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金融机构发展
近年来，我国金融机构种类和功能日益丰富，金融机构格局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一方面，原有各类金融机构的职能进一步明确，各机构的职能深度不断加强；另一方面，许多新兴金融机构、相关新企业、对应新业务的诞生为金融体系输送了新鲜的血液，也丰富了金融机构的功能。过去我们采用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编码规范》对金融机构进行分类，但该分类规则已经无法科学有序地概括我国现有金融系统的机构情况。因此，本报告按照主要功能的不同，将现有金融机构分为支付融资类金融机构、资本市场类金融机构和新金融业态三大类。其中，支付融资类金融机构主要包括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融资租赁企业、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农村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资本市场功能金融机构主要包括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信托公司、期货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新金融业态主要包括互联网金融企业、供应链金融企业和绿色金融机构等。
总体来说，在2015年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外部需求疲弱态势持续、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结构调整加快、潜在增长率趋于下降、风险隐患增多等诸多不利条件下，我国各类金融机构和具有金融服务功能的诸多企业保持了稳中求进、锐意变革的作风，以发展方式的转变促进了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提升，推动了创新驱动型发展，有效化解了各种风险和挑战，为经济平稳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了有力的贡献。
具体来看，支付融资类金融机构中，政策性银行及国家开发银行为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起到了重要作用。商业银行发展增速放缓，总体资产质量稳定可控，流动性水平充裕，存款保险条例出台，民营银行准入进入常态化。受到四大自贸区设立的影响，融资租赁行业保持了高速的发展势头，数量和业务均同比大幅增长。典当行的行业监管和规范措施不断加强，有利于进一步规范典当行的发展；小额贷款公司第一次被确立了正式金融机构的身份和地位，其融资渠道和发展方式也得到了扩充。传统农村金融机构在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得到了政策的鼎力支持，各种制度创新启动，农村金融中介服务机构得到不断完善。保险公司整体实力增强，创新持续深化，保险专业中介机构专业化和规模化发展提速。资本市场功能金融机构中，证券公司的营业收入和利润规模大幅增长；基金公司行业活跃度提升，基金数量不断上升；信托业资产规模增速虽然有一定放缓，但产品创新和行业转型均取得不小进展；期货公司风险控制能力优化，盈利能力显著提升；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建设不断加强，投资领域日趋宽阔。新金融业态机构和企业中，互联网银行运行平稳，互联网消费金融创新步伐加快，农村互联网金融填补了大量农村金融服务的空白；除了商业银行以外，贸易企业、电子商务平台和财务公司纷纷涉足供应链金融，供应链金融发展出现与互联网金融结合的新趋势；绿色金融发展步伐加快，绿色金融体系初具雏形。
然而，我国金融机构和相关企业的发展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一是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上升较快，利润增长持续放缓；二是商业银行参与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领域存在诸多障碍；三是绿色金融主体发展不足，产品创新匮乏；四是财富管理公司有效供给不足，缺乏第三方独立性；五是专业再保险公司经营管理水平有待提高，保险机构市场竞争力需要完善；六是P2P等互联网借贷平台频繁出现兑付问题，互联网借贷行业发展出现困境。对此我们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一是积极采用多种方法处置不良资产，防范经营风险上升；二是加强与风险投资机构合作，促进商业银行向创业投资及股权投资方向转型；三是促进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四是提高财富管理公司综合发展能力，强化第三方机构独立性；五是大力培育专业再保险公司，提高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竞争力；六是全面促进互联网金融平台的规范化及升级发展。
一、金融机构发展总体情况
2015年，支付融资类金融机构的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机构实力不断增强。政策性银行及国家开发银行继续对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发挥重要作用；商业银行发展增速放缓，总体资产质量稳定可控，流动性水平充裕，存款保险条例出台，民营银行准入进入常态化；受到四大自贸区设立的影响，融资租赁行业数量和业务均同比大幅增长，成为行业亮点；典当行的行业监管和规范措施不断加强，有利于进一步规范典当行的发展；小额贷款公司第一次被确立了正式金融机构的身份和地位，其融资渠道和发展方式也得到了扩充；传统农村金融机构在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得到了政策的鼎力支持，各种制度创新启动，农村金融中介服务机构得到不断完善；保险公司整体实力增强，创新持续深化，保险专业中介机构专业化和规模化发展提速。
1.政策性银行及国家开发银行为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做出重要贡献
随着2015年三家银行改革方案的正式获批，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开发性、政策性职能分别进一步得到明确，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优势也得到进一步的发挥。
（1）改革方案获批，各行职能定位更加明晰
一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下简称“农发行”）坚持以政策性业务为主体，建设成为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农业政策性银行。在明确了其定位的基础上，在政策性业务方面，农发行首先全力保证粮棉油收购平稳有序进行，保障了国家粮食调控政策有效的落实。全年累积放粮棉油收储贷款6 678.8亿元，支持收购粮油5 418.11亿斤，收购棉花4 718.38万担。其次，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加大扶贫攻坚力度的战略部署，在全国金融系统率先成立扶贫金融事业部，以支持易地扶贫搬迁为突破口大力推进扶贫金融业务，全年净投放易地扶贫搬迁贷款807.9亿元。再者，为地方水利建设提供全面有力的金融支持，全年投放重大水利工程建设专项过桥贷款378.3亿元，一般水利建设贷款1 124.3亿元，同比多投放468.2亿元。最后，支持发展城乡一体化，全年投放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约3 300亿元。
二是中国进出口银行改革方案强调要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服务国家战略的功能的作用，通过改革进一步增强进出口银行的活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2015年，进出口银行利用多年在进出口融资、“两优”贷款（援外优惠贷款和优惠出口买方信贷）方面的独特优势，发力“一带一路”项目布局。进出口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贷款余额超过5 200亿元人民币，较年初增长46%，占全部境外贷款的37%。全面新签约项目数量较2014年增长一倍，签约金额较2014年增长70%。除了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承包大项建设项目外，进出口银行的另一大业务种类就是支持中国企业在海外开展经贸合作。2015年在“一带一路”沿线开展经贸合作项目384个，带动进出口商务合同金额超过1 300亿美元。
三是国家开发银行（下简称“国开行”）明确了其开发性金融机构定位。国开行开发性金融机构定位明确以后，债信问题得到解决，480亿美元注资到位，对推进开行改革发展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2015年，国开行服务国家战略作用更加凸显。全年发放棚改贷款7 500亿元，是去年同期发放的近两倍；完成专项建设基金资金投放5 800亿元，预计可拉动投资约2万亿元；发放脱贫攻坚贷款2 000亿元，覆盖715个国家级特困县；发放国际业务贷款超千亿美元，有力支持了“一带一路”建设。截至2015年底，国开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累计承诺贷款近1900亿美元，累计发放贷款约1 556亿美元，余额1 114亿美元，占全行国际业务余额的三分之一。
（2）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全力支持脱贫攻坚
一是农发行通过开办重大水利专项过桥贷款、易地扶贫搬迁贷款等新业务，全力支持贫困地区脱贫。全年对“三农”领域净投入资金达到7 803.4亿元，创历史最高纪录。2015年9月，农发行与国务院扶贫办签署了《政策性金融扶贫合作协议》，农发行发挥自身优势，整合资源，凝聚合力，突出特色，加大贫困地区金融服务力度，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贫困人口脱贫致富。为此农发行率先成立扶贫金融事业部，彰显了政策性银行在金融扶贫中的引领和骨干作用。截至2015年11月末，全行已审批贷款项目412个，审批金额2 700亿元，用于支持贫困搬迁人口518万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321万人，易地扶贫搬迁贷款余额达803亿元。
2015年2月25日，国务院第83次常务会议审议决定农发行通过专项过桥贷款方式，为地方开展水利建设提供过渡性资金支持。农发行在水利部等有关部委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专项过桥贷款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在2015年提前超额完成国务院要求的全年350亿元的投放任务，截至2015年12月2日，全行共审批专项过桥贷款654亿元，投放362亿元，支持了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其中，支持2015年以前已开工项目29个，支持2015年新开工项目8个，支持“十三五”期间拟开工但提前开工项目5个。
二是国家开发银行以“改善民生、增强国力”为己任，主动服务国家战略，积极支持扶贫事业发展。截至2015年11月月底，国开行扶贫贷款业务已覆盖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和集中连片特困县中的727个县，累计发放贷款1.34万亿元，贷款余额超过8 000亿元，重点支持了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特色产业发展、农户脱贫致富以及教育卫生等领域项目建设。在为扶贫开发提供长期信贷资金支持的同时，还有效助推了贫困地区市场建设、制度建设，以及金融生态改善和发展。此外，国开行将“救助式”扶贫与“开发式”扶贫相结合，积极做好定点扶贫县和对口支援的帮扶工作。
2.商业银行总体资产质量稳定可控，流动性水平充裕
2015年，由于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进入新常态，银行业发展增速放缓，商业银行利润增速显著下滑，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出现较快增长态势。但是，总体来看，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水平与国际同业相比仍处于相对低位，且资产质量情况与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宏观环境相匹配，整体稳定可控。
（1）经营指标情况
一是利润增长趋缓，不良贷款率上升。2015年，商业银行全年累计实现净利润1.59万亿元，比2014年增加378亿元，同比增长2.43%，较2014年年末9.7%
的增速水平下降了7.27个百分点；平均资产利润率为1.10%，同比下降0.13个百分点；平均资本利润率为14.98%，同比下降2.61个百分点。非利息收入占比23.73%，较上年同期增长2.26个百分点（见图1-2-1）。
其中，5家国有大银行中建行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仅增长0.14%，工行的净利润也跌到0.5%以下，只有规模较小的交行将净利润维持在1%以上；股份制银行也未能幸免，2014年以30.01%净利润增速排在首位的平安银行，2015年勉强保持10.42%的净利润增速，其他7家股份制银行全部是个位数增长。
图1-2-1 2014—2015年商业银行净利润（季度）（亿元）
不良贷款余额也已连续17个季度上升。截至2015年四季度末，商业银行（法人口径，下同）不良贷款余额12 744亿元，较上季末增加881亿元，较2014年多增1 813亿元；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67%，较上季末上升0.08个百分点，较2014年年底上升0.42个百分点（见图1-2-2）。
图1-2-2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亿元）与不良贷款率（%）（季度）
其中农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最高为2.39%，是唯一一家“破2”的商业银行。同时，关注类贷款也大幅增长7 869亿至28 854亿元，占比达3.79%，继续创近年来的新高。不良贷款总体增长较快，且各季度不良贷款增幅均明显高于往年同期水平，但在一季度出现1 399亿元的增幅高点后，不良贷款增长开始逐季回落，至四季度仅比去年同期多增124亿元，表明在商业银行进一步加大不良贷款的处置和化解力度并采取一系列防控措施后，行业资产质量持续下滑的势头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遏制。商业银行拨备提升幅度基本与不良贷款的增长保持同步，风险抵补能力并未受到不良贷款较快增长和盈利增速大幅放缓的影响，在保持平稳的同时略有提升。2015年年末，商业银行在持续加大贷款核销力度的基础上，贷款损失准备余额仍较去年同期增加3 537亿元至23 089亿元。虽然拨备覆盖率因不良贷款的快速增长继续被摊薄，由年初的232%下降至181%，但反映整体拨备水平的贷款拨备率较年初提升0.13个百分点至3.03%。未来随着不良贷款的增加，预计拨备覆盖率仍会继续向150%这一监管要求靠拢。但考虑到不良贷款的处置通常需要经过现金清收和处置抵押品等环节后才进行核销，最终形成的损失大约占初始不良贷款余额的30%—50%。因此，目前商业银行的拨备水平仍处于较为稳健的水平，足以覆盖贷款组合的潜在损失。而且银行业有应对不良风险的准备的措施：一方面，风险抵补能力仍保持稳定，“以丰补歉”准备较充足；另一方面，监管层已明确明年将出台多项措施，进一步提升银行业的风险损失吸收能力。
二是流动性水平比较充裕。2015年四季度末，商业银行流动性比例为48.01%，较上季末上升1.86个百分点（见图1-2-3）；人民币超额备付金率2.10%，较上季末上升0.19个百分点；存贷款比例（人民币）为67.24%，较上季末上升0.85个百分点。2015年年末，商业银行人民币超额备付金率为2.10%，较上年年末下降0.54个百分点。2015年，银行间市场流动性比较平稳，利率水平保持在相对低的水平。12月份，银行间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为2.90%，较6月份下降0.35个百分点，较9月份下降0.24个百分点（见图1-2-4）。
三是贷款/存款规模较为稳定。2015年，上市银行共贷款总额60.78万亿元，存款总额81.59万亿元，存款比为74%。其中国有四大行存贷款规模优势依然明显，四大行存款规模均在10万亿元以上。贷款方面，工行、建行突破10万亿元大关，分别为11.93万亿元和10.48万亿元。存贷比方面，交行、招行最高分别为83%和81%，四大行中农行比例最低，为66%。南京银行为上市银行最低，贷款比为50%（见表1-2-1）。
图1-2-3 2012—2015年商业银行流动性比例（季度）（%）
图1-2-4 2011-2015年银行间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润（%）
表1-2-1 商业银行存贷情况
对于一些银行而言，较高的存贷比虽然能带来较高的经营收入，但也提高了银行的自身风险，限制部分银行未来的信贷派生能力，而一些存贷比较低的银行可能更加看重资产质量和贷款规模上升的潜在坏账风险。
