之肾火式微，真元虚惫，而用附子、肉桂、补骨脂、肉豆蔻等暖补肾气，补火生土，这对后世命门学说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影响。如治脾元虚所致的浮肿，创制“实脾散”，既用草果、干姜温运脾阳，又以附子为君药温壮肾阳。

严用和在强调重视脾肾的基础上，提出了补脾不若补肾的学术观点。在重视脾胃功能的同时，更强调肾中命门真火的作用。他说：“凡不进饮食，以脾胃之药多不效者，亦有谓焉。人之有生，不善摄养，房劳过度，真阳衰虚，坎火不温，不能上蒸脾土，冲和失常，中州不运，是致饮食不进，胸膈痞塞，或不食而胀满，或已食而不消，大便溏泄。此皆真火虚衰，不能蒸蕴脾土而然。古人云，补肾不如补脾，余谓补脾不如补肾。肾气若壮，丹田火经上蒸脾土，脾土温和，中焦自治，膈能开矣。”对于这类病证多采用温补的方法治疗，方可选八味丸等。自此以后，明代温补学家在论述脾肾和命门的时候大多推崇严氏之说。

窦材认为人体的阳气与脾肾二脏关系最为密切，他说：“肾为一身之根，脾为五脏之母”；许叔微“脾肾乃一身之根蒂。”因此，在临证施治上重要的是温补脾肾之阳。从《扁鹊心书·附窦材灸法》所列五十余种病证的辨证来看，其中三十余种病证为脾肾阳虚；再从书中所载四十余则医案分析，也有一半以上是用温补脾肾之法，可见其对脾肾二脏的重视程度。

阳气主升、主动，阳气宜于升发，反则为病。脾胃是人身气机的升降枢纽。脾主升，胃主降，两者一升一降，使人之气机生生不息。升与降，两者并不是平行并列的，但起主导作用的是升，脾阳不升，是许多疾病发生的主要原因。升阳是指用升提阳气的药物以解除人身中清阳不升或下陷等功能障碍。值得指出的是，补脾、升阳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补脾的关键在于升阳，补脾胃而不升阳即是呆补；补脾则是升阳的根本，升阳而不补脾胃则是无根之升，即只能升散而不能升阳。如 《临证指南》指出，“东垣大升阳气，其治在脾。”这就说明，阳气升发的关键在于脾。

金元时期补土派的宗师李东垣尤重于脾胃的虚损和阳气的升发，其论述脾胃总与元气和阳气升发联系起来，治疗上并非仅着眼于补脾，而是从培补升发元气的角度立方用药，创立“脾胃论”，自成一家。李东垣身处金元时代医学界“新学肇新”之际，他在张元素脏腑辨治革新思想启示下，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其时正是中原战乱时期，人民辗转于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活之中，认为劳役过度、饮食不节、精神的恐惧和紧张乃是形成内伤病的重要原因，严重损害脾胃之气，进而损伤元气。李氏精研 《内经》《难经》，他发挥了 《内经》“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之论。在生理上，认为“脾胃为元气之本”，脾胃为人体精气“升降的枢纽”，只有脾气升发，水谷之气上升，元气才能充沛，生机才能活跃，阴火才能降藏；在病理上，认为内伤的发病机理是元气不足，阴火亢盛，脾胃气虚，升降失常，所谓“内伤脾胃，百病由生”，因而从脾胃立论，强调补土，并创立了一系列的理脾方剂，以“补土派”砥立医林；在治疗上，李东垣重视调补脾胃，主温补，即以理中、建中之旨运用，主张“益气升阳”“甘温除热”等法，喜用升、柴等升阳之药，以助脾胃升发之性。《医宗必读-四大家论》中说：“东垣以扶脾补气为主，气为阳，主上升，虚者多下陷，故补气药中加升麻、柴胡，升而举之，以象春夏之升。”清代张珞《诊宗三昧》中说：“培土以发育万物，故常从事乎升阳。”李氏的脾胃学说，无论对养生学、预防医学、临床治疗等都开拓了广阔的研究领域，充实和发展了中医学。

王好古师承张元素、李东垣之学，而有所发展，他的学术成就，主要是对阴证的深入研究和发挥。其所著 《阴证略例》一书，掇取前贤有关阴证论述之精要，集为大成，并参以己见，进行了新的阐发。在阴证病因学上，不囿于伤寒外感之说，而重视内因在发病学上的作用，使阴证的认识从伤寒外感阴证发展到内伤杂病阴证。他把伤寒学说与脾胃内伤学说有机地结合起来，内伤与外感兼论。在发病学上，强调内因的作用，认为无论内伤与外感的发病，都在于人体正气先有虚损。对阴证的辨证，着重在厥阴、少阴、太阴三阴阳虚病证，治疗偏重温补，分三阴用药，更主张温养脾肾，以附子等为主药。王氏的阴证学说，扩展了仲景 《伤寒论》治内伤杂病的范畴，对明清的温补学派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元代医家罗谦甫居李东垣门下凡十数年，故诊病制方多采摭东垣精义而随机应变。在许多验案中，罗氏不但将东垣益气升阳、调补脾胃的学术精华阐发无遗，更为突出的是罗氏善用辛热温药扶补阳气。如以四逆汤温救四肢逆冷、口鼻气冷、时发昏愦之重证伤寒，以黄芪建中汤加附子、芍药温阳健脾治疗刘仲美脾胃虚寒腹痛案，以托里温经汤治“寒覆皮毛，郁遏经络，热不得升聚而赤肿”之外疡重症，其卓著的临床疗效，均反映罗氏在东垣用方的基础上温扶阳气，善用热药的证治特色。

魏晋时期服金石之风至宋尚存，加之宋代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偏于辛香燥烈之药较多，这些必使人体阴液耗劫而邪火内盛以致各种杂病。许叔微根据自己的临床所得指出，服食补剂当要分辨肾阴和肾阳。补肾阳尚可温燥，但也需刚柔相济。补肾阴则必须滋润，慎用刚剂。如其所述：“脾恶湿，肾恶燥，如硫黄、附子、钟乳、炼丹之类，皆刚剂，用之人以助阳补接真气则可，若云补肾，则正肾所恶也。”许氏此言，为众多性猛、剽悍、燥烈之散石方药，明确了临床应用范围，并警示误用、久用的危害。他的补肾方剂，大多避刚燥而主以温润之法。许氏所指补肾，包括补益肾精和暖补肾气。除配合健脾之品以外，补精每以地黄、鹿茸、肉苁蓉之品；暖补肾气则以附子、肉桂之属。此后严用和在 《济生方》中对扶阳方剂的配伍原则，明确提出“必使刚柔相济，佐使合宜，既欲用一刚剂专而易效，须当用一柔剂制其刚”，这种深刻的认识，孕育了后世扶阳兼以滋阴之药的配方思路。其虽主以补肾以温润滋养，但若见肾阳虚寒者，也并非弃温热之品，如用椒附丸温补肾气治“肾气上攻，项背不能转侧”，金锁丹治“遗精梦漏，关锁不固”，用硫黄、附子等为主药温中回阳，如以黑锡丸治疗“元藏虚冷，真阳不固，三焦不和”。对少阴病重症，许氏常以金液丹、来复丹、破阴丹治疗，以硫黄等燥热之性，来挽救垂危之真阳，三方皆为成药，以备不时之需。

