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城市发展：从城市化到都市化进程的飞跃

在理论界与社会思潮上，1978年安徽小岗村农民首创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直被看作中国社会走向改革开放的主要标志。实际上这一看法是不全面的，因为它忽略了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具有更重要和决定性意义的城市改革与发展。在更深的意义上也可以说，这是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思维惯性对改革开放30年历程反映、建构与阐释的结果。不必讳言，改革开放的确给中国当代的“李家庄”们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但如果从全局性、深层次与战略发展的角度看，变化最大、发展最快、意义举足轻重、最能代表中国改革开放实绩的，无疑是在“乡土中国”上迅速繁殖、成长和扩张着的城市、“大都市”与“城市群”，而非作为其母体与资源库的广大农村或城市化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从城市化率的角度看，中国自1992年以后城市化率年均提高1.9%，为同期世界城市化平均速度的3倍。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从20%到40%的城市化率，英国用了120年时间，美国用了80年时间，而改革开放的中国仅用了22年。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2002年至2006年中国城市化率年均提高为1.2个百分点，仍大大高于世界城市化的平均速度。中国城市在改革开放30年中的迅速发展，不仅直接表现在新城镇、大中型城市和城市群等现实成果上，同时也在新的历史实践基础上催生了许多新的理论与学术，如与文艺美学密切相关的审美文化学、文化产业学、都市文化学、都市美学等，都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新学科或新理论。

与思想解放运动给中国社会带来勃勃生机一样，中国城市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与成长。首先，从城市人口增长的角度看，据国家统计局2007年9月26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截至2006年，全国城镇人口已达57706万，占全国总人口比重为43.9%。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2007年8月13日亚洲就业论坛上透露，通过稳步发展第二产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空间得到进一步拓展，近年来全国已有超过2亿农村富余劳动力实现了向非农领域的转移。据世界人口基金会发布的《2007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中国城市人口正以每年1800万的速度增长，在未来10年内，超过一半的中国人口将生活在城市，从2005年至203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从42%上升到64%，城市人口将从目前的5.6亿增加到9.1亿。这些已经化作现实或尚抽象存在的数字，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水平不断提升的感性证明。其次，从城市数量增加的角度看，同样可以证明改革开放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决定性作用。以小城镇为例，1978年全国小城镇仅为2176座，至2000年则猛增至20312座，表明有近90%的小城镇是在1978年之后出现的，平均每年增加820个以上；以中、大、特大城市为例，从1978年至2003年，全国20万至50万人的中等城市从59个增加到213个，50万至100万人的大城市从27个增加到78个，1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从13个增加到49个。由于都市化进程的主要特点是人口、资源向国际化大都市、国家首位城市与区域中心城市的流动与迁移，因而，与欧洲城市因为人口总数不断下降而担心经济衰退不同，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各大城市的人口与发展前景十分看好。据2006年《中国城市发展问题观察》的预测，到2010年，中国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2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将分别达到125个和50个左右；以作为当今世界城市发展最高形态的城市群为例，目前已纳入中国城市群竞争力排名榜、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群已达15个，依次是：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半岛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徐州城市群、武汉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哈尔滨城市群、关中城市群、长春城市群、合肥城市群。同时还有相关研究报告预测，2030年，中国将建成20个城市群。城市人口、数量、规模与综合实力的巨大增长，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持续高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从经济增长上看，如世界银行专家尤素福就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有10%是从城市化进程中获得的。从城乡协调发展的角度看，在当代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其出路已不再是古代士大夫的减轻赋税、奖励农桑、整治游手好闲之徒等，而是如何通过城市化战略把农业人口真正地解放出来。