四是营业收入增速放缓，净息差逐步收窄。2015年，商业银行共实现营业收入36 436亿元，营业收入平均增长16.79%，其中主营收入增速最快的为南京银行、平安银行和宁波银行，增速分别达到42%、31%、27%，农行、中行营业收入增速最低，主营增速仅为2.94%和3.94%。为了对冲经济下行，央行在扩大货币供给的同时降低了基准利率，旨在刺激实体信贷需求。15年起中国进入了降息通道，息差降低使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受到冲击。具体来看，我国商业银行整体净息差（净息差=净利息收入/平均生息资产余额）从2014年的2.54%下降到了2.45%，五大行情况更为严重，净息差从2.6%下降到2.42%。由于我国商业银行大部分利润来源于息差收入，未来净息差的下降将进一步的消减银行利润，影响其业绩。
五是息差收入比重下降，中间业务成为增长点。我国商业银行收入包括：利息净收入、手续费以及佣金收入和其他业务净收入（投资收益、汇兑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和其他业务收入），其中利息收入是绝对大头。2015年，商业银行收入中，利息收入26 917亿元，同比增长6.6%；手续费及佣金收入7 467亿元，同比增长14%（见图1-2-5）。2015年，为了应对息差收窄下利息收入的减少，商业银行增加了派息资产数量，同时手续费以及佣金收入的增速以及权重开始上升。在利率下行以及市场化的倒逼下，银行利息收入增速将进一步下降，而中间业务的发展空间相对较大。
图1-2-5 2011年-2015年商业银行各项收入情况
（2）存款保险条例正式实施
2015年5月1日起，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存款保险条例》正式实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同一存款人在同一家投保机构所有被保险存款账户的存款本金和利息合并计算的资金数额在50万元以内的，实行全额偿付；超出最高偿付限额的部分，依法从投保机构清算财产中受偿。根据央行测算，50万元的最高偿付限额可以覆盖99.63%存款人的全部存款。
商业银行是存款保险的投保主体，存款保险制度的推出对于新形势下确保金融体系稳定可谓意义重大。
第一，有利于保护存款人利益，提升公众信心，维护金融稳定。目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国际国内各种挑战和风险明显增多，要维护金融稳定，实现经济协调稳定发展，存款保险制度势在必行。《条例》从投保机构、覆盖存款范围、偿付限额等多个方面为社会公众的存款安全提供了制度化保障，有利于最大限度保护存款人利益，维护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
第二，有利于银行业的公平竞争，促进均衡发展。随着金融改革的逐步推进，以及民营资本和民营银行的准入，银行业的竞争日趋激烈。存款保险制度通过维护存款人利益和金融体系的稳定，能够有效缓解限制资本进入银行领域的监管顾虑，有助于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促进各类银行公平竞争、均衡发展，实现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保障多层次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行。
第三，存款保险制度有利于强化风险管控，营造健康业态。《条例》规定了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的相应职责，有助于形成一套防范与处置风险的新机制，有利于使风险“早发现，少发生”，从根本上维护金融稳定，促进我国银行业长期健康发展。[14]
（3）民营银行准入进入常态化
2015年是民营银行承载着社会各界期望的起航发展之年。为弥补传统银行业对民营企业、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不足，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民营银行正在成为我国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金融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贷款客户，特别是以往没有得到充分金融服务的企业，期望能从民营银行获得比民间融资利率低、比传统银行更易获得的资金支持。而普通存款人，则带着些对兼具互联网金融高收益和传统银行安全性金融产品的期许。
一是民营银行实现了各具特色的稳健经营。面对社会各界的期望，深圳前海微众银行、上海华瑞银行、温州民商银行、浙江网商银行和天津金城银行等5家首批正式开业的民营银行共同签署并联合发布了《中国民营银行发展公约》，表示要在依法合规、严格自律的基础上，紧紧围绕普惠民生的定位，实现差异发展，推进服务创新。五家民营银行以更好服务实体经济为目标，综合运用互联网技术，依托发起股东优势，并结合地区经济实际，实现了各具特色的稳健经营（见表1-2-2）。
二是民营银行监管制度出台，进入常态化发展阶段。2015年，民营银行的稳健发展交出了一份漂亮的成绩单，为《关于促进民营银行发展的指导意见》的正式出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依法审核，目前民营银行的设立已进入成熟一家、设立一家，不设数量指标限制”的常态化发展阶段。一方面监管层主动承诺，将审批时限缩短为4个月；同时积极简政放权，将民营银行的筹建申请受理权和开业审批权下放至地方银监局。[15]
表1-2-2 五大民营银行的特色及发展成果表
在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背景下，银行业的资产质量不断下降，防风险成为银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词。而《存款保险条例》的正式实施，将民营银行存款纳入保险范围，为民营银行构筑起第一道安全网。这既表明监管层对民营资本与其他形式资本一视同仁的态度，也有助于提升社会公众对民营银行的信心，创造银行业公平的竞争环境。同时，监管层借鉴了国际金融监管改革最新实践，在《关于促进民营银行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提出关于“剩余风险承担”和“处置与恢复计划”的制度安排，要求民营设立“生前遗嘱”，明确了银行股东在银行从生到死的风险责任，从根源上督促民营银行审慎经营。
3.融资租赁公司高速发展，数量和业务同比快速增长
2015年，融资租赁行业高速增长的态势得以延续，成为金融业的一大亮点。究其原因，一方面，虽然融资租赁业在过去几年一直保持高速发展，但从世界平均水平看，我国融资租赁业还有巨大的增长空间。目前我国融资租赁的设备投资渗透率不到5%[16]，而全球租赁渗透率中位数为13%，美国的租赁渗透率甚至超过20%。另一方面，融资租赁能直接为实体经济解渴，这与中央政府的政策导向十分吻合，在我国现阶段经济转型时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有望在未来几年继续保持高速发展。
（1）行业保持高速发展
首先，从全国融资租赁的企业数量看，截至2015年年底，金融租赁、内资租赁、外资租赁三类融资租赁企业总数为4 508家，比上年年底的2 202家增加2 306家，增幅达104.7%。融资租赁公司数量激增主要是由于四大自贸区的设立带来的政策福利刺激了开办融资租赁公司的热情。截至2015年9月底，注册在浦东的融资租赁母公司达到1 207家，注册资本总额4 243亿元，租赁合同余额超过1万亿元，均约占全国的三成。同样，天津自贸区的设立也带动了当地融资租赁的快速扩张，2015年前三季度，天津的融资租赁余额约占国内的32.7%。
其次，从租赁业务的规模看，截至2015年年底，全国融资租赁合同余额约4. ；44万亿元人民币，比2014年底3.2万亿元增加1.24万亿元，增长幅度为37.5%。从租赁合同的类型看，金融租赁合同余额约1.73万亿元，较2014年底的1.3亿元增长33.08%；内资租赁合同余额约1.3万亿元，较2014年的1万亿元增长30%；外资租赁合同余额约1.41万亿元，较2014年底的0.9万亿元增长56.67%（见表1-2-3）。
表1-2-3 2015年底全国融资租赁业务发展规模
最后，从融资租赁企业的注册资金看，2015年底，行业注册资金统一按人民币计算，约合15 165亿元，比上年底的6 611亿元增长8 554亿元，增幅为129.39%。其中，内资租赁企业注册资本为1 027亿元，增长22.41%；金融租赁企业注册资本为1 358亿元，增长39.71%；外资租赁企业注册资金约为12 780亿元，大幅增长166.25%（见表1-2-4）。[17]
（2）融资租赁企业融资渠道拓宽
长期以来，融资租赁企业面临期限错配的问题，也因此降低了银行的授信热情，不少银行停止了对融资租赁企业的合作，使得融资租赁企业自身的融资出现困难。随着融资租赁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被不断认识，融资租赁行业的价值越来越被资本市场的认可，融资租赁与资本市场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密。例如，2015年，包括中国康富国际租赁、北京世纪平安汽车租赁、皖江金融租赁、顺泰融资租赁、东海融资租赁等数家融资租赁公司在新三板上市。盈华融资租赁和环球租赁则通过借壳上市的方式进入A股和香港交易所进行融资。此外，不少租赁公司加快了登陆资本市场的计划，包括民生租赁、国银租赁、中建投租赁和中银航空租赁均透露出上市的计划。无论是融资租赁公司主动寻求上市，还是上市公司进军融资租赁业务，都使融资租赁业的融资渠道得以极大拓宽，有利于缓解租赁业的期限错配问题。
表1-2-4 2015年底融资租赁业注册资金
（3）行业发展迎来政策导向
2015年对融资租赁业而言，无疑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一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出台了相关指导意见，明确了支持融资租赁业发展的政策导向。2015年8月31日和2015年9月1日，国务院分别颁布《关于加快融资租赁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和《关于促进金融租赁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对融资租赁的发展提出了具体的任务和目标，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加强对融资租赁公司的支持力度，并支持符合条件的融资租赁公司发行股票和以资产证券化的方式筹措资金。
此外，四大自贸区的建立也为融资租赁带来极大的政策便利。除了对融资租赁公司的设立提供便利，各自贸区还根据自身情况提供不同的优惠政策。例如，上海自贸区规定区内融资租赁企业可开展全流向的租赁业务，并可兼营与主管业务相关的商业保理业务等政策；天津自贸区也允许融资租赁企业开展主营业务相关的保理业务和福费廷业务，鼓励租赁业境外融资；福建自贸区则提供财政扶持政策，对符合条件的租赁合同进行高额补贴等。
4.典当行盈利能力下滑，行业监管和规范措施不断加强
2015年典当行业风险集中暴露，行业增速显著下滑。典当行业的业务结构没有发生明显变化，房地产业务仍是典当行业的主要业务。而受房地产市场分化影响，一线城市典当企业和二线、三线城市典当企业的经营情况也随之出现分化，风险控制成为行业焦点。行业风险的暴露正促使监管部门尝试改变原有的监管模式，确立了典当行业的金融机构地位，同时出台了行业标准，规范企业经营。
（1）典当业盈利能力进一步下滑
典当行业监管信息系统显示，2015年，全国典当企业为中小微企业累计发放当金3 671.9亿元，同比下降0.5%，典当余额为1 025.2亿元，同比增长1.23%，年度发放当金额、当今余额增速都出现大幅下降。截至2015年年末，全国共有典当企业8 050家，同比增长6.69%（见表1-2-5）。但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上半年，全国典当企业数量为8 108家，意味着2015年下半年新注册的典当企业数量低于注销的典当企业数量，表现出一定的下滑态势。典当行业业务结构保持稳定，房地产典当业务、动产典当业务和财产权利典当业务分别占所有典当业务的53%、30.5%和16.5%，与2014年基本持平。
表1-2-5 2013—2015典当公司规模变化对比
行业整体数据反映出2015年典当行业规模出现负增长，典当余额增速出现大幅下降，但典当企业数量依然保持增长，表明典当企业的竞争加剧，企业盈利空间受到挤压。从行业经营情况看，2015年典当行业的盈利水平继续下滑，亏损企业数量增加，但内陆地区和沿海地区的经营情况存在较大差异。根据河南省商务厅的数据，2015年前11个月，河南省有54家典当行发生亏损，占全省总量的近20%。内蒙古自治区典当行业的盈利下滑更为严重，2015年内蒙古典当行业转盈为亏，全年营业利润为负659.6万元，同比下降129.4%，有51.51%的企业亏损，12.5%的企业处于亏损边缘，形势严峻。相比之下，沿海地区的典当企业盈利情况较好，但利润增速也出现下滑。2015年1-8月，广东省典当行业税后利润7 662万元，同比增长7.3%。而浙江省2015年上半年典当行业实现税后利润5 700万元，同比增长28.87%，保持良好的上升态势。
典当行业整体发展呈现疲态与房地产行业的不景气有较大关系，房地产典当业务占比一直保持高位，而房地产企业往往是无法向银行贷款后才向典当行融资，这部分通过典当融资的房地产企业本身的经营情况就比较一般，使得房地产典当本身就具备较高的风险。2015年房地产市场整体呈现疲软态势，尤其是三线、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并未出现明显反弹，销售不佳使得企业资金回笼困难，这也造成了内陆地区的典当违约案例持续攀升。相比之下，一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表现较为活跃，因此对典当业的影响还没有完全表现，但预计随着政府对一线房市政策的收紧，典当行业将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
（2）行业经营规范加强
面对典当业风险的不断暴露，监管部门对行业采取了规范和整顿措施。2015年1月13日，商务部对典当业进行了是否涉及非法集资的专项检查。2015年9月23日，商务部办公厅发布了《商务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典当行业风险检查的通知》，要求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对具有大量关联公司的典当企业进行重点检查，就典当业务质押手续是否齐全、股东是否抽逃资金以及企业经营范围进行排查，将监管的重心转向更为具体的企业经营过程中。
长期以来，典当业一直以金融企业或类金融机构的名义存在，而未被赋予金融机构的地位，大多接受商务部的监管。在2015年9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统计局共同发布了《金融业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将贷款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及典当行归为非货币银行服务类金融企业，金融监管部门自此确立了典当企业的正式金融机构身份，为行业监管模式的升级奠定基础。
此外，商务部在2015年11月9日发布了《典当术语》行业标准，将于2016年9月起实施。由于典当业具有很强的地域特色，很多行业术语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典当企业的具体意义存在很大差异，地方政府和司法机关也对典当行的用语因不规范而感到困惑。此次行业标准的出台，对行业来说是一种规范，也有利于监管的执行。
5.小额贷款公司遭遇发展瓶颈，行业得到进一步规范
2015年，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瓶颈进一步显现。首先，小额贷款企业的业务规模首次出现负增长，表明靠增资扩股缓解资金压力的模式已经无法支撑行业的高速增长；其次，小额贷款企业的资产风险不断暴露，部分地区的不良资产明显增多；再者，长期以来地方监管部门对待小额贷款公司“只管生，不管教”的态度影响了行业的健康发展。2015年下半年，中央政府首次明确了小额贷款公司正式金融机构的地位，地方政府也相应出台了扶持政策，为小额贷款公司提供更多的融资渠道，并有多家小额贷款公司通过资本市场融资，小额贷款公司的融资难问题有望在未来得到更好的解决。
（1）行业规模出现负增长
2015年，小额贷款公司的企业数量增速明显下滑，业务规模首次出现负增长，行业瓶颈进一步显现。一是宏观经济下行的基本面没有得到根本改善，资金供给方和需求方继续保持慎重；二是小额贷款公司自身的融资存在困难，靠增资扩股维持业务增长的发展模式已经无法持续；三是受网贷平台影响，传统的小额贷款公司受到较大冲击。
央行披露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年末，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8 910家，同比增长1.35%，较2014年12.14%大幅下降。从业人员的数量达117 344人，同比增长6.7%，同样，行业实收资本同比仅增长了2.13%，为8 459.29亿元，而2014年的增速为32.48%，表明靠增资扩股维持企业流动性的经营模式已经无法持续，资金错配问题亟须解决。资金供给不足也给小额贷款公司的业务扩展带来阻碍，2015年年末全国小额贷款公司贷款余额为9 411.51亿元，同比下降0.09%，这是小额贷款公司贷款余额近年来首次出现下滑（见表1-2-6）。
表1-2-6 2015年小额贷款公司发展规模
（2）区域发展差距缩小
2015年，小额贷款公司的地域分布格局基本保持稳定。从贷款余额规模看，排名前10的省市分别是江苏、重庆、浙江、广东、四川、山东、安徽、广西、湖北和辽宁（见表1-2-7）。
表1-2-7 2015年小额贷款公司贷款余额前十名省市分布