灸法具有温补中气、回阳救逆、温经通络、行气活血、祛湿逐寒、消肿散结的作用。其防病治病、强身保健和益寿延年的作用已为大量的临床实践所证明，其适应证较广，尤其适用于阳虚、阴寒之邪为患及经药物、针刺等治疗效果不佳的病证。因此，灸法是体现“扶阳抑阴”思想的重要载体和手段。晋唐时期重视灸法的趋势一直延续至宋代，而宋代针灸经络理论的进步，为艾灸疗法在宋金元时代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基础。

宋代许叔微师法仲景，主张阴毒、阴证、阳微之证最宜灸。主张以灸药并重。除临床用药之外，还在“灸可温补”原则的指导下，采用灸法治疗肾元不足诸证，在具体取穴上，擅用关元、气海以及肾俞三穴。其灸法运用的理论思想和具体方法为宋金元时期其他医家提供了重要的借鉴。罗谦甫重视灸药并用以温扶阳气，散寒除湿止痛，如治“赵运使夫人，年近六十，病脐腹冷痛，相引胁下，痛不可忍，反复闷乱，不得安卧，乃先施灸法，取中庭穴 （任脉穴），艾灸五壮，任脉气所发，后以当归四逆汤温经散寒通脉止痛”，水煎温服，数服而愈。某七旬翁，病自利完谷不化，脐腹冷痛，足胫寒，证属寒湿合病，“法当急退寒湿之邪，峻补其阳，非灸病不已”，乃先以大艾壮，于气海灸百壮，“补下焦阳虚”，次灸足三里各三七壮，“治胫寒而逆，且接引阳气，下又灸三阴交，散足受寒湿之邪”，遂以辛热之附子、干姜、肉桂温经散寒，人参、草豆蔻、甘草温中益气，白术、半夏辛温燥湿，并作大剂服之，不数服，泻止痛减，十日平复。

而在运用灸法治疗阴证，扶助人体阳气方面卓有建树者则首推南宋医家窦材。窦材积大半生之心血，晚年撰成 《扁鹊心书》，以擅用灸法为特点，其理论指导原则为“保扶阳气”。在 《扁鹊心书》上卷 《顺识扶阳》中云：“为医者，要知保扶阳气为本。”窦氏非常强调阳气在人体生命活动中的重要性。认为真元为一身之主宰，为天气之所生，为阳热所激发，故养生治病“须识扶阳”，且“热病属阳，阳邪易散易治，不死。冷病属阴，阴邪易伏，故令人不觉，久则变为虚寒，侵蚀脏腑而死。”因此，扶阳抑阴乃养生治病的大法。他继承了 《内经》的有关思想，认为阳气的盛衰是人体生长衰老的标志，阳气的有无则是人生死存亡的关键。他说：“阳精若壮千年寿，阴气加强必毙伤”，“阴气未消终是死，阳精若在必长生。”强调指出，人至晚年阳气渐衰，故手足不暖，下元虚惫，动作艰难。《须识扶阳》中云：“盖人有一息气在则不死。气者，阳所生也。故阳气尽必死。”将死亡的根本原因归结为阳气的耗竭。由于窦材在生理、病理上重视人体的阳气，因此，在疾病的防治上就特别注重保扶人体阳气。在临床治疗上，窦氏主张“保扶阳气为本”，忌用转下，禁戒寒凉。他认为：“寒苦转下之药，动人脏腑，泄人元气”，“溺于滋阴苦寒之剂，殊不知邪之中人，元气盛则能当之，乃以凉药冰脱，反泄元气，是助贼害主也。”转下、寒凉之药皆能损伤阳气，故窦氏特列条目，以诫医者。如何温扶阳气，窦氏提出三个重要的方法，提倡“灼艾第一，丹药第二，附子第三”，把用灸法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主要通过艾灸来达到温扶阳气的目的。从 《扁鹊心书》的记载来看，虽包括近百个“神方”，每种病症治疗中也不单独仅用针灸，但实以灸法内容为主，可谓是一部灸法专书。从该书内容上分析，以灸法温扶阳气主要体现在预防和治疗方面。如 《扁鹊心书·须识扶阳》中说：“人于无病时，常灸关元，气海，命关 （即食窦穴）、中脘，再服保元丹……虽未得长生，亦可保百余年寿矣”，强调了灸法对人体养生的作用。窦氏在治疗疾病中，施灸穴位有29穴，其中用得最多的是关元、气海、命关 （即食窦穴）、中脘四穴。其谓关元穴能使“肾气复长”，食窦穴“能接脾脏真气”，并强调“脾肾为一身之根蒂”。对临床各科疾病的治疗都以上述四穴灸治为主。窦氏施灸一般一次一穴，多则2～3穴，每穴少则20壮，多则300壮，一般则在50～200壮，灸治特点为取穴少而壮数多。如《扁鹊心书·大病宜灸》中说：“世俗用灸，不过三五十壮，殊不知去小疾则愈，驻命根则难。”此外，在强调用灸的同时，又指出有些病证需先用灸后用药。如其治一伤寒病，先用烈火施灸，待患者开眼思饮食，再进姜附汤而愈。窦氏关于灸法的论述，对后世影响较大。

王执中 《针灸资生经》对于灸疗方法的叙述非常丰富，集宋以前艾灸治疗之大成，对我国灸疗法的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王执中提倡养生保健灸，《针灸资生经》中记载了一部分保健灸的经验。重视元阳对养生保健的作用，常灸气海、神阙等穴，认为气海是元气所生的地方，“人以元气为本，元气不伤，虽疾不害；一伤元气，无疾而死矣。宜频灸此穴，以壮元阳”，第三卷 《溏泄》：“予尝患痹疼，既愈而溏利者久之，因灸脐中，遂不登溷，连三日灸之，三夕不登溷，若灸溏泄，脐中第一，三阴交等乃其次也”，脐中为胎儿吸收母体营养的通道，为先天生命之源，若神阙以艾灸之，火气可鼓舞肠胃功能，对溏泻、久痢，命门火衰，虚损而脉沉弱者灸之，无不痊愈。王执中主张灸药并重，不可偏废一方。《针灸资生经》灸药并用的论述随处可见，如“若心腹痛而后泄，此寒气客于肠间云云。灸关元百壮，服当归缩砂汤。”

由于宋代统治者高度重视医学和养生学，大量吸收有文化素养的儒生学医，因此儒而知医成为一种时尚，文人热衷于养生的风气达到了空前的兴盛，形成了宋儒养生流派，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养生类作品和宝贵的养生思想以及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养生方法，这些养生方法中有不少包含着注重保养人体阳气的养生思想，如静坐、炼气、间接服食丹药等。朱熹在注释 《周易》时说：“安静以养微阳也。”微阳即 《内经》所云之“少火”。在朱熹看来，静可使人气理平和，从而达到涵养阳气的目的，静坐养阳的思想是非常符合 《内经》中“恬淡虚无，真气从之”，“阳气烦劳则张”的理论的。陆游 《好事近》云：“心如潭水静无风，一坐数千息。”静坐可心息，心息则神安，神安则气足，气足则血旺，血气流畅，则有病可去，未病可防，从而达到益寿延年之目的。宋儒们提出了“气上成性”“气便是命”“养气即是养心的主张”。因此，炼气养生在宋代文人士大夫中颇为盛行，他们大都热爱呼吸、导引、炼气等。苏轼在 《寄子由三法·胎息法》中说：“养生之方，以胎息为本。”他还在 《养生诀上张安道》中论述了意念与运气、按摩相结合的一种练功法，其效果为：且试行二十日，精神便自不同，觉脐下实热，腰脚轻快，面目有光。脐下有暖热的感觉，其实也就是阳气充足的反应。道教在宋代仍受到统治者的重视，道教主张服食丹药以长生成仙。宋代文人鉴于唐代以前的养生者服食丹药的危害，采用了间接服食法，如陈直 《养老奉亲书·食治老人诸疾方》中记载有：“食治老人养老，以药水饮牛，取乳服食方”，先以钟乳石等药喂牛，再取牛乳服食，有效防止了服食中毒现象的发生。

