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北京地名文化的解读原则

北京地名的文化语言学分析，可以从三个路径进入：一是从通名和专名中梳理出文化符号，再运用文化符号解析法进行分析；二是运用系统论的方法，在北京地名系统中选择一些通名，再通过将通名相同的地名聚类的方法建构若干个地名文化子系统，进行文化解读；三是着眼于共时平面的地名，就其所指称的地域作历时追溯，考察一个地名产生之后有无改名，如果有，是什么原因促成的，背后有没有文化因素在起作用。这种落脚于地名理据重构，探讨地名更名文化动因的工作，是文化语言学不同于历史地理学、社会语言学、地名学、词汇学等学科研究地名的地方。

对北京地名进行文化语言学分析，避免误读的最好方法就是分清地名的历史与现状，分别确认北京地名的命名理据和更名雅化后的理据脱落及重构，而不是想当然，自以为是。从共时层面切入，观察正在使用的地名及其分布特点；再参考明代张爵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清代朱一新的《京师坊巷志稿》、清末民初陈宗蕃的《燕都丛考》以及日本多田贞一的《北京地名志》等文献作历时考察，看哪些地名有曾用名，原来的地名和现地名的语音及文化联系。例如，今钟楼北侧的王佐胡同，《乾隆全图》上标注的地名是玉作胡同，后“玉”字书写时脱落了一点，讹成“王作胡同”，再后来谐音改名为“王佐胡同”。“王佐胡同”与“王作胡同”只有语音联系，没有文化联系；与“玉作胡同”具有确定性的单一命名理据相较而言，“王佐胡同”即便认定为重构理据的地名，解读也存在作为人名“王佐”与作为具有寓意的“佐王”的模棱两可性。

北京地名文化的解读既可以专注于地名的音形义的现状与历史形态作语源的追溯和理据的考察，还可以结合老北京的传说及街巷、胡同、聚落等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作联想式扩展挖掘，充分利用北京地名文化资源，对王府文化、会馆文化、老字号商业文化、寺庙道观等宗教文化、名人故居及祠堂文化进行关联呈现，避免一个个地名符号的解读陷入抽象枯燥乏味的境地，激活地名作为历史人物的活动空间，及其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人文情怀。反映移民不舍故土的地名及地名群，还可以放眼世界视野，联系英国的约克郡（Yorkshire）和美国的纽约市（New York City）或纽约州（State of New York），挖掘世界移民在移民至异域他乡后通过地名来维系乡愁的共同情怀。为了节省篇幅，兹举“大木仓胡同与郑亲王府”一例作为解读示例：

大木仓胡同位于西城区。胡同以大木仓命名。大木仓，就是存放大木的仓库。何谓大木呢？宋代《营造法式》、清代工部《工程做法》等古代建筑文献，“均将用于建构屋架的木构件以及用此类构件构架的梁架，称之为大木”（李剑平，2013，1）。现在一般人可能不知道这条胡同里原来有一座郑亲王府。教育行业人士尤其是经常跑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开会、公干的，对郑亲王府不会陌生，只是挂的牌子为“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国家文物局、北京市文博系统工作人员以及研究、关注王府建筑及王府文化的人士，大抵也会了解这座王府。郑亲王府是在明代少师姚广孝府的基础上改建而成的。清顺治九年（1652），五年前被罢免辅政资格的开国元勋、皇叔济尔哈朗在多尔衮死后，重又翻身，被加封为郑亲王。济尔哈朗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三弟舒尔哈齐之子，是清初著名的“八大铁帽子王”之一。

王府建于清入关之初，据《大清会典事例·工部·第宅》所载，“顺治初年定王府营建悉遵之制，如基址过高或多盖房屋皆治以罪，四年，郑亲王建造王府，殿基逾制，又擅用铜狮、龟、鹤，罚银二千两，并罢议政”。济尔哈朗倚仗权势，除了殿基逾制，未经皇帝恩准，还擅用御用材质的吉兽等，皆属违制。因此被多尔衮弹劾，顺治帝依制对济尔哈朗“罚银二千两，并罢议政”，借此也提升了皇威。府邸建成后，历代袭王有所修缮或扩建，最重要的是第八代袭王德沛对花园的扩建，并将花园取名为“惠园”，冠盖京师王邸花园。十三代郑亲王端华和怡亲王载垣及肃顺等同为“顾命八大臣”，“辛酉政变”后被赐自尽籍没家产。同治十年（1871）又发还给已恢复世爵的庆至，复为郑亲王府。民国后，先是将王府抵押给西什库教堂，1925年复赁给中国大学为校址。中国大学使用时改名逸仙堂，今尚延用。几百年的时空变换，王府承袭“郑亲王”爵位的主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建筑虽未保留全貌，但“郑亲王府”的气派犹存。明代的大木厂到了清代发展成大木仓胡同；大木厂地界上的“姚广孝府”易主为“郑亲王府”；姚广孝作为谋僧曾辅佐明成祖开创基业，官至太子少师，济尔哈朗作为大清的元勋之一，享有“铁帽子王”之尊。联系上这些人文历史故事，大木仓胡同作为街巷地名的解读，就不会只是局限于专名“大木仓”的得名之由，而是像挖掘老北京数以千计的胡同文化一样，将大木仓胡同连同胡同里的郑亲王府的历史人文故事统合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