同2014年相比，2015年各省份贷款余额增长速度明显下降，部分省市甚至出现两位数的降幅。江苏、浙江和广东这些沿海省市的增速反而不及重庆、广西等内陆省份，表明沿海地区的小额贷款公司日趋饱和，更为激烈的竞争环境使得这些地区的企业率先进入优胜劣汰阶段。而内陆省市虽然在2015年同样出现增速下滑的情况，但重庆市和广西省等内陆省市依然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缩小了与沿海地区的差距。
（3）款项回收压力增大，行业规范化亟待提升
2015年，小额贷款公司违约事件数量大幅增加，收债压力巨大。法院受理的相关案件数量激增从侧面说明了这一趋势。以广州市越秀区法院为例，2015年该院受理小额贷款案件248件，收案数是2014年的2.98倍，案件涉及金额9.67亿元，为2014年的283倍，显示出当地小额贷款企业明显上升的资金回收风险。实际上，并不是广州地区存在上述情况，全国的小额贷款公司都存在收款困难的情况。根据四川省金融办的数据，2015年前10个月，四川省的小额贷款公司不良率同比已经翻倍。不良贷款率的上升一方面受经济下行压力影响，但也与部分小额贷款公司在过去放贷时过度追求利润而采取不规范经营策略有很大关系。根据中国普惠联席会的调查，小额贷款公司的笔均贷款余额超过190万元，说明有大面积的企业脱离了小额贷款的业务范畴，“小贷不小”成为行业风险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与长期以来地方监管部门对待小额贷款公司“只管生，不管教”的监管态度有很大关系，规范性监管升级迫在眉睫。
2015年，监管部门对小额贷款企业的监管进行了升级，向规范性监管迈出了一步。2015年10月月底，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统计局共同发布了《金融业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将贷款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及典当行归为非货币银行服务类金融企业，这也意味着金融监管部门确立了小额贷款公司正式金融机构的身份和地位，这将为小额贷款公司的融资带来极大便利。2015年12月31日，国务院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提出“拓宽小额贷款公司和典当行融资渠道，加快接入征信系统”的目标。此外，各个省市也相继出台了规范政策。2015年6月30日，江西省金融办印发《关于促进小额贷款公司规范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允许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开展资产证券化、贷款管理等表外业务。广东省金融办也下发了《广东省小额贷款公司利用资本市场融资管理工作指引》，这些法规的出台对各地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有了初步的指导，但由于各地行业经营情况不尽相同，地区经营差异性明显，实现行业规范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6.农村金融机构制度创新启动，服务能力不断完善
（1）金融机构涉农贷款稳定增长，金融支持“三农”力度加大
为贯彻落实国家“三农”发展政策要求，银行业持续创新研发金融产品，助推农业企业规模化、产业化发展。2015年12月月末银行业本外币农村（县及县以下）贷款余额21.61万亿元，同比增长11.2%，增速比上年年末低1.2个百分点，全年增加2.23万亿元，同比比少增2 251亿元；农户贷款余额6.15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增速比上年年末低4.2个百分点，全年增加7 823亿元，同比少增733亿元；农业贷款余额3.51万亿元，同比增长5.2%，增速比上年年末低4.5个百分点，全年增加1 897亿元，同比少增1 167亿元。
（2）创新农村金融服务，助推农业现代化建设
新常态下现代农业发展面临“两个带有趋势性的问题”，一是主要农产品的供求格局发生新的变化，二是工业化、城镇化快速进程中，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面对这两大趋势，要为持续推进农业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必须进行制度创新，以激发农村活力，改善资源配置。在此背景下，2015年2月1日，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下简称“一号文件”）正式发布。一号文件指出，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要综合运用财政税收、货币信贷、金融监管等政策措施，推动金融资源继续向“三农”倾斜，确保农业信贷总量持续增加、涉农贷款比例不降低。同时，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发行“三农”专项金融债，鼓励符合条件的涉农企业发行债券；鼓励各类商业银行创新“三农”金融服务。具体来说，一号文件对农业现代化建设改革创新的能力提升指引了新的方向，并具体落实到相关政策支持。
一是提升产行业链式金融服务能力。一号文件引入了产业链、价值链等现代组织方式，并首次提出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互动。不同产、行业的市场形势、发展趋势和产业链架构差异较大。文件提出的产业融合理念，就是要通过产业化经营带动农村产加销一体化，对农村金融机构传统的链式金融服务提出更高要求。
二是提升对新型经营主体的服务能力。一号文件提出通过适度规模经营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结合文件精神及农业生产基本要素原理，适度规模经营包括了“人”与“地”双重的规模化。此外，涉农金融机构还应更加充分利用现有金融渠道，如通过信托方式流转土地。
三是提升融资创新服务能力。农村金融机构未来可在农田水利、道路交通、农业生态环境等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探索以银行信贷扶持为核心，整合信托、保险、担保等多种金融资源，以PPP等新型项目合作模式为依托，以财政支农补贴为保障的新型综合金融服务模式。此外，进一步发展互联网金融，依靠大数据技术掌握客户讯息，依靠互联网平台发放贷款等，实现金融资源的有效整合和节约利用，也是农村金融机构在未来一段时间需要探索的方向。
四是提升对农业“走出去”的金融扶持能力，农业经营国际化，对于节约国内农业资源，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具有特殊意义。
（3）农村两权抵押贷款试点启动
2015年8月24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开展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的指导意见》，指出开展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以下简称“两权”）抵押贷款试点要坚持依法有序、自主自愿、稳妥推进、风险可控的原则，按照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和经营权流转有关要求，以落实农村土地的用益物权、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为出发点，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创新，稳妥有序开展“两权”抵押贷款业务，有效盘活农村资源、资金、资产，增加农业生产中长期和规模化经营的资金投入，为稳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提供经验和模式，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和农业现代化加快发展。
近年来，农业产业化速度加快，新型农村经营主体发展迅速，资金需求也越来越大。但是，传统涉农主体的抵押物严重不足，金融供求缺口较大，迫切需要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将农地经营权作为融资抵押权益，成为破解农业生产融资难题的一条重要途径。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开展，破解了农村信贷抵押、担保不足的问题，有效增加了“三农”信贷投放，带动农民增加收入，还对完善农村金融中介服务机构、改善农村金融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
7.保险公司整体实力增强，创新持续深化（1）保险公司整体实力持续增强
根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简称“保监会”）公布的数据，2015年全国新增9家保险公司，其中，财产险公司6家，人身险公司3家。截至2015年年底，全国共有各类保险公司及保险组织169家，其中保险集团和控股公司10家，财产险公司73家，人身险公司76家，再保险公司9家，村镇保险互助社1家，基本形成了综合性、专业性、区域性和集团化保险公司齐头并进，自保、相互、互联网等新型市场主体创新发展，统一开放、协调发展、充满活力的现代保险市场体系。从保险公司资本国别属性看，中资保险公司93家，外资保险公司56家。其中，中资财产险公司51家，中资寿险公司48家，中资再保险公司3家；外资财产险公司22家、外资寿险公司28家、外资再保险公司6家（见表1-2-8）。
表1-2-8 2015年保险公司数量一览表
中国保险公司资产规模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截至2015年12月底，保险公司资产总额123 245.37亿元，较2014年年底的101 350.83亿元增加了21 894.54
亿元，增长了21.6%（见图1-2-5），其中，产险公司总资产18 481.13亿元，较年初增长31.43%；寿险公司总资产99 324.83亿元，较年初增长20.41%；再保险公司总资产5 187.38亿元，较年初增长47.64%。保险公司净资产16 089.70亿元，较年初增长21.38%。
图1-2-5 2015年保险业月度总资产变动情况图
（2）保险公司改革创新不断深化
一是中再集团成功登陆H股，成为国内首家上市再保险公司。2015年10月26日，中再集团成功登陆香港资本市场，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正式挂牌交易，成为国内首家上市再保险公司。中再集团全球发售吸引了15家高质量的基石投资者参与认购，包括国内知名企业长城国际、国网英大、中广核，与其业务合作关系密切的保险行业龙头企业中国人保和中国人寿，以及国开金融、Pru-dential、惠理香港等境内外知名投资机构。以上市为新起点，中再集团将深耕国内市场，扩展国际市场，做优做深再保险核心主业，继续加强直保、资产管理等领域的综合业务布局，积极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努力建成风险管理能力突出、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综合性再保险集团。
二是保险公司加快对外开放步伐。2015年6月8日，中国人寿保险（新加坡）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成为“新国十条”出台以来，第一家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的中资保险企业。该公司还分别与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及中国工商银行新加坡分行签署合作协议，拟在存款合作、保险代理、人民币创新等方面开展全面深入合作，共同拓展新加坡市场。中国人寿计划在新加坡重点发掘、拓宽保险销售渠道，推动跨境保险业务需求，充分发挥在人民币保险产品方面的优势，积极支持新加坡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建设和中新两国的经贸往来，服务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此外，2015年，在资产配置全球化背景下，保险公司也继续加紧布局海外优质投资项目。中国太平设立的海外投资基金，投资翠贝卡111项目，投资总额约8亿美元；中国人寿和中国平安购入美国波士顿的地产项目，价值5亿美元；安邦保险花费7 500万美元买下加拿大多伦多金融区17层楼的70 York St.；阳光保险集团以2.3亿美元购买喜达屋资本新打造的位于纽约曼哈顿中心的Baccarat（水晶宫）酒店；泰康人寿完成了对伦敦金融城Milton Gate写字楼的投资收购。
三是专业化、新业态保险公司建设步伐加快。专业化、新业态保险公司的发展既可达到丰富市场主体、打破同质竞争，又有助于创新产品服务、满足多样化保险需求。专业化保险公司方面，2015年3月，我国首家专业的航运保险公司——东海航运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获准筹建，注册资本10亿元，注册地宁波，其成立将深度服务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和“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以上海为龙头向“一带一路”海陆运输大通道提供有效的风险保障服务。新业态保险公司方面，2015年，易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心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泰康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3家互联网保险公司先后获批成立，其成立将进一步发挥保险业在互联网金融专业化方面的先发优势，探索保险公司差异化发展路径。
（3）保险专业中介机构专业化和规模化发展提速
一是2014年以来，对保险中介市场的清理和整顿使得保险中介机构开始向专业化方向发展，运行效率和质量不断提高。包括长安、长城等多家保险经纪公司已成为电力、金融、石化、航空、钢铁、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的风险管理顾问；作为我国最早设立的专业保险公估机构，民太安公估公司设立了专门的车险公估公司和医疗健康公估公司。一批具有专业化背景的企业也开始涉足及进入保险中介领域，如，苏宁集团借助其客户数量的优势成立了苏宁保险销售有限公司，开展中介业务；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美国国际集团共同发起创建中美国际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专门面向中高端市场；保通保险代理公司在海南成立，推进车险专业化改革。
二是保险专业中介机构积极创造条件上市融资，拓展了保险中介行业的资本补充渠道，壮大了资本实力。自2014年12月31日首家保险中介上海盛世大联保险代理股份有限公司成功挂牌新三板之后，2015年保险中介机构登陆新三板呈现爆发式增长。截至年底，登陆新三板的保险中介机构已超过15家，其中包括成功挂牌开始转让的中衡股份、盛世大联、华凯保险、民太安、鼎宏保险、盛世华诚、万舜股份、中衡股份以及挂牌获批的华成保险、同昌保险、华凯保险。此外，还有泛华公估、众信易诚等多家机构已提交资料排队再审。[18]挂牌新三板既有助于专业保险中介机构启动全国化布局，通过启动增发计划等多种融资方式扩大注册资本，实现规模化发展，也能倒逼专业保险中介机构改革创新，建立和完善自我约束机制，实现规范化发展。
2015年，资本市场类金融机构活力得以提升，证券公司的营业收入和利润规模大幅增长；基金公司行业活跃度提升，基金数量不断上升；信托业资产规模增速虽然有一定放缓，但产品创新和行业转型均取得不小进展；期货公司风险控制能力优化，盈利能力显著提升；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建设不断加强，投资领域日趋宽阔。
1.证券公司营业收入和利润规模大幅增长
（1）证券公司业绩大幅增长
2015年的股票市场跌宕起伏，剧烈波动的股市对整个金融体系造成了明显的冲击，也影响着监管部门的政策导向（见表1-2-9）。股市的波动带来政策导向的变化，也影响到了证券公司的经营活动。无论是降杠杆、暂停IPO还是出资救市，都对证券公司的经营产生影响，也对证券公司的风控和经营规范带来了考验。在这种形势下，证券公司经受住了考验，在2015年取得优异的业绩表现。
表1-2-9 2015年证券业监管调控事件一览表
一是营业收入和利润规模大幅增长。根据2015年证券公司未经审计财务报表显示，125家证券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5 751.55亿元，同比增长120.67%；在125家证券公司中，有124家实现盈利，行业全年实现净利润2 447.63亿元，同比增长153.50%；125家证券公司总资产为6.42万亿元，同比增长56.97%；净资产为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7.52%；净资本为1.25万亿元，同比增长84.05%（见表1-2-10）。