承上启下是宋金元时期扶阳法历史沿革的特征。在阐释运用扶阳理论时，在阴阳证的辨识方面做了大量细致的阐述和总结，为临床辨识阴证，运用扶阳理论和方药提供了重要依据。注重阳气的温扶、宣通、升发、收纳等方面，重视脾肾两脏在阳虚病症中的重要性，提倡脾肾同治。在具体扶阳方法上除了药物应用外，还强调灸药并用，配合静坐、炼气、间接服食丹药等防病治病养生，并结合三因制宜思想运用扶阳方药。部分医家探讨了阴阳之间互根互用的关系，强调阴精对阳气的涵养、收纳作用，为后世温补学派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还有不少扶阳思想和方法出于医家个人经验，虽在理论上阐述不够深刻，但也丰富了扶阳理论和方法。

扶阳理论肇始于 《内经》，奠基于仲景 《伤寒杂病论》，经晋唐至宋金元的嬗变与探索，明清时期医家的临床实践和理论阐发，以及温病领域的应用，有了进一步的创新与发展。清末以降，扶阳理论的临床应用，总体上趋于整合，承继则显示出个性多元化特征。

宋元两代，民族间的征战不断，北人南迁、饥饿劳役、疫病流行，医学家们面对越来越多的临床新问题，古方不能医今病的感受日益强烈，各自积极地创造新的治疗方法，发展新的医学观点，总结新的医学理论，从而开创了中医学继战国之后的又一次学术争鸣新局面。

自元末以下，丹溪之学风行于世，医人偏执滋阴降火之说而滥用寒凉，袭以成弊。这便是明代温补学派产生的背景，薛己等人为了纠正时弊，维护阳气，力主温补，重视命门的研究。其承东垣脾胃之学，而由脾及肾，深究阴阳理论与肾命病机，注重保护人体阳气，丰富了对脏腑虚损病证的辨证与治疗，成为易水学派发展过程中，以温养补虚为临床特色的又一流派。

继河间刘完素创立火热论之后，有河北易州张元素探索脏腑辨证，在总结前人学术成就的基础上，创立了较为系统的脏腑寒热虚实辨证体系。经其弟子及后世私淑者的不断发挥，在脏腑病机和辨证治疗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汇成了著名的易水学派，在医学发展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李杲从学于张元素，尽得其传，其创脾胃内伤学说，立足脾胃元阳之气不足致病，而强调升发脾胃阳气，在治疗疾病时，主张调整阴阳以温阳为先，补养气血又以益气为先。以甘温补中升阳法调治众多疾病，为扶阳理论注入新的内容。李氏的亲传弟子有王好古、罗天益等，王好古阐发“内感阴证”，创调中汤、黄芪汤扶助中焦脾胃阳气，强调“药当从温，不可遽热”，若病在少阴，则可加附子等药。在治法用药上又不同于东垣升阳益气的范畴。其“温阳生气”“补火生土”的扶阳观对明代的温补学派影响深远，故而有温补学派为易水学派遗绪之说，对明代医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易水学派的脏腑病机研究在明代又有了新的发展，一些医家在继承东垣脾胃学说的基础上，进而探讨肾和命门病机，从阴阳水火不足的角度探讨脏腑虚损的病机与辨证治疗，建立了以温养补虚为临床特色的辨治虚损病证的系列方法，理论上发展成为以先天阴阳水火为核心的肾命理论。虽被后人习惯上称之为温补学派，实则为易水学派学术思想的延续，代表医家有薛己、孙一奎、赵献可、张介宾、李中梓等。

中医正是经过一个个纠偏正弊过程，在曲折中向前发展，产生新说的，扶阳学派的产生也不例外。清代温病学说逐渐兴起并发展至鼎盛，《清史稿》载：“大江南北言医者，辄以桂为宗，百余年来，私淑者众。”而叶、薛、吴、王等温病学家，在用药上多喜寒凉轻灵，除治疗温病，在杂病辨治上也有同样的用药规律，这样又形成用药阴柔，处方平稳的新流弊。清代郑钦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推重阳气，反对寒凉，反对平淡，多用姜桂附等温热之药，而且著书立说，《医理真传》和 《医法圆通》相继问世，力倡其扶阳重阳的学术主张，目的希冀“为医林之一助”。此学派产生，曾兴极一时，其入室弟子卢铸之，于成都开办“养正医馆”，后又设“扶阳讲坛”，远近闻风，所从者众。

佛教传入中土，盛行于隋唐，大有取代中华本土儒学、道学之势，宋代士子为了振兴式微的儒道思想，积极从古代典籍中为儒学寻找新的生命活力源头，古代哲学中的太极概念因而成为学术论坛的焦点。宋儒周敦颐 （1017—1073年）的 《太极图说》言简意赅的说明宇宙起源原则，此种由无极而太极而阴阳五行而生万物，实为老子“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和“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模式。而周濂溪将此观念推衍到人类万物之化生，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宇宙之间的关系论述，这些现象不仅赋予儒家思想新的生命，更在新病种层出不穷，新治疗方法不当使用带来相似特质病变的时代，让医者不得不重新思考身体结构和功能上的相互关系，企图理清过去医学经典中的模糊地带。理学的崛起为医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辩证思维基础，经过300多年的深化而趋于完整，成为明季中医命门学说蓬勃发展的根本。

中医命门学说历经魏晋隋唐的沉寂、宋金元的复苏及明季的蓬勃发展而得以定型，在讨论促成其复苏及蓬勃发展的因素时，不能忽视来自道家内丹术的力量。因应长生不老的期望，在寻求成仙不死药的过程中，逐渐发现服用外丹药不仅不能长生，反而中毒的事实。在此惨痛教训下，人们开始怀疑外丹的效力，把注意力转移到内丹方面，宋代兴起的内丹热潮到了明清两代日趋通俗化。江幼李通过系统研究指出：晋唐时期盛行的炼丹术加强了阴阳水火的概念，佐以道教炼丹以养命的目的，当人们开始思考养命的大药就在自身之中时，就形成了内丹的概念。

成书于晋代的 《黄庭经》分为外景与内景两部分，为道教炼养之经典著作，率先提出“三丹田”和“三黄庭”的概念。《黄庭外景经》记载“上有黄庭下关元，后有幽阙前命门”，《黄庭内景经》则详细论述了人体各主要器官的生理机能，提到“百病千灾急当存，两部水王对生门”，这些陈述被强调内炼养生的道教流派引用，认为以泥宫 （脑神精根）为上鼎、下丹田又称为正丹田为下炉，位于脐下，人的元气发源于命门，藏于此，透过各种修炼法门得以求健康长寿。由于内炼之术的目的与医学为民众谋求健康的目的相符，孙一奎、张介宾、李时珍、薛己、赵献可等人皆纵身投入阐述发挥命门之列，命门甚至被提升到了先后天生化之源与立命之门的地位。