中国城市的改革开放可相应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78—200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恢复、起跑与积累阶段。与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初级阶段或早期形态相适应，以“城镇”与“小城市”发展为主体的“城市化进程”是其标志与主要成果。二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特别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以“大都市”与“城市群”为核心的“都市化进程”构成了中国城市发展的主旋律。在城市发展观上，与1978—200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相对应的是城镇化理论。其意识形态代表是国务院1989年制定的“三句话方针”，即“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其学术理论代表为提倡中国主要发展城市化村庄的超微型城市论（复书章等）、以及主要发展小城市的微小城市论（费孝通等）。但在国际联系日益紧密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小城镇为中心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很快开启了自身的升级程序。在千年之交的2000年——这一年中国城市化水平达到36.09%，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800美元，两项指标表明中国城市化正在驶上快车道，并迅速融入作为世界城市发展主流的都市化进程。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都市化进程可追溯到1982年国家领导人提出“以上海为中心建立长三角经济圈”，但由于中国城市化水平的低下与人们对发展大城市的矛盾心态，致使相关理论与应用研究严重滞后于城市发展的实际需要。其在意识形态上最终得到确认始于《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在建议中首次出现了“城市群”的概念，要求“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要继续发挥对内地经济发展的带动和辐射作用，加强区域内城市的分工协作和优势互补，增强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以及提出在“有条件的区域，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龙头，通过统筹规划，形成若干用地少、就业多、要素集聚能力强、人口合理分布的新城市群”。而作为其学术理论的研究则散见于近年来有关“都市连绵区”（周一星）、“城市群”（姚士谋）、“城市密集地区”（周干峙）、“大都市经济圈”（王建）、“组团式城市群”（牛文元）、“集中型的城市化”（牛凤瑞）、“都市化进程”（刘士林）中。在城市发展实践上，正所谓“撒什么种子发什么芽”，在城镇化模式的主导下，中小城市成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城市发展主流，全国小城镇从1978年的2176座猛增至2000年的20312个，仅珠江三角洲地区在20年左右的时间内就建成约600个左右。在都市化进程中，与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的时代背景相一致，“大都市”与“城市群”获得了异常迅猛的发展。除了发展在先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城市群之外，中西部城市群在都市化进程中也跃跃欲试。特别是重庆与成都、长株潭城市群在2007年分别成为第三、第四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对中西部的都市化进程将起到重要的引领与推动作用。

在经历了恢复与起跑阶段，积累了一定的基础与经验之后，中国城市化进程终于迎来了一个更高级的新形态，这是一个与世界发达城市比翼齐飞的新天地。中国城市发展从“城市化”到“都市化”的飞跃，终结了长期以来优先发展中小城市还是大都市与城市群的论争，使一般的城镇化或城市化模式逐渐淡出或退居二线，为各种区域中心城市、国际化大都市甚至是世界级城市群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与契机，是中国城市化进程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科学发展的结果。都市化进程与城市化进程固然有矛盾冲突，前者直接改变了人口、资源流动的方向与聚集的空间，必然导致乡村与城市、中小城市与大城市的固有矛盾与差别进一步升级。但另一方面，都市化进程作为吸收了城市化进程全部精华的新形态与辩证发展的更高环节，本身就是后者内在本质与目的的直接体现、感性表达与更高层次的实现，因而两者又有着根本上的统一性。一方面，没有城市化进程在人口、资源、资本与信息等方面造成的高度集中，作为其高级版本与当代形态的都市化进程就不可能获得充足的基础与条件。而随着“大都市”与“城市群”在社会发展资源上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必然要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与核心机制。另一方面，率先发展的中国当代“大都市”与“城市群”也不负所托，并切实地承担起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与主力军的双重使命。以中国三大城市群为例，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的国土面积仅占全国的2%，人口和GDP则分别达到全国的12%和38%。以中国目前具有一定规模的11个城市群为例，其国土面积为全国的6.3%，而人口与GDP在2002年就分别达到全国的30%和60%。以长三角的最新数据为例，2007年长三角地区16城市地区生产总值（GDP）达到46672.07亿元，占全国经济总量的18.9%；以反映单位土地面积总产出的产业密度计，2007年长三角地区平均每平方公里土地产出4256万元，其平均产出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6倍多。由此可知，“大都市”与“城市群”已成为增强中国综合实力与提升国家竞争力最重要的板块与最核心的结构。没有中国城市在都市化进程中迅速与跨越式发展，就不可能有今天在世界格局中越来越重要的中国概念。正是在新世纪以来“大都市”与“城市群”振聋发聩、响遏行云的拔节声中，我们看到中国这个百年多病的东方巨人正在迅速地成长为现实中的大力士。

都市化不仅表现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在当代世界的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上也如此。与正在席卷全球的都市化进程同步发生的，则是与此进程直接相关的各种文化、精神、审美与心理问题，这些构成了包括美学在内的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新对象与新领域，都市美学正是根源于这一重大的现实需要而产生并不断获得发展的。需要特别提示的是，由于传统美学观念与理论体系主要是农业文明和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物，其固有的概念、范畴、方法与理论体系已很难直接胜任解释与批判当代都市审美现实的理论任务。因而，从传统美学研究中开辟出对当代都市审美经验与审美实践研究的新方向，不仅有助于推动传统美学的学科更新与系统升级，同时也可以实现其关怀都市人全面发展和自由生存的现实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