二是业务结构趋于合理。2015年虽然股票市场出现大幅波动，但整体来看，股票成交延续了2014年年底的火热行情，沪深两市在5月和6月份的多个交易日成交额突破2万亿元。得益于此，券商的经纪业务收入继续保持高速增长，2015年证券公司代理买卖证券业务净收入2 690.96亿元，同比增长156.41%。虽然年中IPO出现暂停，但随着市场情绪的稳定，监管层恢复了IPO，同时2015年新三板挂牌企业数量的迅猛增长，使得2015年证券承销与保荐业务净收入大幅增长，达393.52亿元，同比上升63.84%；另外，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业务实现净收入274.88亿元，同比增长121.05%；2015年财务顾问业务和投资咨询业务净收入分别为137.93亿元和44.7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99.35%和100.72%；而融资融券业务在7月份股市暴跌行情中虽然被暂停，但上半年异常火热的行情依旧带动了全年利息收入的增长，全年融资融券业务利息实现高达591.25亿元的收入，同比增长32.5%；证券投资收益（含公允价值变动）1 413.54亿元，同比大增99.01%。
表1-2-10 2012—2015年证券公司营业收入及同期对比（单位：亿元）
三是中大型证券公司增长快于小型证券公司，行业趋向大型专业化发展。不同于2014年，中大型证券公司在2015年的业绩增长并不落后于小型证券公司。在上市的23家证券公司中，仅有国元证券和东兴证券两家证券公司净利润增幅低于100%，但也分别取得97.81%和96.42%的利润增长。2015年利润增长最为抢眼的是国信证券，其2015年净利润增幅达993.77%，利润总额升至第四。大型券商的快速的发展来源于相比小型证券公司拥有更广的网点布局，在经纪业务方面更具开拓性和客户资源，证券经营行业逐渐趋向大型专业化的方向发展。
（2）行业违规事件频发，相关政策和监管措施收紧
2015年，监管部门密集对证券业相关企业开出罚单，涉及企业数量众多，不仅对证券公司开出罚单，也对相关的证券信息服务企业做出处罚，部分公司高管甚至被处以行业禁入。证监会全年共向23家券商开出29张罚单，这些罚单包括对业务提出整改的要求、暂停业务资格和高管禁入等措施。
一是涉及企业众多，不仅包含中小型证券公司，也包括像中信证券、海通证券这样的大型券商。以海通证券为例，2015年1月，该公司因违规为到期融资融券合约展期，受过处理仍未改正，被暂停新开信用账户3个月；9月11日，该公司又因违规进行场外配资和外部接入，未按规定审查违规配资，被证监会罚款1.14亿元，7名责任人被警告并罚款。；11月30日，由于公司在融资融券业务中涉嫌“未按规定与客户签订业务合同”，海通证券再次被证监会立案调查。
二是受罚原因主要为两融业务的违规操作和投行业务未尽责。除上述海通证券因两融业务受罚外，2015年3月4日，由于在华锐风电上市后持续督导期间未勤勉尽责，持续督导制度未有效执行，安信证券被证监会暂停保荐机构资格三个月。此外，由于2015年新三板扩容速度飞快，部分证券公司的投行部门出现人员短缺情况，对已挂牌企业的持续督导质量受到影响，多家证券公司也因此受到证监会的约谈。
三是证券公司的违规经营不仅带来直接经济损失，还会对其证券评级产生影响，从而影响证券公司未来的发展。在2015年7月证监会公布的最新评级中，AA类证券公司为27家，但在这被证监会认可、代表着券商中最高风险把控能力的AA级券商中却有14家证券公司在2015年受到证监会处罚，这不仅意味着我国的证券公司评级可能存在缺陷，并且还有可能影响证券公司未来的经营方向和发展壮大。
2.基金管理公司行业活跃度提升，首家公募基金公司实现上市
（1）行业活跃度提升，基金规模快速增长
2015年，基金业迎来了更进一步的市场化和国际化改革。一是对私募投资基金、货币市场基金和公募基金的运行规范进一步加强，鼓励货币基金进行创新，拓展货币基金的支付功能，完善基金互联网销售规则，从运营到销售全面推进市场化。二是基金市场实现了与国际市场的互联互通，内地与香港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互认启动，降低了内地投资者投资海外市场的门槛，也使得基金业向国际化迈出坚实一步。行业的改革步伐激发了从业机构的热情，市场供给的产品类别进一步丰富，而股市活跃度的提升则推升了基金产品的旺盛需求，公募基金规模和私募基金数量都出现大幅增长。
一是公募基金规模快速增长。2015年，公募基金发行规模达16 511.88亿份，同比增长305.41%。从各月发行量看，2015年公募基金在各月度的发行规模有所起伏，上半年公募基金的发行规模占比较大，其中四、五月份的发行规模分别达2 914.51亿份和3 493.26亿份（见图1-2-6），两个月的发行数量已经超过了2014年全年的发行数量。但自2015年6月开始的股市剧烈波动冷却了投资者的热情，基金发行规模开始大幅下降，八月、九月和十月的发行规模分别为257亿元、158亿元和229亿元，低于2014年月平均发行规模。随着市场恐慌情绪逐渐退散，2015年最后两个月的公募发行规模都超过1 000亿元。
行业规模扩张明显带动了公募基金公司资产规模的增长，部分公募基金资产规模增长超过100%。与2014年相比，资产规模排名前十的基金公司基本没有发生变化，基金资产规模排名前两名的基金分别为天弘基金和华夏基金（见表1-2-11），2015年年末基金资产规模分别达6 751.07亿元和5 801.46亿元。而得益于2015年基金产品的优异表现，易方达基金显示出强劲的增长态势，2015年资产规模达5 691.07亿元，同比大增172.60%，仅落后华夏基金110.4亿元。天弘基金虽然继续领跑，但由于天弘基金的主要产品为货币型基金，在2015年上半年货币政策相对宽松、股票收益提高的背景下，货币基金的收益不断下降，对投资者的吸引力明显下滑，在2015年的资产仅增长14.46%。
图1-2-6 2015公募基金发行额（月度）
二是私募基金的数量也达到新高度。根据Wind统计，截至2015年年末，市场共有私募产品24 475只，全年新增的私募产品15 854只（见图1-2-7），较2014年大幅增长。从月度数据看，私募基金的发行同样受到市场行情的影响，上半年的发行数量实现爆发性增长，6月份单月发行数量达2 433只，但随着股市的剧烈波动，投资者的观望情绪浓厚，下半年的发行数量出现下跌。
（2）基金公司盈利获得爆发性增长
一是盈利公司数量和净利润创出新高。受到基金业规模大幅增长的影响，基金公司盈利获得爆发式增长，基金公司纷纷创出历年净利润新高。2015年，103家基金公司共实现利润6 811亿元，其中94家基金公司盈利，9家亏损。[19]获取利润最多的是华夏基金，全年利润499亿元；嘉实基金排名第二，全年利润472亿元；汇添富基金第三，全年利润387亿元。亏损最高的3家基金公司分别为申万菱信基金（亏损84亿元）、鹏华基金（亏损38亿元）和中融基金（亏损28亿元）。
图1-2-7 2015私募基金发行数量（月度）
二是投资收益超过100亿元的基金公司家数首次突破了20家，达到了28家。[20]投资收益超过150亿元的有15家，按投资收益排名为华夏基金、嘉实基金、汇添富基金、广发基金、易方达基金、南方基金、天弘基金、中邮创业基金、兴业全球基金、银华基金、博时基金、华商基金、大成基金、华安基金和工银瑞信基金等在内的13家基金公司，其2015年投资收益分别为499.38亿元、472.89亿元、388亿元、357.17亿元、324.75亿元、309.92亿元、254.23亿元、187.83亿元、180.79亿元、176.47亿元、176.25亿元、170.99亿元、169.97亿元、166.69亿元、157.86亿元。
表1-2-11 2015年年末资产规模前十名基金公司
（3）首家公募基金公司实现上市
银行、保险、券商以及信托都已经纷纷登陆主板上市，甚至私募基金公司九鼎投资也于2014年挂牌新三板，但公募基金公司却由于各种原因长期缺席资本市场。
2015年8月6日，中邮基金由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完成上市之前股权改造的第一步；8月26日，中邮基金公司登陆全国中小企业股权转让系统，披露公开转让说明书等材料；11月24日，中邮基金在全国股权转让系统挂牌交易，成为国内第一家挂牌的公募基金公司。
实际上，融资并非基金公司的最大诉求，对基金公司而言，通过上市完成员工激励可能是基金公司最想达到的效果。基金公司的人事变动对基金公司的经营带来极大的影响，尤其是明星基金经理的去留会影响基金投资者对产品的选择，因此，留住优秀的基金经理团队是各基金公司管理的重要工作。近年来，金融机构纷纷试水股权激励吸引人才，包括招商证券、兴业证券、国元证券、东吴证券、中泰证券等证券公司都启动了员工持股计划，从竞争对手中挖到了很多优秀的人才。相比之下，基金公司的股权激励一直难以实施，主要在于基金公司的股权退出难以实现。因此，通过上市，基金公司将得以顺利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对基金管理团队的稳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3.信托公司产品创新和行业转型取得不小进展
2015年，在资本市场剧烈的波动和宏观经济继续下行的背景下，信托行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考验。一方面，股票市场的异常动荡对信托业的资产规模带来严重冲击，在第三季度首次出现负增长；另一方面，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加信托业的资产风险，全年风险资产规模增速较快，风险控制成为监管的重点。2015年，信托业在经济金融体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全年营业收入和利润均大幅攀升，资产规模在第三季度出现负增长后强势反弹，显示出行业较好的修复能力。同时，通道业务的萎缩以及碳排放信托、钻石信托等创新型信托产品的问世都表明行业的转型已经更深入。
（1）信托业资产规模增速放缓
一是信托业资产规模增速整体放缓。信托业资产规模增速在年中季度出现负值。截至2015年年末，68家信托公司管理的信托资产规模为16.3万亿元（见图1-2-8），较2014年年末13.98万亿元的行业规模增长16.62%，再创历史新高。从年内季度环比增速看，2015年第一、第二季度的信托规模环比分别增长3.08%和10.10%，在第三季度首次出现负增长，增幅为-1.56%，但在第四季度恢复了正增长，增速达4.38%。受第三季度负增长的影响，信托业资产规模全年增速出现大幅下降。
图1-2-8 2014—2015年信托资产规模变化图
二是信托资产结构出现亲经济周期性调整，也反映了信托公司主动管理能力的提升。首先，融资类信托占比保持下降趋势。截至2015年年末，融资类信托占比首次降至30%以下，为24.32%。其次，投资类信托和事务管理类信托占比则继续保持增长，分别达37%、38.69%（见图1-2-9）。投资类信托的持续增长反映出经济发展过程中资金需求方式的调整和信托公司主动管理能力的提升。投资类信托资产的增加，尤其是证券投资类信托比例的增加对信托公司的资产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有利于信托公司的进一步发展。2014年，证券投资信托占比仅为14.18%，但2015年年末这一比例已经上升至20.35%，在2015年第三季度甚至更高。信托资产规模和结构的变化反映出信托公司主动配置资产的趋势，随着股票市场趋于冷静以及政府支持实体经济的政策倾向进一步明确，预计未来将有更多的信托资金进入实体经济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在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会降低行业规模的波动。
三是各项营业收入和利润实现高速增长。尽管信托资产规模出现了波动，但2015年信托公司各项营业收入和利润均实现高速增长。2015年，68家信托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 176.06亿元，较2014年954.95亿元的收入同比增长23.15%（见表1-2-12）。从行业利润总额看，2015年信托业实现利润总额750.59亿元，同比增长16.86%，高于2014年12.96%的增速。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也带动了人均利润的提升，2015年信托业人均创造利润319.91万元，同比增长6.28%，扭转了2014年人均利润下降的趋势，也表明行业从业人员的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
图1-2-9 2014—2015年信托业务结构变化图
表1-2-12 2014—2015年信托公司经营业绩比较
（2）产品创新不断深入
在保持原有业务结构不断优化的前提下，2015年信托行业的产品创新进一步深入推进，为行业转型奠定基础。资产证券化信托、公益信托、另类资产信托等新型信托的进一步壮大成为了新的亮点。
一是资产证券化信托首发问世。2014年11月20日发布《关于信贷资产证券化备案登记工作流程的通知》，明确了简政放权的原则。而信托制度具有风险隔离和破产隔离的特征，是资产证券化中特殊目的载体（SPV）较为合适的参与者。2015年7月15日，由宁波银行作为发起机构、国元信托设立的“永盈2015年第一期消费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初始发行规模36.99亿元，是自2012年重启证券化试点后，银行间市场发行的首个以个人消费贷款为基础资产的资产支持证券。
二是公益信托的立法规定更为完善，明确了公益信托的具体管理办法，公益信托迎来新的契机。过去，公益信托的发展一直较为缓慢，仅占信托业务1%的份额，这主要是由于配套立法的缺失造成。一是《信托法》对“公益事业管理机构”定义模糊，二是《信托公司管理办法》没有明确信托公司开展公益信托活动的具体管理办法，三是公益信托由于不具备法人资格也不属于公益性团体，难以获得税收激励，降低了参与者的热情。2015年10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初次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草案）》，将慈善信托管理单独列章，明确了在民政部门备案的慈善信托受托人可以做慈善信托，使得公益信托变得更加切实可行。
三是另类投资信托加快了创新步伐。另类投资信托是指信托资金投资于酒类、艺术品、茶类、古董、贵金属在等资产的信托产品。此前，国内信托公司已经推出了红酒信托、艺术品信托、影视信托等产品，2015年的另类信托品类进一步丰富。2015年3月，中信建投推出国内首只“碳排放信托”，在中国碳交易试点市场通过配额和国家核证资源减排量之间的价差进行交易盈利。2015年3月，中信信托推出国内首只钻石消费信托，该信托产品直接将钻石实物作为投资收益分配给投资者，为高净值客户投资和消费高品质大克拉钻石提供一个更具性价比的渠道。
4.期货公司风险控制能力优化，盈利能力显著提升
（1）期货公司风险控制能力进一步优化
2015年，期货业规模进一步扩大，期末行业客户权益达3 829.77亿元，同比增长39.63%。此外，行业净资本和净资产分别为600.38亿元和782.94亿元，创历史新高。行业规模的扩大也提升了期货公司的抗风险能力。2015年8月20日，中国期货业协会公布了2015年期货公司分类评价结果。与2014年相比，2015年期货公司评级情况进一步改善，尤其是评级在CCC类及以下的期货公司数量明显减少，由2014年的28家下降到18家（见表1-2-13），不少在2014年评级为CCC类及以下的期货公司评级上升至BB级。券商系期货公司整体保持良好的评级，20家AA级期货公司分别是中信期货、永安期货、银河期货、广发期货、国泰君安期货、光大期货、中粮期货、国信期货、华泰期货、申银万国期货、海通期货、浙商期货、招商期货、方正中期期货、南华期货、万达期货、鲁证期货、五矿期货、长江期货和国际期货。
表1-2-13 2014—2015年期货公司评级情况对比
实际上，期货公司评级结果与期货公司申请增加业务种类、新设营业网点及期货投资者保障基金缴纳比例，尤其是与申请创新业务试点的顺序挂钩，因此评级对期货公司的经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期货公司突破上市障碍，多家公司获得融资
过去，由于自然人不能成为期货公司股东，期货公司迟迟无法上市。但这一壁垒于2014年10月29日在证监会发布的《期货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中得以清除。2015年，先后有多家期货公司在香港交易所和新三板上市。2015年4月9日，创元期货正式在新三板挂牌，成为国内首家登陆资本市场的期货公司；2015年6月12日，上市公司中国中期发布公告，增持国际期货80.24%股权，全资拥有国际期货股权，国际期货自此成功借壳上市。2015年下半年，期货公司加快了上市的步伐，鲁证期货、弘业期货分别于2015年7月7日和2015年12月30日在香港交易所上市；2015年10月28日，行业龙头永安期货也在新三板挂牌交易；海航期货、天风期货、华龙期货三家期货公司也都在11月密集挂牌新三板，此外还有南华期货、瑞达期货等期货公司正在接受上市指导。从上市期货公司的评级看，目前上市的期货公司评级都在A类以上。
（3）期货公司盈利能力显著提升，产品进一步丰富
一是整体盈利能力提升，手续费率下调。2015年，全国149家期货公司净利润达60.37亿元，同比增长45.72%，全行业的主营业务收入达244.08亿元，同比增长29.76%，双双创出新高。净利润总额增长速度明显高于总收入增长速度，显示期货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从收入结构上看，手续费收入达122.99亿元，同比增长20%，扭转了2014年手续费收入下降的态势。但2015年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5.78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54.23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2.78%和89.81%，远高于手续费收入的增长速度，这表明行业手续费费率进一步下降。2015年期货收入的增长主要受金融期货交易活跃的提振，全年金融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0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17.7万亿元，分别增长56.66%和154.7%。商品期货累计成交量为32.3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136.47万亿元，同比增长41.46%和6.64%。