明周慎斋 （大约于明正德1505—1521年间出生）把内丹术中有关心肾水火完全转化为医学内涵心肾。《慎斋遗书》里写道：“心肾相交，全凭升降，而心气之降由于肾气之升，肾气之升又因心气之降……升降者水火，其所以使之升降者，水火中之真阴真阳也。真阴真阳者，心肾中之真气也。故肾之后天，心之先天也；心之后天，肾之先天也。”这里心肾代表水火，真阴真阳乃是心肾中真气的表现形式。将心和肾同等看待，心肾为一体；认为二者的升降运动是相互的，缺一不可。

明代以薛己 （1488—1558年）为代表的温补学派，强调脾胃和肾中命门阳气对生命的主宰作用，在辨证论治方面，立足于先后天，或侧重脾，或侧重肾，而善用甘温之味，突出了脾胃和肾命门的主要作用，尤其在后者。

孙一奎、赵献可、张景岳等医家为代表逐步充实了命门学说的概念、位置、功能等理论形式的具体内容及其临床运用。明清之际医家冯兆张与陈士铎则发展了命门水火理论临床上的具体运用，使医家水火论完全成熟。

孙一奎 （1522—1619年）引道教命门观点入医，以命门为两肾间动气，三焦为元气之别使。认为“动气”为生生不息之根，相火有裨助生生不息之功。赵献可 （1573—1644年）阐发温补名家薛己的观点，立意于先天水火而尤重于命门之火，在治疗上反对滥用苦寒克伐。他认为先天之火乃人生立命之本，养身、治病莫不以此理“一以贯之”。在“五行论”中，他以颠倒五行论来说明先后天之火之区别，“今世人皆曰，水克火；而余独曰水养火……水克火者，后天有形之水火也；水养火者，先天无形之水也”。这一观点是道教命门真阴真阳说的具体化，《道枢·会真篇》中说“己之水火 （肾中），火中有水，水中有火；火上负阴，恍恍惚惚其物为真一之水，水上抱阳，杳杳冥冥其精为正阳之气”，这里“真一”即真阴为水，“正阳之气”即真阳为火。赵氏“水养火”论与“水上抱阳”的含义完全是一致的。

张景岳 （约1563—1640年）的医学观点与赵氏一致并也有其独特的创见，对水、火最为重视，认为在五行之中，水火“为造化之初……若以物理论之亦必水火为先”，其理由是“水为造化之源，万物之生，其初皆水”“火为阳生之本……凡属气化之物，非火不足以生”，说明了五行之中，水火有关乎万物的生化。他认为人身的水火，即阴阳、精气。谓：“水火之气……其在人身是即元阴、元阳”，又云：“精为阴，人之水也；气为阳，人之火也”，其中“水火之气”其实就是指先天真气。从而把人体的阴阳、精气与水火有机联系起来。张氏继承了孙一奎道教医学命门观点，和赵献可命门相近并有所发展。在 《景岳全书·命门余义》中，认为“命门为元气之根，为水火之宅。五脏之阴气非此不能滋，五胜之阳气非此不能发”，从而将先天阴阳水火集于命门。对于命门病变的各种见证，他以元阴亏损而生虚热、元阳式微而致阴寒说明其病理，并创制左、右归丸及左、右归饮对应补水补火，于阴中求阳、阳中求阴，体现命门阴阳、水火互根互济的义理。强调命门真阴及其补养，这是张景岳对命门学说的进一步完善。

李中梓 （1588—1655年）说：“相火易上，身中所苦，泻水所以降气，补水所以制火，气即火，火即气，同物而异名也。故知“气有余便是火”者，愈知“乙癸同源”之说久矣”（《医宗必读》卷一）。此气火观点其实就是对丹经气与火转化思想的直接移用。在 《医宗必读·水火阴阳论》中他还对水火相交理论做了发挥，其谓：“天地造化之机，水火而已矣，宜乎不宜偏，宜交不宜分。”水火相交为既济之象，则“物将善滋”，水火不交为未济之象，火偏盛则“太旱物不生”，水偏盛则“太涝物亦不生”，人体水火表现为阴阳气血，也务求相交。

自宋以还，脾肾二脏日益为医家重视。李氏集众家之说明确提出脾肾先后天根本论，谓：“先天之本在肾，肾应北方之水，水为天一之源，后天之本在脾，脾为中宫之土，土为万物之母……水生木而后肝成，木成火而后心成，火生土而后脾成，土成金而后肺成，五脏既成，六腑随之，四肢乃具，百骸乃全”“故肾为脏腑之本，十二脉之根，呼吸之本，三焦之源，而人资之以为始者也。”又谓：“一有此身，必资谷气，谷入于胃，洒陈于六腑而气至，和调于五脏而血生，而人资以为生者也，故曰后天之本在脾。”（《医宗必读·肾为先天本脾为后天本论》）可见，脾肾两脏安和则一身皆治。

由此而知，道教内丹水火思想对明清医学水火学说的成熟，与温补学派及命门学说的创立具有极其深刻的理论依据，对促进中医扶阳理论与实践具有积极的影响。心肾相交理论和命门学说理论，从它的出现到内涵逐渐丰富和完善，并完全转化为中医学理论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卓有成效地指导中医临床实践，体现了道教内丹学思想的特殊贡献。

在道教内丹水火思想及儒学气论“阳尊阴卑”“阳主阴从”尚阳观点的影响下，明代逐渐形成了温补一大学术流派。

针对当时医家动辄使用寒凉、克伐阳气的弊端，薛己非常重视甘温以生发脾胃之阳气，临证重视脾与肾和命门火之辨证，治疗用药以温补著称。赵献可对薛己的温补学说十分推崇，尤其发挥命门之说，强调“命门之火”的重要，其用意即是以保养“命门之火”的论点贯穿于养生与治疗等一切问题之中。还有李中梓对于阴阳二气，他偏重于阳气一方，认为“万物无不伏阴而生于阳，譬如春夏生而秋冬杀也，又如向日之草木易荣，潜阴之花卉善萎也。”在治疗上提出：“气血俱要，而补气在补血之先；阴阳并需，而养阳在滋阴之上。”在用药方面对医家“汲汲于滋阴，战战于温补”提出异议，坚持自己以阳气为主导的阴阳观。张介宾在 《景岳全书·传忠录》中明确指出：“难得而易失者惟此阳气，既失而难复者亦惟此阳气”，所以在 《大宝论》中说：“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类经附翼·卷三·求正录》）强调了阳气在生命活动中的主导作用和温补阳气的重要意义。

