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易》
上篇
《易经》（我是包括经传说的）这部书里头显然保存着好些不知名的第一流的心智的痕迹。不然，卜筮的书很多，何以偏是它被二千多年来第一流的心智迷恋着？
“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的。但那可不必是一己身世的忧患，却必是对于人类的命运的忧患，那“未济终焉心缥缈”的忧患。
当我忆及这部经典时，很容易涉想起一些宽袍博带、道貌雍容的隐君子，冷静地而且远远地以慧眼望着人世。
“几点梅花春读《易》”，古人认为是很值得流连的境界，我也觉得是很可流连的境界。春，几点梅花，和《易》——这个连属恐怕不是偶然的罢？春是“万物滋始”的时期，几点梅花，是“万物滋始”的象征，而《易》的着眼处在生命。故曰，“生生之谓易”。
什么东西可以急，生却不能急。到要“催生”的时候，便已出了毛病。所以那“揠苗助长”的宋人成为千古的笑柄。读《易》使人感觉雍容，感觉冷静。
雍容，冷静，那不是“反革命”的另一种说法么？不然，不然。除了从一些别有见地的人看来，马克思总不能算是“反革命”的罢？然而是他能费十年的工夫在伦敦博物院的一个僻角里，一行行、一页页地写他三巨册的《资本论》。（那不是迥环累赘、夸大空疏的期月之间的演讲稿呀！）他的引证的繁博，分析的精细，便是拿考据做事业的人看了，也要为之咋舌的。这里所表现的不是雍容、冷静是什么？当时他为什么不潜回德国或在别国图谋暴动？
革命诚然少不了暴动，正如瓜熟之免不了蒂落。蒂落固是突然的、骤然的，但瓜熟却不是突然的、骤然的。同样，暴动固是突然的、骤然的，但革命的成功（据说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却不是突然的、骤然的。在瓜的生长里只看见蒂落的人不配种瓜，在革命里只看见暴动的人不配谈革命。
从《易经》忽然说到革命，似乎拉扯得太远了罢？不然，不然。易就是变易。革命就是变易的一种，以一个新的社会秩序易一个旧的。——终于归到易。而且，哈哈，革命这个名词还是从《易经》（革卦）出来的哩！
要把易理应用到革命上，要懂得革命是新生，要懂得生是不能急催、不能揠助的。
社会秩序原是活的，原是一个有机体；所以革命的“命”要当作生命解。只有创造新的生命才能革掉旧的生命。不然，革命只等于寻死。
创造新的生命，以一个新的社会秩序易一个旧的，那岂是病夫易室、贵人易妻那样容易的事，而急促得来的？
下篇
我已有十几年没温读《易经》了。近来因为张申府先生主编的《世界思潮》里屡曾提及它，引起我不少童年的温暖的回忆。我对这一经的印象特别好，因为教读它的先生不曾“朴作教刑”——这与教读《书经》的先生恰恰相反。
近来正是“异国晚秋”，既没有梅花，手边也找不到一册的《易经》，真是可憾的事。我每从记忆里搜罗，首先出现的是下面的一段：
这一段就“声情”和义蕴说，都是光焰迫人的。我从前很爱诵它，只为着它的“声情”。近来爱诵它，兼为着它的义蕴。很明显的，这一段是对于主持政治的人们的箴言，因为上文有“贵而无位，高而无民”的话。什么样是“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什么样是“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呢？我们可用现代的话解说如下：
反省呵！中国人！你们现在政治上所信奉的、所实行的是什么？你们觉得它是进步的吗？其中是否有抵偿了进步而有余的退步？你们觉得它是可以兴邦的吗？其中是否包涵着亡国的伏线？你们是否已得着正路？
反省呵！中国人！别尽管兴高采烈地种罂粟，收特税，借洋债，砍脑袋！
你们必得反省，为什么有些于信仰者个人自身绝对无利而能有大害的学说和主张，而他们非信仰不可？为什么有些于活动者个人自身绝对无利而能有大害的活动，而他们非做不可？这类人是否杀得尽，禁得绝的？把这一类人杀尽了，禁绝了，国家又将成个什么样子？反省呵，中国人！
二十二年九月写定
（原载《大公报·世界思潮》第59期，1933年1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