二是我国期货市场的产品种类进一步丰富。产品种类的增加和行业实力的增强是全年行业业绩增长的重要推力。2015年2月9日，上证50ETF期权合约上市，填补了我国没有期权产品的空白。此外，已有产品的种类也进一步丰富。2015年3月20日，10年期国债期货合约上市交易；2015年3月27日，上海期货交易所开展镍、锡期货交易；2015年月16日，上证50和中证500股指期货登陆中金所。总体来说，2015年上半年的期货产品创新在积极推进，但年中市场的剧烈波动使得创新的步伐受到了一定的阻碍。
5.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建设不断加强，投资领域日趋宽阔
一是机构逐步壮大。2015年，保险资产管理市场主体主要包括21家综合性保险资产管理公司、10多家专业性保险资产管理机构、11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香港子公司、6家养老基金管理（或养老保险）公司、2家私募股权投资管理（GP）公司、1家财富管理公司。此外，还有173家保险公司设立了保险资产管理中心或保险资产管理部门。[21]截至2015年年底，21家资产管理公司总资产352.39亿元，较年初增长46.44%；6家养老险公司企业年金受托管理资产4 168.8亿元，投资管理资产3 525.51亿元，分别较上年增长31.93%和23.36%。
二是能力逐渐增强。2015年，主要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和机构中，25家机构拥有信用风险管理能力，23家机构拥有股票投资能力，23家机构拥有受托管理保险资金资格，20家机构拥有资管产品创新业务能力，16家机构拥有不动产投资能力，15家机构拥有股权投资能力，14家机构拥有股指期货投资能力，12家机构拥有境外投资能力，大部分的综合性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已成为全能力牌照机构，包括投前研发、投资操作、投后管理和风险控制的完整资产管理链条正逐步建立和完善。
三是团队实力稳步增强。截至2015年年底，21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和6家养老金管理公司从事资产管理工作的专业人员共计4 370人，呈现阶梯式的快速增长态势。从人才结构来看，投资人才数量显著增加、金融同业业务人才结构不断优化、合规与风险管理人才数量与结构快速补充。
四是投资领域日趋广阔。2015年，保险资产管理机构受托业务的投资标的基本实现了从传统到另类、从公募到私募、从虚拟到实体、从境内到境外的全覆盖。具体而言，包括银行存款、债券、基金、股票，基础设施、不动产、股权、衍生金融工具，保险资产管理产品、私募股权基金、信托产品、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券商资产支持证券、商业银行理财产品等各类金融产品，能为保险机构、银行、企业年金等客户提供企业年金投资管理、金融同业业务、财富管理服务、资产管理产品、养老金产品、私募基金产品等各项产品和服务。
2015年，新金融业态机构和企业在种类和规模上保持快速发展，在金融体系中的作用进一步增强。互联网银行运行平稳，互联网消费金融创新步伐加快，农村互联网金融填补了大量农村金融服务的空白；除了商业银行以外，贸易企业、电子商务平台和财务公司纷纷涉足供应链金融，供应链金融发展出现与互联网金融结合的新趋势；绿色金融发展步伐加快，绿色金融体系初具雏形。
1.互联网金融机构创新步伐加快，规模高速增长
2015年，互联网金融的规模上高速增长，形式日益丰富，对传统金融业态的影响也更加显著。2015年，互联网金融行业暴露出一些问题和风险，政府的监管在不断增强，但同时政府整体上继续对互联网金融采取鼓励的态度，通过政策引导形成行业秩序，促进互联网健康发展。可以说，2015年是互联网金融的政策年（见表1-2-14），各条例的推出使得监管体系得到完善，行业的发展方向进一步明确，对行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做出了纠正。
（1）互联网银行运营平稳
一是互联网银行陆续开业。2015年1月4日，李克强总理在深圳前海微众银行敲下电脑回车键，卡车司机徐军拿到了3.5万元贷款。这是前海微众银行作为国内首家开业的互联网民营银行完成的第一笔放贷业务。随后，在2015年6月25日，由阿里旗下蚂蚁金服发起设立的浙江网商银行在杭州正式开业。至此，国内第二家互联网银行正式开始运营。
表1-2-14 2015年互联网金融政策一览表
二是互联网银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在摸索业务发展，寻找适合自身的经营切入口方面不断尝试。例如，2015年5月15日，微众银行推出首款互联网金融产品“微粒贷”，微众银行个人客户数已超600万，推出10个月后，“微粒贷”主动授信已超3 000万人，累计发放贷款超过200亿元。“微粒贷”的笔均借款金额低于1万元，逾期率低于0.3%。截至2016年2月，网商银行服务小微企业的数量已经突破80万家，累计提供的信贷资金达到450亿元。网商银行户均贷款体量约为2万元左右，整体贷款坏账率不到1%，贷款资金成本约为4%。农村金融已覆盖27个省370个县。虽然互联网银行的资产规模还十分有限，但这些互联网银行大多根据自身已有的客户资源和平台资源来设计互联网银行产品，将已有资源的优势发挥到最大。前海微众银行享有腾讯公司强大的用户资源，但腾讯公司的用户多为社交用户，将这些社交媒体的数据转化为有效的征信信息存在一定的难度。而浙江网商银行依托支付宝、淘宝、天猫等平台信息，将平台上的客户发展为其银行业务对象，原有资源与银行业务的联系相对更为直接，因此规模增长显得更为迅速。
三是民营银行利用后发优势，强化互联网业务发展。除了前海微众银行和浙江网商银行这两家纯互联网化的银行外，2015年陆续开业的第一批民营银行也走在了互联网化的前端。上海华瑞银行既有线上业务也有线下业务，但目前物理网点还比较有限，各项业务还是以互联网为主。尤其是其零售业务方面，华瑞银行计划通过打造基于移动端个人经营平台来实现，不仅打造手机银行或直销银行，还要打造一个平台，基于互联网模式来开展业务。天津金城银行设立了互联网金融部，并开发了资金归集平台、垂直电子商务平台、采购循环贷款等产品。
表1-2-15 首批五家民营银行经营情况
（2）互联网消费金融创新步伐加快
一是消费类互联网金融产品蓬勃发展。随着电商竞争日趋白热化，互联网消费金融产品成为各电商吸引消费者的重要手段。例如，继2014年京东推出京东白条个人消费贷款支付业务后，阿里旗下蚂蚁金服也在2015年4月正式上线了借贷消费系统“蚂蚁花呗”。随后，苏宁消费金融公司于2015年5月29日在南京揭牌，并发布首款金融消费产品“任性付”。“任性付”和“蚂蚁花呗”本质上和信用卡相似，用户信用标准来源于各自电商平台的消费记录，在享受三十天免息付款后可选择分期付款，但不支持通过信用卡还款；而京东白条则必须要绑定信用卡，支持的信用卡所在银行有限，用户在消费30天之后可以使用信用卡还款，免息期可以达到80多天。虽然这些企业将该类产品定义为“赊购”，但其背后的金融产品特质显而易见，与银行贷款相差无几。这些产品的主要客户群体是各自电商平台上的消费者，最初目的是通过一定额度和时间的免息付款吸引消费者，促进平台的商品交易。从过去一年的运行情况看，这些产品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以2015年双十一为例，京东在当天交易中，白条用户同比增长800%，占商城交易额比例同比增长500%，白条客单价达800元；首次参加双十一活动的“蚂蚁花呗”全天交易笔数达到6 048万笔，占天猫总交易笔数的近10%；而近40%用户在苏宁易购购物使用“任性付”“三零分期”为用户减免手续费近2亿元。
二是互联网消费金融衍生品出现，受到市场追捧。2015年10月28日消息，京东白条应收账款债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正式登陆深交所挂牌交易，成为资本市场第一个基于互联网消费金融的ABS（资产证券化）产品，首期融资总额为8亿，分为优先1级（75%，AAA评级）、优先2级（13%，AA-评级）、次级（12%）资产支持证券。随后，京东陆续发行了多期证券化产品，截至2016年1月，共通过资产证券化募集资金40亿元。
（3）农村互联网金融蓬勃发展
农村互联网金融是农村、互联网与金融相结合的产物，“农村”指出服务的对象，“互联网”指明服务的手段，“金融”指出服务的内容。2015年，由于互联网低成本、高效率和跨时空的特性，互联网企业纷纷以其技术优势和平台优势争先进入农村金融领域，填补了大量农村金融服务的空白。同时长期服务三农领域的三农服务商，也纷纷利用互联网手段服务客户，此外再加上互联网金融机构及传统金融机构的共同参与，构成了目前四类农村互联网金融主体：三农服务商、电商平台、P2P平台和传统金融机构。[22]
一是以三农综合服务，饲料、种子生产销售等为主业的三农服务商。例如，大北农集团依托平台交易数据，进行大数据分析，具备了对养殖户和经销商的信用了解，搭建农村信用网作为大北农集团的资信管理平台，建立以信用为核心的普惠制农村互联网金融服务体系。农信网具体嫁接了农富贷、农银贷、农富宝、扶持金四个服务板块。三农服务商在农业产业领域深耕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用户数据与客户资源，凭借客户信用数据的累积优势，插上互联网的翅膀，迅速地进入农村金融服务商行列，提供独特的农村互联网金融解决方案。
二是以阿里巴巴/蚂蚁金服、京东商城为代表的电子商务平台。大型电商平台积累了消费者的购买数据，收集了销售者和供应商的信用数据，数据已成为了电商平台进入金融行业最大的优势。以阿里巴巴集团为例，蚂蚁金服将淘宝和天猫平台上的各类交易数据转化为客户的信用数据，并为每一个注册用户计算出“芝麻信用分”，再将芝麻信用分与信贷额度相挂钩，从而发展成高效的电商平台互联网金融模式。这种模式在农村互联网金融同样适用。
三是P2P等互联网借贷平台。P2P平台通过互联网将资金需求端与资金供给端实现有效对接，是实现普惠金融的一个有效手段。由于其更加关注低端客户，而中国最庞大的低端客户群无疑来自广大的农村地区，因此这也是以农村居民为主要服务群体的P2P平台业务能很快开展的重要原因。为解决信用风险防控问题，各类P2P平台采用了多种渠道和方法。例如，宜信的宜农贷是通过与MFI（小额信贷机构）合作，并由MFI来把控风险；开鑫贷凭借国有的强势背景，要求合作的小贷公司对平台融资进行担保，从而保证平台资金的安全；翼龙贷则是依靠线下大量加盟商的支持，由加盟商管理信贷风险，同时将加盟商的保证金作为担保，保障平台用户的资金安全。
四是以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等为代表的传统农村金融机构纷纷开通了互联网金融的新业务。其中包括：运用第三方支付技术，通过拉卡拉等为村民提供日常生活所需的金融服务，比如水电费缴纳、手机充值、社保缴纳、机票火车票购买等服务；利用自动化设备、远程通信技术等设立农村服务站，每个站配置1—2名工作人员，借助服务站一方面能够宣传金融理财方面的知识，另一方面为农村居民办理日常的基金、储蓄等业务；推出网上金融店，将线上线下有力结合起来，农民实现网上业务申请、自助缴费、购买机票、网上购物等，为农村居民提供更为便捷的金融服务。
2.经济下行期供应链金融发展空间广阔，呈现出与互联网金融融合的新趋势
供应链金融是金融机构以产业链的核心企业为依托，针对产业链的各个环节，设计个性化、标准化的金融服务产品，为整个产业链上的所有企业提供综合解决方案的一种服务模式，是近年来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重要创新之一。[23]大部分行业都形成了原料供应、制造、分销、零售的产业链环节，在产业链中，位于两端的多属小微型企业，融资能力相对较弱。但这些小微型企业的经营情况实际上比较稳定，供应链金融模式主要是通过产业链中经营稳定、信誉好的核心企业为上下游小微企业做合格的担保人，实现小微企业的融资。而在偿还方式上，允许小微企业采用应收账款、商业汇票质押或协议代偿等方式还款。2015年，国内外经济多冲压力下，我国的供应链金融呈现出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新的趋势。
一是发展空间广阔。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的行业报告数据显示，目前全国企业的应收账款规模在20万亿以上。而这些资产正是供应链金融发展的基础。在过去，银行风控的重要手段就是企业的抵押物，看重总资产、净资产等财务指标，一些企业甚至为此组成担保圈和担保链获取银行信贷。但在经济下行期，坏账暴露后，原有的厂房、设备等抵押物贬值较快，无法覆盖信贷风险。担保式融资遇到的困境重塑了银行的信贷逻辑，供应链金融成为银行业反思后摸索的新方向。2015年以来，除了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为小微企业提供供应链金融服务以外，部分资金实力较强的贸易企业、电商平台和财务公司都开始涉足供应链金融。截至2015年底，沪深两市约有20余家上市公司涉足供应链金融业务，很多企业纷纷自己成立财务公司或者干脆搭建互联网金融平台。[24]比如，瑞茂通基于煤炭物流基础搭建了煤炭行业供应链金融，世联行基于自身房产销售搭建了房地产行业供应链金融，而怡亚通则基于物流配送行业提供快速消费品行业的供应链金融服务等。这些企业涉足供应链金融服务具有明显的优势：首先是客户资源优势，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积累了众多的客户群体，对这些客户都比较熟悉；其次是信息优势，企业和上下游企业产生的大量交易数据可以转化为客户的信用情况，由于企业本身就参与行业的经营，其对行业的运行情况把握得更为合理；最后是风险控制优势，企业以往的经营经验能够帮助其识别行业风险点，同时在贷后管理中，由于企业频繁与融资企业发生交易，一旦融资企业发生经营局势变化，供应链金融企业也能第一时间发现，因此这些企业在提供供应链金融产品时较银行具备更强的风险控制能力。
二是传统的供应链金融借助各种互联网工具和平台表现出新的形式和趋势。随着互联网对各行各业渗透率的不断提高，核心企业或交易平台可以提供用于风险评估的关键数据，使得供应链金融在风险定价和资金对接方面出现了可能性，核心企业或交易平台由此具备了开展供应链金融的可能性和能力。互联网与供应链金融结合具有诸多优势，体现在网络化、精准化、数据化，资金到位更快，质押风险降低，信用评价更准确。目前，供应链金融呈现十大模式，包括：商业银行供应链金融协同的电子商务平台；基于B2C,B2B,C2C电子商务平台的供应链金融；基于第三方支付的供应链金融；基于数据服务商的供应链金融；基于大数据预测信用风险的供应链金融；基于第三方协同平台的供应链金融；基于物流仓储的供应链金融；基于ERP系统的供应链金融；基于“在线产业带”的供应链金融。[25]
3.绿色金融发展步伐加快，绿色金融体系初具雏形
绿色金融又称环境金融、可持续金融，是指金融部门通过金融业务的运作及多样化的金融工具，如信贷、保险和证券等，实现环境的保护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绿色金融改变了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环境保护的发展模式，在金融业务发展中强调对环境和生态资源的保护，并将其纳入评价标准体系之中，以保护生态环境。
从国际的实践来看，绿色金融涵盖了以下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为有利于环保的企业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如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绿色保险等，大都采用赤道原则的标准；二是利用金融市场及金融衍生工具来限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表现为碳交易市场与碳金融相关产品和服务。2002年10月，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和荷兰银行提出了一项商业银行的贷款准则——赤道原则，该准则在贷款和项目资助中强调企业的环境和社会责任，目前，包括花旗银行、荷兰银行和巴克莱银行在内的超过60家金融机构宣布采纳赤道原则。但长期以来，我国商业银行较少涉足绿色金融领域，目前仅有兴业银行采纳赤道原则。[26]。
2015年以来，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步伐明显加快。一是扶持政策频繁出台。中国人民银行陆续发布了绿色金融发展的扶持政策，2015年4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与联合国环境署可持续金融项目联合发起的绿色金融工作小组发布了《构建中国绿色金融体系》的报告，提出14条具体建议，涵盖四大领域：支持国内外绿色投资的专业投资工具；财政和金融支持，包括绿色贷款利息补贴、发展绿色债券市场的激励措施、优化绿色企业的股权市场环境绩效披露机制；新的金融基础设施，包括碳交易市场、绿色评级体制、绿色投资者网络等；法律基础设施，包括更加明确的放款人责任条款、强制性环境责任保险、环境信息的披露等。同日，中国金融学会还成立了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开展绿色债券市场、绿色投资、绿色产业融资模式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二是绿色金融产品纷纷诞生，绿色金融体系初具雏形。政策的鼓励吸引了更多的金融机构参与绿色金融服务，绿色金融的活跃度得到大幅提升。目前，国内已有包括五大国有银行在内的多家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和信托公司等加入成为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单位成员，成员单位中的金融机构所管理的金融资产余额135万亿，约占我国全部金融资产的65%左右。2015年10月8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了上证180碳效率指数，这是我国首只考虑碳效率的指数，该指数用碳强度来界定企业的绿色程度。2015年12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第39号公告，在银行间债券市场推出绿色金融债券，为金融机构通过债券市场筹集资金支持绿色产业项目创新了筹资渠道。同日，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发布了《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旨在为发行人提供绿色项目界定标准。