扶阳方法的较大创获，当归属于明代医家张介宾“扶阳不忘补阴”的学术经验。张氏认为命门藏先天之水火，为元阴元阳所居之所。故“命门之水火为十二脏之化源，五脏之阴气非此不能滋，五脏之阳气非此不能发”。五脏之功能必赖命门始能发挥正常。若命门之元阴元阳亏损，则必变生脏腑阴阳虚损之病，所谓“火衰其本则阳虚之证迭出，水亏其源则阴虚之病迭出”。创制左归、右归作为治疗命门先天水火不足的主方，其命门之治实际上反映了张氏以阴阳互根理论为指导的辨证思路。他大力倡导“阴阳相济”治法，完善了阴阳虚损治法。其阴阳理论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阳重于阴，反对朱丹溪的“阳常有余”，针对性地提出“阳非有余论”，为其温补学说奠定了理论基础。

赵献可称“火不可以水灭，药不可以寒攻”，提倡温补，扩大六味、八味治病范围，将命火与肾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张介宾把气虚、阳虚、火衰归为互相关联的同类疾病，补气、温阳、益火都属扶阳的范畴。阴的概念则包括真阴、精血和脏腑阴液等形质，而补精血、益真阴、养阴补营等均属补阴的范畴。张氏从理论的深度和临床的广度上发展和扩充前人的扶阳法。根据人体真阳为主，真阴为基，“阴阳之气，本同一体”的理论认识，提出了充满辩证思想的阴阳调治法则：“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

在具体临证治疗中，张氏广泛汲取了先辈医家的经验，采撷了金匮肾气丸、千金肾沥汤等方扶阳益阴、相间配用、刚柔相济的优点，针对临床大量虚寒证型创设了众多新方，形成独具特色的“扶阳不忘补阴”的扶阳方法。例如治元气大虚证，一般以人参、黄芪大补元气，而景岳创用大补元煎重培精血之基；治命门火衰证，则创右归丸，既益命门之火，更用熟地、当归、萸肉等填补真阴；阳气虚脱之治，历来较多纯以温热回阳为法，景岳则独创六味回阳饮，重用当归、地黄补阴以助回阳。此外，治肾虚兼寒之水肿，用参附理阴煎，化精为气以行水消痞；治肺脾虚寒之痰嗽，创奇方金水六君煎温肾化痰等等，不胜枚举。诚然，前人扶阳亦不乏兼以补阴为法的，但像张介宾这样广泛应用者却是前无古人的。张氏注重真阴精血的扶阳方法又深刻地影响了后世临床医学的发展，明末清初诸多名医如吕东庄、高鼓峰、杨乘六、薛生白等，治阳虚厥脱等危重证，往往采用既重温阳又不离填补真阴精血；王九峰、叶天士、傅青主、马培之、张锡纯等，在治疗诸如泄泻、喘促或其他阳虚病证时也往往在扶阳方药中结合补阴之品，均有确凿的疗效。

肾命学说肇始于 《内经》，发展于金元，成熟于明清，该学说是中医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医学术发展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扶阳理论实际上也属于肾命学说的范畴，不但如此，其“阳主阴从”的学术主张亦为肾命学说注入了新鲜血液，使本学说从理论到实践获得了更深层次的发展，亦使本学说的应用进入了一个更广阔的空间。

肾命学说作为一个理论体系，探讨的是肾与命门的关系，肾与命门对人体生命的重要意义，以及如何将本理论应用于医疗实践。肾命学说是一个理法方药俱备，有很强的实践性，对临证有深刻指导意义的学说性理论，两千多年来，经过多个流派，多位医家的探讨与发明，本学说日趋系统与完善，在临证治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肾命学说真正走向成熟当在明清时期。受周敦颐 《太极图说》的影响，明清医家纷纷从太极八卦的角度探讨本学说。如孙一奎“命门为肾间动气，属坎中之阳”的观点，赵献可命门为君主说，无不以命门为人生立命之本源。至张介宾则将本学说发挥到了极致，认为“命门与肾本同一气”，“命门总主乎两肾，而两肾皆属于命门”，“治水治火，皆从肾气，此正重在命门”。将肾与命门严密结合在一起。明末清初的陈士铎集诸家之说，认为“命门属火，先天之火也。十二经得命门之火，始能生化。”阐述了命门主导作用和对脏腑的滋生功能。

张介宾对命门所藏元阴元阳，或称真阴真阳，极重视后者，专门提出了“阳非有余”的学术观点论述之。其在 《类经附翼·大宝论》中说：“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张氏重视真阳只在阳用的一面，根据阴阳互根的思想，把真阴作为阳之体，即阳气的根本。“无水无火，皆在命门，总曰真阴之病”，认为无论是肾阴虚还是肾阳虚，其实质均为真阴不足，治疗上着眼于阳气，着手于阴精，以善用熟地补阴精为一大治疗特色。其后清代叶天士又在肾阴虚和肾阳虚的治疗上提出了新主张，认为宜用血肉有情之品填精益髓，补肾中阴精，以柔剂阳药补肾中之阳，并少用桂附等刚愎雄烈之品，以防劫阴。自此肾命学说渐趋成熟。

张介宾虽详述了其重阳的思想，但在 《大宝论》之外又撰述了 《真阴论》，从阴阳互根的角度提出“此一阴字，正阳气之根也”，以阴为体，以阳为用，将阴虚证与阳虚证俱归结为真阴之病，立左右归二方，一治真阴不足，一治元阳不足。二方均以熟地、山药、枸杞、山萸肉、甘草为基础配伍，反映了其填补精血的治疗思想。

扶阳理论在阴阳的关系上虽然也重视阴阳平衡，阴阳互根，但亦认为，在正常生理状态下，人体生命始终存在着阳主阴从的关系，阴平阳秘的状态是以阳为主导的阴阳动态平衡。病变的实质是阳为主导地位的阴阳二者的关系遭到了破坏，阴虚的本质是阳的不足，是阳气化生阴精的功能受到了影响。

扶阳方法与温阳补虚虽然俱重视阳气，但二者的指导思想迥然有别，究其实质，还是讨论问题的层次不同。

温阳补虚重在阴阳互根，着眼于“一”，着手于“二”，故提出了著名的“阴阳相济”法，即：“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善治精者，能使精中生气；善治气者，能使气中生精”。

扶阳方法重在阳主阴从，着眼于“一”，亦着手于“一”，故提出了“人身立命，在于以火立极；治病立法，在于以火消阴”的指导思想，“病在阳者，用阳化阴；病在阴者，扶阳抑阴”。以四逆汤为扶阳第一要方，并扩展为四逆之法，为四逆汤的临床应用开辟了广阔的空间。附子为扶阳第一要药，暖命门而破阴凝，推翻了叶天士桂附刚愎雄烈劫阴之说，颠覆了世人对附子的看法，还其本来面目。

综上所述，扶阳理论实属肾命学说的范畴，在温补学派的基础上又有了长足的发展，使肾命学说的理论内涵更加丰富，为肾命学说增添了一笔浓墨重彩。

扶阳方法用于温病领域是明清医家的一大贡献。主要表现为三方面：其一，扶阳益气，补虚托邪，如叶桂 《临证指南医案·温热门》治曹某劳倦复感温邪之用桂枝汤去生姜加人参、黄芪、牡蛎；治温毒内陷，用人参、肉桂、丁香之甘温托邪；吴鞠通治太阳中暍之用东垣清暑益气汤；喻嘉言治“金鉴春月病温”壮热不退，身蜷足冷症，用麻黄附子细辛汤等；其二，扶阳救阴用于温病后期。吴鞠通明言“热病未有不耗阴者，其耗之未尽则生，尽则阳无留恋必脱而死”；戴天章则强调温疫伤阴也伤阳，“补阴补阳又当酌其轻重，不可偏废”；华岫云指明“回阳中必佐阴药，滋阴之内兼顾阳气，务使阳潜阴固”。当时温病临床习用的景岳六味回阳饮，就是一张典型的回阳益阴方；其三，回阳救逆。温病伤阴虽为主要病理，但也有寒化趋势，一旦见有虚寒之本质，如叶桂所云：“黑苔而滑者，水来克火，为阴证当温之”，及时用回阳之剂，如仲景参附龙牡汤等。