三是互联网金融企业在绿色金融领域进行了很多有益尝试。除了传统金融机构的参与，互联网金融企业也开始涉足绿色金融领域。比如，国内领先的互联网金融企业蚂蚁金服成为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的首个互联网企业单位。蚂蚁金服在集团内部基本实现无纸化办公，推动支付宝交易的电子发票普及，且整个集团业务均采用云计算并使用绿色能源。另外，在蚂蚁金服生态体系中，正进行绿色低碳尝试，旗下的芝麻信用自2015年上半年与全国15个城市联合推出自行车信用租赁服务，同时也在积极搭建绿色金融体系，推动消费者和投资者对绿色金融的广泛参与，从而支持全社会的绿色转型。
二、金融机构发展存在的问题
2015年，各类金融机构整体平稳发展，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支付融资类金融机构在金融体系中继续发挥基石作用，但面临信贷资产质量下滑、利润增长放缓和机构转型进程缓慢等问题，尤其是商业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和典当行不良资产率上升的态势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资本市场类金融机构活力进一步提升，但应对金融市场波动的能力还有待加强，需要进一步改进监管体制，更好地应对突发金融风险；新金融业态机构和企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处于发展初期，因此存在产品不成熟、风险控制不到位和监管不足等问题，具体来看，绿色金融产品单一、互联网金融平台违约风险加剧和互联网金融数据尚未发挥作用的行业瓶颈依旧没能被有效突破。
近年来中国消费和投资增速的回落、内需的放缓难以消化当前大规模的产能，中国的产能过剩面临着结构制度性困扰。同时，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中国各出口国需求疲软，均加大了企业履行现有偿债义务的难度，导致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和不良贷款余额双升，威胁银行业资产安全。中国银监会发布的2015年第四季度主要监管指标数据显示，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2 744亿元，较上季末增加881亿元；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67%，较上季季末上升0.08个百分点。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已连续10个季度上升，由于关注类贷款和逾期类贷款增长较快，不良贷款后续仍面临较大压力，信用风险管控压力加大。此外，受不良贷款侵蚀、净息差收窄等多因素影响，我国商业银行利润增长持续放缓，商业银行2015年当年累计实现净利润15 926亿元，同比增长2.43%。82.1%的银行负责人认为产能过剩行业贷款是2015年面临的最主要信用风险事件[27]，钢铁、水泥、建材、船舶、光伏等行业遭遇经济周期下行和结构调整的双重压力，经营环境更趋艰难，整体行业信用风险持续攀升。
由于受到经济下行、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自身结构性调整内在需求的多重影响，2015年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体现出不同于以往的如下特征[28]：一是不良贷款的规模和增速均出现双升。从规模上看，大型商业银行不良贷款规模最大。增速上看，中型银行不良贷款的上升速度最快。二是不良体现出地区差异。从目前已经公布的几个省份银监局的数据来看，地方不良率出现了较大差异。山西省和吉林省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不良率较高，分别为4.75%和3.68%；山东省和浙江省的不良率也超过2%；江苏省和贵州省的不良率较低，分别为1.87%和1.66%。三是公司类贷款不良率上升较快。以国有银行为例，2015年上半年期间上行幅度约40%。四是不良行业主要集中在制造、批发零售等行业。就批发零售行业而言，由于对资金的流转最为敏感，经济持续下行，行业低景气加剧企业营收困难，这意味着该行业偿付能力的弱化。就国有四大行而言，批发零售行业的不良贷款率在2015年年中时达到7%左右。五是拨备覆盖率、利润增长率大幅下降。不良率的上升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拨备覆盖率的下降和利润增速的放缓。加大不良贷款核销力度必然会造成银行利润的消耗，加之利率市场化环境下净息差收窄，我国银行业利润增长有所趋缓。银监会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四季度末，商业银行当年累计实现净利润15 926亿元，同比增长2.43%。此外，2015年四季度商业银行平均资产利润率为1.10%，同比下降0.13个百分点；平均资本利润率14.98%，同比下降2.61个百分点。
2015年，随着金融和资本市场领域改革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企业寻求新的发展加速剂，同时越来越多的游资希望获得更宽敞的投资渠道，“风险投资”渐成新宠。同时，在经济下行加剧，互联网金融、利率市场化的冲击下，商业银行以息差为主的盈利模式受到严重挑战，不得不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各大银行纷纷涉足风险投资，开始了转型之路。“投贷联动”曾被视为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及商业银行转型的重要工具，然而商业银行参与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的进展却不像预想的那样顺利，主要是以下原因造成的：
1.监管政策的限制
现阶段我国银行从事股权投资业务主要面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的限制，除国家开发银行获得了国内人民币股权投资牌照，可通过其子公司国开金融或国开证券开展直接投资业务外，其他商业银行无人民币股权投资牌照，不能像国外银行一样在其境内直接进行股权投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明确禁止商业银行对企业的直接股权投资。银行与风险投资机构给同一家企业提供资金，两者承担着相同的企业经营风险，但风险投资机构对这笔投资的预期回报是数倍甚至更高，不同的收益回报预期却承担相似的坏账风险。如前所述风险投资期限一般在5—7年，但目前监管部门在贷款不良率的容忍度方面尚没有配套措施，这也使商业银行开展投贷联动业务时面临后顾之忧。同时，当前国家对商业银行收费监管要求越来越严格，在与风险投资机构分享部分股权溢价收益方面也面临定价方面的困境。由于缺少法定依据，商业银行承担一定的政策风险，如罚款。
2.长回收期、低收益与所承担的风险不匹配
科技型中小企业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的行业特点。科技型中小企业处于初创期和成长期，企业的经营、发展、收益都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性，时刻面临着各种风险，除流动性风险、利率风险和市场风险等传统风险，还存在逆向选择、管理风险、道德风险等非传统风险，风险种类多，风险程度高，这种高风险与商业银行的安全性要求背道而驰。风险投资机构由于回报率高，10个项目中只要1个成功就可以获得巨大成功。商业银行提供贷款后，承担了高风险，但放款时可以确定的收益只有贷款利率，一般是基准利率上浮10%—20%。虽然可以通过与风险投资机构签订协议通过附加期权条件在未来分享部分股权溢价收益，但是一则收益回报仍要比风险投资机构低很多，二则按照当前风险投资期限一般在5—7年看，收益回报期限过长，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大，这使得商业银行参加投贷联动的积极性相对不高。
3.传统的信贷理念一时难以完全扭转
由于银行投贷联动业务，多数局限在具有风投背景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但这些企业多为轻资产公司，缺乏足够不动产作抵押，而且当前尚未实现盈利，而银行投贷联动业务，实质是以企业的未来现金流作为抵押。现实是很多商业银行授信审批部门还是以企业过去3年是否盈利、贷款抵押物是否充足作为贷款依据，等于还是以企业过去的现金流作为依据。传统的信贷理念，尤其是授信审批模式对贷款考核标准的“坚持”，也是制约投贷联动业务快速发展的一项重要因素。
绿色金融是指金融机构将环境评估纳入流程，在投融资行为中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通过资金流向引导各种社会资源和生产要素向绿色低碳产业集中，从而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发展方式的转变。[29]2015年12月22日，央行发布了关于发行绿色金融债券的有关事宜。至2016年2月，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已有浦发银行和兴业银行共计1 000亿元额度的绿色金融债券获批。上述两家银行也已相继于2016年1月27日和28日成功发行200亿元和100亿元各自首单境内绿色金融债，均受到投资者热捧，获得超额认购，显示出绿色金融债券市场的巨大潜力。目前，不少银行都对发行“绿债”表现出极大热情，并在积极申请。这意味着随着国内绿色金融体系顶层设计的明晰化，未来几年将迎来绿色金融发展的黄金时期，但目前我国的绿色金融体系发展相对发达国家还很落后：
1.绿色金融主体发展不足，机构服务严重落后
绿色金融机构及专业性服务体系发展严重滞后。绿色治理和绿色增长高度依赖资金和技术，属于资本技术密集型，绿色链条较长，并且分工复杂，需要更为专业的知识。但我国绿色金融机构及专业性服务体系的发展滞后严重制约了绿色金融发展。比如，完善碳市场，包括排放检测、交易平台、清算和结算体系、指标拍卖机制和价格发现、会计和税务处理、国内和国际碳市场联动等要素。而当前我国专业性服务机构，如信用评级机构、资产评估机构、咨询公司、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多未涉足绿色领域，碳市场所需的第三方核证单位、碳交易结算登记机构等中介机构或尚未建立，或还处于初创阶段。
2.绿色金融体量小，产品创新匮乏
一是绿色金融总体体量较小，实施力度较弱。自2008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联合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等颁布实施了一系列绿色金融政策，但总体来看，真正用于绿色发展事业的资金仍然较少，实施力度较弱。[30]
二是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匮乏，市场尚不完善。自中国开展绿色金融以来，金融业虽然陆续推出了部分支持绿色发展的金融创新产品，但与国外领先者相比差距仍然明显。业界对绿色金融的理解几乎等同于绿色信贷，即减少对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企业的贷款额度，对于绿色金融的其他产品如绿色证券、绿色保险和碳金融产品的理解甚少；且绿色信贷所涉足的领域也多在中下游环节或低附加值产品环节，主要以支持国家的节能减排政策为主，绿色金融市场发展有待完善。而非银行金融机构对绿色金融的参与度也不高，提供的绿色金融服务较为单一。
3.绿色金融制度设计欠缺，政策法规不全
一是绿色金融法律体系缺失，目前尚没有国家法律层面的制度设计，仅是“一行三会”及财政部、环保部等颁布了些许部门规章制度。二是绿色金融政策措施在实践中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如在产业结构由高碳向低碳转变中，转型企业的经营成本往往会大幅上升而影响盈利；与此同时，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和金融优惠等政策并未有效跟进，影响金融机构开展绿色金融业务的积极性。三是绿色金融信息披露平台尚不健全，部分投资项目环评效力不足。四是绿色金融各项标准仍不完善，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不够具体，影响实际效果。
4.信息沟通机制不健全，信贷业务存在较高风险
银行开展绿色信贷业务，客观上要求有健全的信息沟通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使银行降低贷款风险。但就目前情况看，一方面，央行征信系统《企业基本信用报告》所能提供的“环保信息”涉及的企业范围还很窄。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对大多数不属于国家监控范围的企业、项目的环保违规情况，很难获得相应信息。在信息极不对称的情况下，银行开展绿色信贷必然存在较高的风险，这也是一些银行抱怨绿色金融成本高、收益低，进而不愿积极开展绿色金融的客观原因所在。
1.服务内涵与质量难以满足市场需求
“新常态”下，中国财富管理市场在2015年依然保持了高速增长，与需求端的高速发展相比，国内财富市场的有效供给仍明显不足。相较于国外成熟财富管理市场，国内财富机构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服务内涵与服务质量均难以满足市场快速发展要求，财富管理市场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巨大的可挖潜空间。一般而言，高净值人士持有的可投资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约600万人民币）。过去几年，中国高净值人士的数量激增。调查显示[31]，基于2010年高净值人士增长87.5万人，2015年的增长量（192.9万人）翻了一番。得益于中国经济的较快增长，预计未来三年高净值人士群体的年复合增长率将达到20%左右，2015年人数将达到近200万。如持续增长，2020年实际人数或将超过300万人。但2015年以来，线下的财富管理公司不仅未能为蓬勃增长的高净值市场提供有效供给，反而频频出现各类问题甚至跑路。[32]例如，号称管理着数百亿资产的上海长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从2016年1月月底开始出现资金链断裂，1 300多位投资人合计近4亿的本息，出现兑付困难。这些投资者少则20万，最多的200多万现金血本无归。
2.财富管理与资产管理界限不明确，第三方机构独立性尚欠缺
从理论上说，资产管理公司是投资者，它的业务核心在于投资。它的中后台、销售，甚至研究部门，可以说都是服务于其投资活动的。所以，对于一家资产管理公司来说，最重要的人员也是它的投资经理们。而财富管理机构的核心则在于客户关系管理。财富管理机构本身并不是投资者，而更多是一个平台或通道，向客户提供投资方面或非投资方面的服务。但我国目前的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往往在业务、客户和产品三方面并未遵循财富管理应有的范畴，导致监管不力或失效，问题频出。
成熟金融市场的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变相承担了财富在不同金融资产区域配置的重任。第三方财富管理是金融服务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然出现的金融业态，本质是一种金融经纪业务，确保交易双方达到较好的资源匹配和撮合，在双方交易过程中，经纪方的独立性是交易达成的核心点。但国内大多数财富管理公司的收费结构都是来自于金融产品商的销售佣金以及绩效的提成，例如国内最大的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诺亚财富，其2016年一季度财报表明，其盈利模式主要是通过销售信托产品获得超过一半的交易收入，其次则是销售私募股权基金的佣金。2015年，一些财富管理公司将部分没有明显亮点的，或者结构设计有瑕疵的，以及存在一些重大的潜在风险的金融产品销售给投资人，其目的是赚取销售佣金。由于自身设计的或由供应商提供的金融产品未能体现出较好的产品优势，迫使议价能力转移到了渠道身上。这种建立在销售基础上形成的财富管理公司，使得国内的财富管理公司就形成了一种商品社会里的销售代理商的制度，类似于批发零售性质的贸易公司状态的架构。一些大的，有实力，有资源的财富管理公司成为了总代理，可以拿下较好的理财产品资源，然后部分直销给终端客户，部分则分销给其他的二级代理或者三级代理，他们赚取差价。销售成为了核心的核心之后，就使得在具体的财富管理过程中很多决策都更多考量收益行为，而不是投资人的切身利益，财富管理基本上就是一句空话。这种独立性丧失的纯销售模式在一开始其实就是违背了财富管理本来该有的特征，也使得本来就很混乱的财富管理市场越加无序和野蛮状态。
3.财富管理行业创新机制不足，恶意竞争下产品可能引发高风险
一是财富管理行业的创新机制不足。现有理财产品无法为投资者提供足够选择的同时，财富管理机构也找不到或不准使用可作风险对冲的工具和产品。换句话说，即使企业可以购买股票，却不允许购买股指期货，无法进行有效对冲，从而无法进行风险规避。既然财富管理产品不能从对冲保值出发，很多机构就不得不按照传统的管理机制去管理这个新兴的财富管理市场，从而使得很多所谓创新经不起任何推敲。甚至有一些财富管理公司重点推销了部分没有明显亮点的，或者结构设计有瑕疵的，以及存在一些重大的潜在风险的金融产品。