清初医案名著 《寓意草》载述喻嘉言危重急症的论治经验，不论外感急病或内伤危笃重症，喻氏颇善用温阳法取效。其重视阳虚辨证、善用仲景方的丰富经验也从一个点上反映明清医家对前世医家扶阳方法的继承和发展。

通阳思想在温病学派中也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温病学派认为，“温病最善伤阴”，治疗上“本论始终以救阴精为主”。因此，温病学派在治疗疾病过程中十分重视阴津的保护，正所谓“存得一分津液，便有一分生机”。然而在重视“温病伤人之阴”的同时，也没有忽视阳气的盛衰在温病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吴鞠通 《温病条辨·下焦篇》言：“大凡体质素虚之人，驱邪及半，必兼护养元气”，叶天士亦强调“热病救阴犹易，通阳最难”，认为“阳宜通，阴宜守”，“阴贵乎摄，阳贵乎通”。“通阳”的通，是畅通、流通之意，“阳”是指郁滞不行的阳气。如温病若挟秽湿、痰浊、暑湿等邪毒壅塞脏腑气机升降，郁遏脏腑或全身阳气，而出现神志朦胧或昏迷、四肢不温或厥冷、苔腻浊、脉伏或濡涩等症，此时急需通阳，阳气流通则使壅塞的邪毒出路通畅，郁邪一去则阴津自复，否则邪郁盛而致厥脱之证。

温病学派认为，一般情况下，人体阳气尚未虚衰时，只需驱除病邪，阳气则自通；或由于阳虚而导致阳不运行，此时需扶助虚弱的阳气以助通阳。通阳思想具体应用主要体现在通阳法上，通阳法有直接和间接之别。

1.直接通阳法是指通过辛散温热直接扶助阳气、流通阳气，主要包括温肾通阳、温脾通阳、暖胃通阳、暖肝通阳和宣痹通阳。伏暑邪伏少阴，暑毒秽湿久伏，损伤肾阳，肾主一身之阳气，肾阳衰微，症见四肢不温，身凉息微，大便溏泄，脉微细等，需急用“辛热以通肾阳”，“阳之动始于温”（《名医方论》），药用附子、干姜、炙甘草、胡芦巴、花椒之类，以温肾通阳。脾阳虚则运化失职，症见食少便溏，消瘦倦怠，舌淡脉虚等。“太阴湿土，宜升则健，得阳始运”，因此，叶天士才认为“守中之补，姑缓为宜”，主张“理中汤减甘草之守，仍加姜、附以通阳，并入草果以醒脾”以达到温脾通阳。脾阳虚而导致痰饮内生，痰饮属阴邪，非阳不化，叶天士在张仲景“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的基础上提出“通阳治饮”。又由于饮源于脾，上溢下趋，故叶天士认为治饮“以理脾为先”，温脾通阳是其主要治法。

胃阳虚馁，寒湿内生，浊阴上逆，失其和降，为呕为呃，此等阳伤只需通补，不宜守补，正如叶天士所言“从来治腑以通补，与治脏补法迥异”，常用苍术、厚朴、半夏、干姜、沉香等暖胃通阳。

阴寒侵入厥阴之络，阳气伤遏导致少腹阴囊冷痛坠胀、畏寒肢冷、苔白、脉沉等，若厥阴寒浊上冲，见干呕胁痛烦渴，治宜散阴寒而通阳气，药用吴茱萸、小茴香、乌头、肉桂、高良姜、干姜、花椒之类“辛香以温通厥阴之络”，起暖肝通阳作用。

寒湿阴邪从外而入，阳郁不伸，久则伤阳，阳气运化无力导致血瘀不行，郁阻脉络，此时应当祛寒湿、化瘀浊，温阳药配伍祛风湿活血化瘀药，如萆薢、防己、蚕砂、桃仁、红花、桂枝、附子之类“通阳宣行，以通脉络”，以达到宣痹通阳的作用。

2.间接通阳法是指通过淡渗、祛湿、泄浊等其他非辛温法而达到间接畅通阳气的作用，主要包括淡渗通阳、柔剂通阳和泄浊通阳。

淡渗通阳即用甘淡之品通过渗泄水湿以使阳气疏通，因湿为阴邪，其势流下，用甘淡渗湿之品可使湿邪从小便排出，湿去则三焦气机宣展，阳气通畅。不用温热之品通阳，而用甘淡渗泄通阳，是叶氏对“通阳法”的独特见解。

肾病阴阳两亏或温病后期阴损及阳，阴阳并损，若一味用滋腻之品填补，则易导致寒凉伤阳，滋腻碍脾，若只顾补阳，选用大辛大热之品，则易助阳生燥，使阴虚更盛，因此以温柔之品如肉苁蓉、熟地黄、鹿角霜、枸杞子、沙苑子等微通其阳，避免“阴药呆钝，桂附劫液”，起到柔剂通阳的作用。

清阳宜升，浊阴宜降，阳伤必浊阴盘踞，浊阴阻遏气机损伤清阳，出现上逆、中满、下闭等证，所以“欲驱阴浊，急急通阳”，药用半夏、茯苓、吴茱萸、姜汁、厚朴、枳实、泽泻、大黄等祛湿泄浊药导秽浊下行以达到泄浊通阳的作用。

通阳法的应用，最早见于 《伤寒论》。通常认为“不温无以通阳”，能对通阳法赋予新义的，有叶天士的“通阳不在温，而在利小便”之说。其实，叶氏对通阳法的发挥，并非仅限于此。

叶氏在“阴贵乎摄，阳贵乎通”的思想指导之下，很重视恢复阳气的通行。阳虚不行者直接扶助阳气，阳复则行；阳郁不行者祛除遏阳之邪，邪去阳自行；阳虚与阳郁并见者视其侧重而两顾之。通阳法有直接和间接的分别，归根结底是通过药物来体现的。像鹿角、附子、肉桂、干姜、益智仁、苁蓉等温热药，都有直接扶助阳气、流通阳气的作用；而像茯苓、滑石、半夏、厚朴、桃仁、延胡等驱除湿痰瘀等阴邪的药物，并非直接扶助阳气，而是间接地起到通畅阳气的作用。

温病学派主张“通阳”，扶阳学派主张“扶阳”。“通阳”和“扶阳”从表面上看是两种不同的治疗途径，但其目的都是在于维护阳气正常的生理功能，使机体达到“阴平阳秘”的状态。