二是各家财富管理公司的产品收益率竞相攀升，可能引发的风险值得高度重视。在财富管理行业中，为了保证自己的存款不被“搬家”、基本客户的稳定以及增揽新的客户，财富管理机构竞相以产品收益率进行竞争，导致自身利润越来越薄，但为了保持客户稳定而不得不继续压缩自身利益的恶性循环在中国市场上已经出现。而随着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加入，再度加剧了产品收益率的竞争强度。
1.专业再保险公司供给能力有限，经营管理水平有待提高
一是专业再保险机构数量少，供给能力有限。我国专业再保险市场主体只有10家，且法人机构只有中再集团及其旗下子公司，其余都是分公司，导致再保险市场供给不足、交易不够活跃。
二是产品开发能力和服务能力薄弱。中资再保险公司技术能力有限，多数外资再保险公司在华分公司也不掌握风险模型、精算定价等核心技术，而是为其海外总公司所掌握，造成我国再保险产品体系以传统再保险产品为主，分保项目也大多集中在传统险种的机动车辆险、企业财产险的分保上，创新类再保险产品缺失，对航空航天险、石油保险、远洋船舶险和远洋货运险、新型责任险、巨灾保险等业务结构性供给不足，高度依赖国际再保险市场。
三是再保险经营基础薄弱。一方面由于再保险经营主体数据管理和应用手段的缺乏，再加上受到国家公共风险数据的可获得性较低的影响，再保险数据完整性和透明性不足，再保险风险识别、评估和转移的科学合理性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再保险人才也极为缺乏。受再保险业务高度专业化、国际化的影响，其对从业人员的要求也一直以专业、高素质著称。但目前我国再保险专业人才极度缺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再保险发展的质量。
2.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市场竞争力有待提升
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已成为国内机构投资者的中流砥柱，但总体上大而不强、全而不精。一方面，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管理资产规模大，投资范围广。在国内三家最大的机构投资者中，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占据两个席位，多家资产管理公司的管理资产规模超过5 000亿元，与最大的基金公司相比亦毫不逊色。另一方面，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管理资产主要来源母公司的保险资金，业务结构相对单一，整体的实力与竞争力较弱。在大资管时代，各类资产管理机构的牌照价值下降，业务领域交叉渗透，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一是战略定位偏低。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大多高度专注于母公司保险资金的投资管理，未明确提出自身的发展目标，盈利性要求不强，经营独立性欠佳。作为母公司下属的保险资金运用机构的战略定位已经束缚了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发展。在大资管时代，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迫切需要转变战略定位，实施全面转型，提升综合实力和竞争力，以赢取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是综合能力有待提高。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以保险资金的资产负债管理为主，追求稳健收益，强调投资能力建设，近年来，基础设施与不动产投资计划、保险资产管理产品带来了部分第三方业务，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机构销售能力有所提升，但在关注风险管理，产品设计、客户服务、市场销售、运营管理等方面的能力上仍存在欠缺。相应的，各家公司的组织结构、人员配备主要围绕投资管理和风险控制设置，IT、运营、行政人事等部门则为上述职能提供配套服务，市场销售、客户服务部门基本不存在。在低利率的环境下，“资产荒”已成为投资面临的突出问题，投资机构和投资产品保持绝对领先业绩优势的可能性越来越小，销售、客户服务等综合能力的重要性凸显。
三是投资能力存在短板。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以境内固定收益投资见长，在权益投资、另类投资上的优势并不突出。这种能力格局与保险资产配置的特点有关，也与第三方业务规模较小有关，是典型的资产配置主导下的能力建设。但目前固定收益类资产收益率持续走低，权益类资产的波动性加大，提升另类投资配置比例已经成为资产管理的必然选择，潜在需求旺盛。然而，中国另类资产市场的供给却十分有限，优质另类资产极其缺乏，庞大的潜在配置需求未能得到有效满足。因此，加强另类投资能力刻不容缓。
四是投资管理类型单一。保险资金管理主要以一般账户和投连账户两种形式存在，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发展第三方保险资金管理时也大多采用专户的形式进行，传统的专户管理方式以满足委托人的个性化需求为导向，但存在账户规模千差万别、投资管理难度大、管理成本高等问题，其非标准化的特征不利于发挥资产管理机构的专业性和规模经济。相比之下，资产管理产品作为标准化的契约产品，资产管理人依照产品合同来开展投资管理，有助于发挥投资人的专业能力，亦能够汇集各类规模的资金，降低投资门槛，发挥规模效应，节约管理成本。
3.专业保险中介机构发展面临挑战
一是互联网保险对传统专业保险中介机构的冲击加大。互联网加速促进了保险的快捷化和脱媒化进程，互联网保险所引发的技术脱媒、渠道脱媒、信息脱媒、客户关系脱媒正在逐步削弱传统保险中介机构的中间服务功能，而这恰恰是中介机构生存的根本。传统保险中介机构的销售团队在线下所起到的产品推介、销售实施等环节，均已经可以线上化。客户通过互联网直接与保险公司的终端产品对接，势必挤压专业保险中介机构的生存空间。
二是专业保险中介机构创新能力不足。专业保险中介机构缺乏具有真正创新性的保险产品和服务，同质化经营现象较为普遍，导致在市场相对饱和的业务上恶性竞争现象严重，而一些对中介专业化服务需求量大的业务如再保险、水险和工程险等，由于缺乏先进的风险管理技术和产品难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1.互联网借贷平台频现兑付危机，互联网金融发展瓶颈显现
2015年，以P2P为首的互联网金融企业数量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根据零壹咨询提供的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共新增1 801个P2P借贷平台，截至2015年年末，我国P2P借贷平台数量达4 052个。但在平台数量急速上升的同时，问题平台数量也明显增多，2015年共新增1 315个问题平台，仅在2015年7月就增加162个问题借贷平台，问题平台占比快速上升，下半年开始，各月新增问题平台数量都超过了新设平台的数量，形势较为严峻。2015年，P2P的诸多金融风险也逐渐暴露出来，大量问题平台因资金断链而跑路，债权人权益正遭受巨大威胁。
图1-2-10 2015年P2P行业新增平台及新增问题平台情况
在出现问题的借贷平台中，不仅有P2P公司，还有其他网贷平台；不仅有小型贷款公司，还有规模超过百亿的平台公司，这些公司的危机给社会和行业发展都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33]
在2015年掀起的互联网借贷公司“倒闭潮”“跑路潮”已经对整个行业带来了极大的负面效应，鱼龙混杂的市场环境正在形成市场的逆向选择，许多投资者已经开始远离网贷平台，对行业发展形成巨大伤害。中国的银行业受到了严格的监管，然而，对P2P行业的监管却刚刚起步，导致了众多P2P互联网借贷平台经营失败或偏离了其应有的本职，互联网借贷行业的发展进入了困境之中。[34]
（1）行业准入前置缺失
尽管2015年7月互联网金融指导意见的出台，标志着网络借贷行业正进入规范发展期，但提高行业的进入前置条件应为首要任务。P2P行业准入前置缺失主要表现在下面三维度：其一，未设立牌照制。互联网金融本质属性仍为金融，因此对其监督管理，应参照对传统金融体系的要求，设置牌照制度是加强金融风险把控的基本前提。其二，无注册资本金强制标准。现阶段，我国P2P行业的进入成本过低，注册资金普遍偏少，而欧美P2P平台注册资金基本都在千万级别。过低的注册资金一方面反映企业的资质水平与资本实力欠缺，另一方面也间接表明平台风险承受能力不足。其三，无风控体系基本要求。风控体系水平将是P2P平台未来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关系到平台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是投资者权益的关键保障。然而，我国平台企业急于上线运行，并未深刻认识到互联网金融的风险，忽视对技术与风控团队的建设。
（2）行业竞争加剧，利润空间收窄
资产向来以追求成本最小化为目标，优质资产更不例外，优质资产的稀缺性决定了其对借贷利率空间的压缩性。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若P2P平台想继续生存，而又不主动降息，必将导致优质资产的抽离。其次，P2P平台为保障投资者信心，一般采取债权转让和刚性兑付策略。如此一来，平台就需要储备大量的风险准备金来防范坏账逾期，而大量的风险准备金的提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平台放贷资金的规模。另外，刚性兑付的普遍存在，使得平台在资金端的获客方式越来越同质化，获客成本高企。总之，激烈的行业竞争，高额的获客成本，加之人员工资、房租等成本的增加，使得P2P行业的利润空间急剧收窄。
（3）国内社会征信环境缺失
P2P网贷模式在我国起步较早，进入门槛较低，市场主体较多，涉及的资金规模和市场影响力较大。由于国内缺乏外部评级制度、信用消费历史较短等原因，这种信息不对称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善，从央行与融资担保公司的信用数据共享的试点反反复复历时数年仍然不得进展也可以看出在我国信用制度体系推行的艰难。在监管机构和社会信用体系缺失的情况下，国内网贷平台既未接轨中国人民银行的征信体系，又缺乏完备的风险识别机制，对融资方资质与风险水平的评估审查并不能完全依赖于P2P平台的自有审核机制，我国P2P平台还基本上依靠行业自律对融资方进行审核。此外，国内专业的网络借贷平台评级机制十分缺乏，尚未形成包涵运营模式、安全性、交叉认证等多维度的评级体系。
2.互联网金融平台大数据风控效率低下
消费者的认可使得互联网金融产品在2015年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各大互联网金融平台纷纷成立并展开众多借贷、众筹、理财咨询等业务。但互联网金融产品和互联网金融平台的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在风控环节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如何防范恶意提现、虚假信息注册等问题需要通过政策和技术予以解决。而互联网金融产品的设计需要依托有效的信用数据为基础，同时，监管层对此类产品在后续融资的支持也是建立在基础信贷资产具备良好风控的基础之上。因此对于互联网金融平台企业而言，如何将自身的平台数据转化为可靠有效的信用指标是各大平台最需考虑的问题。然而，不同于大型成熟金融机构对大数据的掌握能力和运用程度，互联网金融平台的大数据建设还存在很多缺陷，需要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1）数据缺乏真实性，难以及时预测突变情况
一是数据质量存在问题。由于互联网金融平台众多，不乏滥竽充数和弄虚作假者，其交易的数据真实性有待勘查。只有海量的数据才能分析出一定的规律。但只根据数据分析出的规律并不全面，如果仅据此进行风控审核，难免会出现疏漏或偏差。大数据只能作为辅助手段，不能作为风控的决策依据。对于当下我国网贷业风控的现状，目前来看，大数据风控还是一个理想化的模式，至少短期内无法取代现有的风控，毕竟目前国内征信尚不健全，国内所积累的数据根本不足以支撑建立一个完善的大数据模型。此外，大数据作为数据的集合，其为平台提供的仅仅是数据参考。[35]二是大数据对于“黑天鹅”事件的预测存在滞后性。在现实世界，总会出现不可预测的“黑天鹅”事件，一旦出现则有可能冲击大数据风控模型的基本假设，进而影响大数据风控的有效性。大到美国的次贷危机，小到个人意外事件的发生，在某种程度上大数据风控是无法预测的，但这些事件的发生，对宏观经济和微观主体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例如，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后产生了一种“策略性违约”行为——贷款主体本身有能力还款，但是其在房价远低于贷款总额的时候，重新购买一套房子，并对之前的房贷断供，贷款者可以此方法进行“套利”。虽然此类违约者会因此有不良信用记录，但是这对信用报告的影响有限，因为其他的债务按期偿还。而大数据对这种突变事件的预测能力则非常有限。[36]
（2）数据的安全合法使用及保密存在难度
在数据收集和使用的过程中也面临着合法使用的问题。如何高效、适度地开发和使用大数据，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这些泄露的数据大量流入数据黑市，造成了用户安全、企业安全甚至国家安全方面的连锁反应。数据的收集和使用在很多时候都没有征得数据生产主体的同意，这导致了数据的滥用和隐私的泄露。近年来，个人数据泄露事件频频发生，因个人数据泄露而造成损失的新闻屡见报端。猎豹移动安全实验室发布的《2015年上半年移动安全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上半年，猎豹共监测到496起数据泄露事件，影响超过544万人。
（3）大数据孤岛众多，难以形成透明共享网络
目前我国的大数据风控系统还没有实现互通互联，阿里、银联、平安、腾讯以及众多的P2P公司，都是各自为政，P2P公司拿不到央行的数据，几家大的互联网平台在相关大数据的分享上彼此也未互通有无。因而，由于目前中国国内的数据大多处于独立孤岛，很难形成由共享而成的数据链和数据网。由于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与互联网金融的数据平台无法对接，信息无法共享，因此网贷平台不得不通过线下调查客户信用和调取央行征信报告，各自组建线下征信风控团队，而征信体系不健全也导致P2P在中国举步维艰，这亦成为中国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的最大瓶颈。对于开展信贷业务的机构来讲，社交网络数据、电商交易等大数据只能作为补充，辅助P2P机构的风控人员判定“客户是谁，即他是不是他所声称的那个人、他的工作生活是不是他声称的环境”，以此用来防止身份欺诈。采用这些数据（社交网络数据、电商交易等数据）还不能直接预测和推断出他将来及时还款的可能性，利用其进行信贷风险评估工作非常困难。
三、金融机构发展的对策建议
随着不良贷款规模不断上升，银行对不良处置重视程度也应越来越高并积极采取多种手段进行处置，防止经营风险的上升。具体包括：
一是贷款重组和转化。比如对一些暂时出现困难的企业贷款进行调整利率、还款方式、还款主体等方式的重组，或者利用发债的形式把贷款转化成企业债券，用时间换空间，给不良贷款提供一个缓冲。
二是降低拨备的诉求。目前，已有国有大行提出通过降低拨备缓释不良上升和利润下降的冲击。对银行来说，拨备调整能够实现以丰补歉，熨平盈利波动。如果拨备覆盖率要求放松，比如120%，则能减缓盈利下滑。不过需要注意是，这只是账面利润变化，不能从根本上起到化解不良的作用。
三是打包出售。将不良资产打包批量卖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是银行的一个传统处置方法。不过，在经济增长下降、资产价格没有见底的情况下，资产管理公司在资产处置上也面临一定困难，购买不良的意愿不强。对银行来说，也在权衡打包的价格，如果被压得较低，银行出售资产的意愿也会受到影响。
四是不良贷款证券化。银监会在2016年工作会议上提出，开展不良资产证券化试点。不良资产证券化使银行多了一条处置不良的渠道，有利于提高银行信贷资产的周转率和回报率。但是，不良资产证券化也面临着参与主体较多、程序复杂，以及如何进行基础产品选择、定价等方面的困难。从国际经验看，通过证券化进行处置的不良资产占比一般在10%—20%左右，效果有限。
五是不良资产“债转股”。债权转为股权的主要意义在于，原来的还本付息就转变为按股分红，银行在企业状况好转后，通过上市、转让或企业回购形式回收这笔资金。不过商业银行股权投资法律限制仍在，银监会不会允许银行借不良贷款转股进行股权投资，因此对债转股审批会较严格。实施债转股，对银行来说，短期收益也会受到影响，而且资产结构中高风险权益资产的占比也会上升，这就需要银行进行成本收益的权衡，审慎操作。
1.建立与风险投资机构的合作机制
一是建立风险投资机构的准入审查机制。根据资金实力、经营业绩、公司治理机构、实际控制人及管理层从业经验等维度制定准入标准，对符合准入标准的经风险控制委员会审议通过后纳入合作名单，签订合作协议。合作名单应定期重检，对不再符合准入标准的客户不再开展新增业务，存量业务应加强贷后管理、增加风险控制措施，保证信贷资金的安全性。
二是建立贷前调查合作机制。商业银行在贷款投放前应要求风险投资机构提供客户尽职调查报告并承担尽职责任。商业银行要对风险投资机构调查的过程和方法进行必要的复核，在合作初期阶段及重要客户可派员共同参加风险投资机构的客户调查，并尽可能要求风险投资机构对贷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