温病学派认为，一般情况下，人体阳气尚未虚衰时，只需驱除病邪，阳气则自通；或由于阳虚而导致阳不运行，此时需扶助虚弱的阳气以助通阳。“扶阳”的含义是指“扶持帮助受损的真阳。”“扶，搀扶”（《说文解字》）；“扶，助也”（《说文新附》）。“扶阳”的“阳”是指人体虚弱的真阳。扶阳法，是扶助补益人体阳气，治疗因体内阳气虚弱或阴寒所致病症的大法。在临证上，郑钦安广用、重用、善用附子等辛热药物来达到“扶阳”的目的，“推崇热不过附子”，“非附子不能挽欲绝之真阳”，“补坎阳之药，以附子为主”。（《医理真传·卷二》）

在清末同治、光绪年间，以郑钦安为首的“扶阳学派”，曾风靡一时，他们重视阳气，善用附子、干姜起大证、重证，堪称“传统国医中最年轻的一个流派”。

清末著名伤寒学家郑钦安，他认为“万病皆损于阳气”，“有阳则生，无阳则死。夫人之所以奉生而不死者，惟赖此先天一点真气耳。真气在一日，人即活一日，真气立刻亡，人亦立刻亡，故曰人活一口气，气即阳也，火也，人非此火不生”。故在论治时即强调“治之但扶真阳，内外两邪皆能灭，是不治邪而实治邪也”。并认为：“阳者阴之根也，阳气充足，则阴气全消，百病不作。”在辨认阳虚病时说：“阳虚病，其人必面色唇口青白无神，目瞑倦卧，声低息短，少气懒言，身重畏寒，口吐清水，饮食无味，舌青滑，或黑润青白色，浅黄润滑色，满口津液，不思水饮，即饮亦喜热汤，二便自利，脉浮空，细微无力，自汗肢冷，爪甲青，腹痛囊缩，种种病形皆是阳虚的真面目，用药即当扶阳抑阴。”

从郑氏对阳虚病的诊断标准看出，扶阳治疗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他善用大辛、大热的姜、桂、附之类药物，如理中汤、四逆汤治疗阳虚虚损证，并说：“四逆汤力能扶先天之真阳，并非是为少阴立法，而上、中、下三部之法俱备”，还说“此方功用颇多，得其要者，一方可治数百种病，因病加减，其功用更为无穷，余用此方救好多人，人咸目余为姜附先生”。由于他奇特的辨证思想及扶阳为主的理论依据，而且屡用大剂量治愈许多群医束手的大症重症病人，因此被尊称为“郑火神”。以他为代表的扶阳学派逐渐兴起，其代表人物有卢铸之、吴佩衡、祝味菊、范中林以及现代名医卢崇汉等。其著 《医理真传》《医法圆通》对发挥扶阳理论和临床应用做出了较大贡献，并从易理角度阐发了温阳理论。

郑钦安在理论上推崇阳气，临床上强调温扶阳气，以擅用附子、姜、桂等辛热药物著称。扶阳学派最主要的学术思想就是重视阳气，认为阳统乎阴，阳主阴从。提出“人之所以立命者，在活一口气乎。气者，阳也，阳行一寸，阴行一寸，阳停一刻，阴即停一刻，可知阳者阴之主也”，“医学一途，不难于用药，而难于识症；亦不难于识症，而难于识阴阳”，郑钦安最独到之处，在于运用易理深刻揭示了虚阳上越的机理，他认为肾为水宅，肾阴肾阳共居其中，肾阳沉潜为顺，上浮为逆，若阴盛阳衰，阴盛格阳，则虚阳上浮，从而出现口干舌燥，牙痛龈肿，口腔溃疡，齿血喉痛，二便不利，治当潜阳抑阴，且不可滋阴降火，雪上加霜。并且自治潜阳丹一方，用治虚阳上浮诸症。药物组成：砂仁、附子、龟甲、甘草。郑氏解曰：“潜阳丹一方，乃纳气归肾之法也，夫西砂辛温，能宣中宫一切阴邪，又能纳气归肾；附子辛热，能补坎中真阳，真阳为君火之种，补真火即是壮君火也；况龟甲一物坚硬，得水之精气而生，有通阴助阳之力，世人以利水滋阴目之，悖其功也；佐以甘草补中，有伏火互根之妙，故曰潜阳。”临床应用时，常和古方封髓丹合用，称潜阳封髓丹，封髓丹由黄柏、砂仁、甘草组成。

近年来，郑氏的代表著作 《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论》等书被多次再版发行，另外一些力倡重阳扶阳的医书，如 《吴佩衡医案》《扶阳讲记》《扶阳论坛》《姜附桂临床应用》《危症重病倚附子》等，还有 《中医火神派探讨》《中医火神派医案全解》等相继出版、再版，扶阳理论也因此得到极大的重视并向纵深拓展。

清末民初以降，扶阳法在临床应用层面从总体上趋于整合，而承继则显现其个性化和多元化特征。诸多名家分别在各自不同的临床实践中反复磨合，在辨证方法、方剂选用和药物的配伍、炮制、剂量控制和适应证把握等方面，形成自己的风格和专长。

扶阳学派传人或医家在继承郑氏学术思想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如卢铸之、卢永定先生强调“人身立命在于以火立极，治病立法在于以火消阴”，“病在阴者扶阳抑阴，病在阳者用阳化阴”（《扶阳讲记》）；祝味菊先生在郑钦安及其传人卢铸之的影响下，对扶阳学说推崇备至，力主“阳为生之本”的理念，极端重视阳气在人体生理、病理、治疗及预后中之作用，认为人体免疫力、抵抗力和修复能力等皆与阳气密切相关，称“抗力之消长，阳气实主持之。阳气者，抗力之枢纽也”“克奏平乱祛邪之功者，阳气之力也。夫邪正消长之机，一以阳气盛衰为转归”（《伤寒质难》），提出“阳常不足，阴常有余”之划时代论断，临证常用、广用温法，并发前人所未发，大胆创新，创立了温散、温潜、温滋、温清、温化和温润等温阳方法；吴佩衡先生大力倡导经方学理，极为尊崇仲景、钦安学术，强调阴阳学说为中医理论精髓，善用附子和四逆辈，而且在剂量及应用范围等方面均有所突破，对阳虚阴寒证的治疗研究造诣颇深；徐小圃先生服膺祝味菊扶阳之论，认为“阳为体，阴为用，阳气在生理状态下是全身动力，在病理情况下是抗病主力”（《徐小圃医案医论集》）；唐步祺先生尊奉郑氏之学，毕生研究钦安医学思想，著 《郑钦安医书阐释》，忠实传播扶阳思想；李可先生崇尚仲景学说，重视阳气，且尤重肾阳，云：“‘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下焦一点命门真火发动，十二经循行不息，五脏六腑气化周行，生命欣欣向荣。此火一衰，诸病丛生；此火一灭，生命终结。先天之本肾，生命之本原，所凭者，此火。后天之本脾胃，气血生化之源，所凭者，此火。养生若损此火则折寿，治病若损此火则殒命”（《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倡导“难症痼疾，师法仲景”，擅长以附子、乌头等峻药重剂救治急危重症，活人无数；卢崇汉先生推重“阳主阴从”，认为“人体生命的活动始终存在着阳主阴从关系”，阳气“是一切的主导”，“在治病立法时，以扶阳为核心”，肯定附子为“扶阳第一要药”（《扶阳讲记》）。