三是建立投后管理合作机制。商业银行应根据贷款规模大小及对本行的重要性程度选择部分客户，与风险投资机构一同参与到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中，但不占有董事或股东席位，不对一般经营事项发表意见。对因为人员不足等原因无法参与经营管理的，应要求风险投资机构定期提供企业的投后管理报告，并安排专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审查分析，判断信贷资金风险状况并提出相应的管理建议。
2.组建专业化运作团队
商业银行要挑选熟悉小企业管理、创投业务的行业专家组成投贷联动业务发展中心，牵头组织并专门具体运作。客户及市场的拓展由基层营业机构负责，也可在重点城市专门设置一些专业化支行，作为投贷一体化试点专业营销部门；客户准入、授信审批和贷后管理分别由投资银行业务、授信审批部、风险管理部负责，在可能的情况下可以设置专岗负责。
3.建立专门的风险控制体系
商业银行要建立专门的业务台账，考核单户、单机构以及各经营分支机构业务开展情况，建立一整套完备的风险与收益评价系统。一是对单户、单机构的业务开展情况的风险与收益评价。应可以计算出通过开展投贷联动业务，每个授信客户或每个股权投资机构为本行带来的总体收益、付出的总经营成本并可以计算出经济资本占用等具体考核数值，为业务决策和经营考核提供依据。二是本行该类产品体系授信风险总体评价。包括各行业投向、授信品种分类汇总、风险暴露总量以及与经济资本配比、占用情况等，以便于银行把握总体风险和发展方向。三是建立贷后管理体制办法。明确投贷联动业务发展中心、风险投资机构（或子公司）及项目经办机构各方具体业务职责，切实做好投后、贷后管理工作，确保投贷联动业务健康发展。
1.完善绿色金融体系主体
一是政府。制定和完善支持绿色金融发展的政策和配套体系，特别是通过调整财税等政策加快适应绿色金融发展；发挥公共资金撬动社会资金的杠杆作用，正面引导社会资金流向；通过加大政府采购力度、直接投资于绿色基础设施等方式带动绿色经济发展；健全绿色金融监管体系，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二是金融机构。引导各类传统金融机构进行绿色改造，促进商业银行绿色转型，加快适应服务绿色治理和绿色增长的需要；培育和壮大各类绿色金融市场主体，包括银行、证券交易所、基金、风险投资等，设立政策性绿色金融机构。三是服务性中介机构。包括各类为绿色金融交易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如信用评级、担保、经纪、保险、再融资等。鼓励现有中介机构参与绿色金融业务，大力发展第三方核证机构、绿色信用评级机构等专业性绿色金融机构，推动专业中介机构为绿色金融业务提供技术支持，如项目咨询、项目评估、项目融资担保、法律和审计等服务。
2.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及业务模式
一是加强绿色信贷创新，将绿色环保理念引入信贷政策制定、业务流程管理、产品设计中，积极研发新产品，如针对绿色信贷中抵押品不足的问题，探索碳权质押融资贷款，允许绿色企业提供知识产权质押、出口退税质押、碳排放权质押等。二是大力推广绿色证券、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等业务，如创建与环境相关的产业投资基金，以支持绿色发展项目和生态环境保护，并采取市场化运作和专家管理相结合，实现保值增值。三是加强绿色金融衍生工具创新，建立完善的绿色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和绿色金融中介服务市场。四是逐步发展碳交易市场，创新各种碳金融衍生品，如碳远期、碳期货、碳期权等，构建中国碳金融产品体系。
3.完善绿色金融的法律体系
完善绿色金融法律法规体系。一是在法制建设上，尽快制定并完善系统的法律保障体系，主要包括绿色金融基本法律制度、绿色金融业务实施制度、绿色金融监管制度等。二是在政策支持上，政府有关部门可根据宏观政策和可持续发展原则制定一系列配套政策措施，为绿色金融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形成正向激励机制，引导有关各方积极参与绿色金融，激发市场潜力和活力，如税收减免、财政贴息、风险补偿、信用担保等。三是在监管上，金融监管当局应联合有关主管部门，强化现有限制性和约束性政策的执行力度，统一和完善绿色金融监管指标体系，加强非现场监管和现场检查，推动金融机构积极开展绿色金融。四是明确环境污染者应承担的责任，在可以准确区分环境违法企业和节能环保企业的情况下，配以强化的激励和约束机制，鼓励企业进行环境保护，支持金融机构开展绿色金融。
4.加快设立政策性银行——绿色银行
一些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由于绿色金融在技术含量上具有一定的门槛，要求所有银行达到同样的高度是不现实的。只有专业银行才能做到位、做出效果。因此，应加快成立政策性的节能环保产业银行，通过政府的政策扶持以提高杠杆效应。环保产业银行可先做试点，在试点的基础上总结经验，然后再在全国有计划、有步骤地布局。
1.提高财富管理公司服务内涵与质量，迎合发展需求
随着高净值客户财富管理意识逐步增强，传统由产品主导的销售模式已难以满足客户多元化的理财需求。在产品供给端，2015年以来受宏观经济下行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房地产、基础设施行业进入深度调整期，高收益产品供给持续下降，创新类产品尚未形成稳定的盈利模式，财富管理公司单一产品线已难以应对市场竞争需要，迫切需要转变以往产品驱动的业务模式，转而围绕客户需求从“产品销售者”向“客户资金的受托服务者”转变，即推动财富管理业务进入客户需求驱动的资产配置阶段。做客户资金的管理者，要求财富管理公司不仅是产品信息的推介平台，更是以资产配置能力为核心的客户服务平台，通过在资产端拓宽产品来源、丰富产品种类，从而构建多市场、多类型的多元化产品池，并根据个人客户、机构客户的资金管理需求，实现资金端与资产端的有效连接与匹配以及资产组合配置。
2.明晰财富管理界限，强化第三方机构独立性
一是明晰财富管理的本质和内涵。即帮助客户在众多金融领域里，结合客户的实际提供纷繁复杂的金融产品配置的一种概念，按照配置的方式不同，产生出两种，一种是通过资讯或者建议的方式，一种则是实际的资金受托的方式。前者主要是金融顾问中介机构，包括了第三方财富管理的范畴。后者则是信托、基金管理公司、私募机构、资产管理公司等。
二是新型财富管理机构的目标客户、业务范围与其他财富管理机构相比，应有其特有的差异性。第三方机构是独立于金融机构之外，客观评审、调研、评价各种金融产品，并挑选与客户需求相匹配的产品、提供理财规划的机构。它是金融机构和个人客户之间的桥梁，宗旨是利益公允。买卖双方存在利益的博弈，第三方机构应该是偏向客户的，是一个“买方机构”。
3.强化有序竞争和有效激励机制，促进财富管理行业金融产品创新
要做到客观、公正的评价各种金融产品，就需要财富管理行业具有强大的研究能力。财富管理公司首先要对金融产品进行筛选，并对产品进行持续跟踪，及时提醒风险。产品如果没有可靠的发行方，风险没有明确的测定，那么客户投资很可能因此亏损，从而砸掉了第三方机构自身的牌子。而品牌一旦受损，很难再有复原机会。应逐步建立公司自己的研究团队，对宏观经济、资本动态定期在门户网站上发布研究报告，一方面为产品推介与设计提供理论依据，一方面为会员客户提供独享的最前沿、最准确的资讯。
1.大力培育专业再保险公司，提高其经营管理能力
一是要培育和发展再保险市场主体。要引导国内社会资本投资设立再保险公司，鼓励中资保险集团或直保公司特别是以经营风险业务为主的保险集团成立再保险子公司；要积极引进资本实力雄厚、技术优势明显，特别是在健康险、农险、责任险、风险保障型寿险产品、年金保险、医疗保险、财务再保险等领域有业务优势的境外专业再保险公司来华设立再保险公司，引导现有的外资再保险公司加大对在华分公司的投入。
二是加大再保险产品和技术创新力度。再保险公司应主动完成从偿付能力和承保能力的提供者，向风险解决方案综合服务提供商的转变，不断提升风险管理、产品开发等专业能力。要加大再保险对农业、交通、能源、化工、水利、地铁、航空航天、核电及其他国家重点项目的大型风险、特殊风险的保险保障力度，增强再保险分散自然灾害风险的能力，强化再保险对我国海外企业的支持保障功能。
三是要加强再保险基础条件建设。一方面再保险公司应继续加大数据管理工具的引进和开发，同时促进保险行业与相关公共数据管理部门和机构的合作，努力构建保险行业大数据开发应用的基础平台。另一方面要重视再保险专业人才的培养，建立积极开放的人才选拔和聘用机制，加大再保险人才培养投入和力度，培养既懂外语，精通保险公司的运作，同时还了解国际市场、掌握国际市场的资源和网络，足以胜任再保险品开发与设计、业务经营与管理等各方面工作的再保险专业人才，提高再保险人才的专业素质和能力。
2.提高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市场竞争力
一是战略定位从附属性向独立性转型。以境外领先同业为标杆，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战略定位应从保险公司附属的“保险资产”管理机构向以保险机构为母公司或股东的综合性“资产管理”机构转型，成为母公司的利润贡献者、竞争优势提供者。在新的定位之下，保险公司作为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股东，除了可以选择将保险资金委托给其进行投资管理、节约管理费用之外，亦可以对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提出利润要求，保障合理回报。这种定位的转变将使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成为独立核算、具有盈利目标的市场主体，其管理费收入也将成为能力与业绩的象征和结果，而非保险集团内部调剂的后果，会计核算、财务管理等管理工具将具有实际意义。在盈利性约束之下，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将充分参与市场竞争，提升投资能力，做大管理资产规模，改善盈利水平，向股东提供投资回报。在市场竞争的参照系下，保险资产管理公司通过与其他资产管理机构同台竞技，不仅可以检验自身的能力与实力，亦能改变其在保险集团内部的地位和影响力。
二是业务发展从投资驱动向综合能力驱动转型。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综合能力的提升是参与大资管竞争的基础，也是赢取更为广阔发展空间的制胜法宝。保险资产管理公司需要强化市场销售、客户服务、账户管理、运营支撑等方面的能力建设，通过综合能力来赢得客户的青睐。同时，在客户类别多元化，资金来源多样化，投资方式创新化的资产业务管理背景下，新的风险源将不断涌现，风险因子之间交互作用更为常见，这加大了风险识别、评估和管理的难度，对风险管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保险资产管理公司风险管理能力的持续提升也是重中之重。
三是投资能力从资产配置主导向主动管理主导转型。保险资产管理公司需要大力发展另类投资能力，从满足资产配置需求向主动管理资产转变。通过主动创设另类投资产品，在满足母公司保险资产的配置需求的同时，可以募集第三方资金，做大管理资产规模。此外，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海外投资能力建设也亟待加强，以更好满足国内旺盛的海外资产配置需求。
四是投资管理从以专户为主向以产品为主转型。保险资产管理产品推出以来，部分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已经在产品研发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产品种类偏少，规模偏小，创新性不足，提升的空间依然较大。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应不断完善资产管理产品体系，将产品作为获取第三方资产的主要形式。在产品化过程中，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可通过提出资产配置建议，推动受托管理的专户资金加大认购资产管理产品的比例，形成多样化的产品线条，集中优势力量打造明星产品等举措加快投资产品化的过程。
3.强化专业保险中介机构优势
一是专业保险中介机构应创新“互联网思维”，强化自身优势。一方面，专业保险中介机构应积极探索“互联网+保险中介”的有效形式，借助互联网开发形成新的业务平台。按照线上线下监管一致性原则，规范电子商务平台等互联网企业开展保险中介服务行为。另一方面，专业保险中介机构应利用的特定优势，构建对客户、对行业的平台级服务。专业保险中介机构本身的属性，决定了其相较于保险公司而言，更具有提供平台级服务的属性：专业保险代理机构可以代理多家保险公司的产品任客户选择；保险经纪机构可以利用自身风险管控的专业知识，在不同公司的不同产品间，为客户筛选最优投保方案；保险公估机构可以通过规模化、标准化的服务体系，为多家保险公司提供查勘估损服务。上述这些平台级服务，不仅可以方便客户，更可以提升行业效率。
二是提升专业保险中介机构的创新能力。一方面要提升专业保险中介机构的技术能力，在风险定价、产品开发、防灾防损、风险顾问、损失评估、理赔服务、反保险欺诈调查等方面主动作为，提供增值服务。另一方面，专业保险中介机构要继续走差异化发展之路，提升专业从事再保险经纪、人身险经纪、车险公估等业务的能力，要顺应国家经济发展的要求，服务国家“走出去”战略，为“一带一路”和海外项目提供风险管理与保险安排服务。
1.加强平台监管，提高平台风险防控能力
一是健全监管制度，杜绝监管盲区。制定出台互联网票据业务管理制度，明确票据平台的准入标准、信息发布流程等。二是严格落实相关制度。严格执行第三方存管等制度，实现网贷平台与资金的隔离，防范非法集资等金融风险。三是加强抽查与处罚力度。监管部门可采取定期抽查方式对平台风险防范措施进行评估，对于违规利用票据套利、挪用投资者资金、非法集资、衍生资金池等行为，坚决予以整顿或取缔。四是适当提高P2P衍生平台行业进入门槛，根据融资规模等指标调整平台企业的自有资本规模，增强风险抵御能力。五是进一步增强平台风险评估和风险控制能力，从源头降低融资项目的信用风险。六是加强平台内控能力。加强个人和企业信息管理，从硬件和软件方面增强信息安全保障能力，严防向第三方泄露个人和企业信息等非法行为。七是建立自有资金和出借人资金隔离机制，严守不挪用资金、不以期限错配方式设立资金池、不参与非法集资的红线。[37]
2.改善经营布局，提高客户体验
对于部分资金实力中等的P2P平台而言，在行业利润空间收窄的环境下，可聚焦于资产端，以寻求优质资产、做好风险控制和进行产品定价为核心业务；新入行的公司和一些转型的现有平台则可专注于资金端，以识别借款企业资质和解读用户理财需求为核心业务，最终实现合理的跨平台资产配置。另外，P2P平台在创新产品的同时，还应提升客户体验，增加客户黏性。一方面，从社会属性来看，平台内部可对其投资群体进行分类，并针对不同投资者制定不同优惠措施。另一方面，可在平台网站给予投资者通俗易懂且实用性强的理财建议。
3.建立互联网借贷平台信用评级制度
平台频繁跑路、经营能力低、恶意诈骗等问题仍然严重影响着行业形象，可见信用问题是P2P网贷行业面临的最大风险。秉着平台自愿参与的原则而推出的信用评级制度，是一种通过协会招标，并由第三方机构为各平台进行信用评级，进而给投资者提供参考的评级制度，将对互联网借贷平台的升级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评级方面应充分权衡考虑平台风控体系、注册成本、有无设立资金池等多个指标。此外，还应建立网络借贷平台的个人信用数据。[38]国外建立了个人信用评级监管体系设立相应的监管主体，监管主体是在现有的法律上，监督提供信用评级的专业机构，使其合法制定和使用个人信用评级数据。与国外不同的是，中国个人信用评级由网络借贷平台提供，而不是专业的评级机构。因此，政府需要正确引导规范网络借贷平台的信用认证机制，协同相关部门制定个人信用评级的有关法律法规。政府应在法律基础上加强对网络借贷平台借款人信息的保密管理，明确获取个人信用信息所必须遵循的原则，规定网络借贷平台和借贷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以此防止利益冲突，促进网络借贷平台信用认证机制的健康发展保护借贷双方的合法权益。此外，应尽快将中国人民银行的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和网络借贷平台对接，最终实现个人信用数据共享，形成完善透明的网络借贷平台评级制度和个人信用体系。
4.互联信用信息，从供应链交易环节获取数据
一是要共享大数据。美国征信系统的完善是因为美国政府对其拥有的大数据资源的开放程度日益透明化。各金融企业要建立互联互通机制，打破数据孤岛，从而能多维度地收集数据，确保数据之间能够相互验证。[39]
二是要布局物联网，从交易环节获取数据。获取真实数据最好的途径就是要切入客户的交易环节，尤其是稳定可持续的交易环节，即供应链。物联网覆盖了产品生产、交易和使用的环节，因而互联网只是物联网的一部分。在物联网下，不仅要获取交易环节的数据，更重要的是获取生产环节和使用环节的数据。因而，金融企业要积极布局“物联网+”，为获取更为全面的数据打下基础。例如，企业机器运行数据，可以收集客户汽车驾驶数据，可穿戴设备的身体状况数据，等等。这些数据都是大数据风控不可或缺的部分。
5.推动和完善与大数据相关的互联网金融制度建设
一是对数据的收集和使用予以法律上的保护。我国对于数据保护的制度性举措散见于多部法律中，如宪法、刑法、侵权责任法等，多是以保护个人隐私、通信秘密等形式出现，尚缺乏一部数据保护的专门性法律。这导致了数据的法律边界不明，数据保护法律的操作性不强、数据保护执法机制滞后等问题，制约了数据收集和运用的发展。因此，理想的状况是出台相关法律明确国家机关、商家和其他法人、自然人掌握个人信息的边界和使用的范围。
二是会计制度建设，对数据资产予以明确的计量。随着数据重要性的提升，数据列入企业资产负债表只是时间问题，数据将和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一样，成为一种生产要素。越来越多的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研究者都倾向于认为数据将成为个体的财产和资产，需要建立相应的会计制度对于数据价值进行科学有效的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