上述种种，从不同角度展示各路名家临证用扶阳的经验绝活，精纯娴熟，圆机活法，匠心别具。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多种行之有效的扶阳方法又形成一种总体的整合趋势。诸如助阳解表 （桂枝加附子汤）、温阳固表 （芪附汤）、补中益气 （补中益气汤）、温振心阳 （桂枝甘草汤）、温中祛寒 （理中丸）、温补脾阳 （附子理中丸）、温壮肾阳 （附桂八味丸）、通阳行气 （瓜蒌薤白桂枝汤）、温经散寒 （当归四逆汤）、温阳通下 （大黄附子汤）、回阳救逆 （六味回阳饮）等众多以温扶阳气为根本宗旨的治病方法及相关方药，均能在内外妇儿临床各科的有关病症治疗中显示其实际的应用价值，也同样被中医教科书列为基本治法规范。

总之，扶阳学派在理论和实践上均推重阳气，擅长使用附子等温阳药物，而且风格经验独特，张存悌先生将其理论核心通俗地归纳为“万物生长靠太阳，百药之长数附子”（《扶阳论坛·第二届论文集》）深得要旨矣。

近代以来，扶阳学术思想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与传播。清末四川名医郑钦安有感于当时温病学派盛行，温病学说成为中医发展的主流，用药以苦寒轻灵治病为主，扶阳补益也多以和缓的阴中求阳之法为主，真正应用温热之药迅速回阳救逆者甚少的情形，本于《易经》《内经》《伤寒论》等经典论著及“所览医书七十余种”，将历代医家扶阳的思想发扬光大。郑氏法 《内经》在“洞明阴阳之理”，宗仲景则“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其最重视“神”，凡是“起居、动静、言语、脉息、面色，一切无神”，即是阳气虚衰的阴证。因善用姜、附等扶阳药物，人称“姜附先生”。

郑钦安的医学思想随着其三部代表性著作 《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论》的出版得以广泛传播，跟随或私淑郑氏的有卢铸之、吴佩衡、祝味菊、唐步祺、范中林等医家，这些医家又将扶阳的思想传播于全国各地。如卢铸之于1911年在成都开设“扶阳医坛”，讲授传播扶阳学术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祝味菊于1926年由川入沪，亦将扶阳学术思想带入上海，并影响了一批人跟随其学习，如徐小圃等，对上海中医界影响甚大。吴佩衡于新中国成立后任云南中医学院首任院长，桃李满园，人称“吴附子”。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国家大力支持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截至2013年，由中华中医药学会主办的“扶阳论坛”已经开办了五届，既促进了扶阳学术思想的传播，又活跃了中医学术氛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上各种关于扶阳学术思想的中医药论坛的建立，使中医学者及中医爱好者突破了时空等条件的限制，可以方便的讨论、交流和学习，加速了扶阳学术思想的传播。近代民国时期的一些名医的著作陆续出版，更是对扶阳学术思想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近现代以来出版的扶阳学术思想的代表性著作有郑钦安的 《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论》、祝味菊的 《伤寒质难》等、吴佩衡的 《麻疹发微》 《吴佩衡医案》等、范中林的 《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唐步祺的 《郑钦安医书阐释》《咳嗽的辨证论治》等。此外还有大量中医学者关于扶阳学术思想的各种研究课题、研究论文及著作的出版，都极大地丰富了扶阳学术思想的文献。

自清末郑钦安以下，扶阳学术思想迎来一个大的发展，出现了一大批名医及著作，形成了鲜明的扶阳流派学术特色。扶阳学派推崇阳气，善用扶阳方法治病，投以大剂量的附子、干姜、肉桂等药物，是建立在阳虚阴盛证型精确辨证的基础上的治疗措施。这些实际操作也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时医喜补畏攻、恣用寒凉的流弊，在中医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郑钦安在药物应用上重用附子、干姜、肉桂、桂枝、吴茱萸等，在方剂的应用上擅用四逆汤、白通汤、真武汤、甘草干姜汤、理中汤、建中汤等扶阳方剂。吴佩衡、范中林、祝味菊、唐步祺等医家都传承了郑氏学术思想，将扶阳学术思想推向全国各地。如吴佩衡由川入滇，被誉为云南四大名医之一，以“推重阳气、擅用附子，崇尚经方、善用峻药”的学术思想而独步医林，为后世学习扶阳学术思想留下了宝贵的学术经验。吴氏擅用附子，胆识过人，对失治、误治的疑难重证病例，每以大剂附子力挽沉疴，处方每剂附子辄用60g，重则每剂250～500g，剂量之大，世所罕见，名闻天下，人称“吴附子”。范中林亦深受郑钦安学术思想的影响，擅用大剂量附子，而有“范火神”的称号。祝味菊由川入沪，将扶阳思想带入上海中医界，而成沪上名医，其重视阳气，擅用附子，人誉“祝附子”，祝氏具有鲜明特色的学术思想在上海独树一帜，而有“祝派”之称。四川名医补晓岚人称“火神菩萨”，其认为人体“阳胜于阴”，主张治病重在扶阳，固守正气，立方用药以温补脾肾为主，即姜、桂、附子等温热之药。受祝味菊影响，后成为沪上名医的徐小圃，将扶阳思想的应用发挥到儿科甚多，里证重用姜、附，外证广用麻、桂，尤其擅用麻黄宣肺平喘，时人有“徐麻黄”之称，并称“儿科扶正以阳气为主”。目前，随着扶阳思想的弘扬光大，学派梯队也正在不断发展壮大。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理论的核心特征之一，任何学术流派的发展都不能抛开这一特征而另辟蹊径，扶阳流派的发展同样如此。随着扶阳学派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讨论，人们往往会错误地认为扶阳学派只会用附子、干姜等热药，且是大剂量的应用。其实真正的扶阳学派仍然是在辨证论治的指导原则下处方用药，只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善于突破常规与创新应用，而为人们所熟知。

郑钦安在 《医理真传》中有“辨一切阳虚证法”与“辨一切阴虚证法”，也运用了黄连阿胶汤、大承气汤、导赤散等方药，在郑氏的著作 《医法圆通》《伤寒恒论》中无不体现着对张仲景学术思想的继承与发挥。又如名医吴佩衡也是精研经方的医家，其在中年以后集中精力研究仲景学说，认为“盖凡一种学问，非寝馈其中数十年，断难知其精义之所在”，大力倡导经方学理，强调阴阳学说为中医理论的精髓，辨证论治是临证诊疗的准则。而沪上名医祝味菊对于扶阳药物，如附子、川乌，一般用15g左右，且会配伍龙骨、牡蛎等潜阳药物，以监制辛燥升浮之弊。所以扶阳学派的医家并非只会使用辛热药物，也并非只会大量使用扶阳药物，这就要求学者以正确客观的态度看待，精确地把握扶阳学术思想。

纵观扶阳学术思想的发展，我们应该可以说，扶阳学术思想是中医学史上众多学术思想中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因为这样一种学术观点承袭了中医阴阳学说的思想，契合了中医所认识到的某些疾病发展变化过程的规律，应用这样的观点或方法确实能够在临床上解除许多疾病带来的病痛。所以，一个时期以来，许多的中医人士热衷于钻研扶阳学术思想，并在临床实践中反复验证了这样的观点，渐渐形成了一个令世人瞩目的扶阳学派。这个扶阳学派又再一次丰富了中医药的理论及临床体系。扶阳学派历史悠久，临床效果显著，我们可以预见，随着中医事业的进一步复兴，扶阳学派必将绽放出更为耀眼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