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发展主义的起源及本质

在二战以后形成的诸种发展学说中，现代化理论影响最为巨大。现代化理论的突出特征是，它使人们坚信发展是不证自明的，只要干预方法得当，社会进步的目标必定实现，总之，“发展是可能的，只要我们方向正确”（沃勒斯坦，2001：124）。几乎所有的现代化理论者都对社会进步抱以充分的乐观主义态度。然而很多人意识不到的是，在现代化理论视野下，发展是用来专指第三世界国家有计划地学习和借鉴西方现代化的经验，以便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科技水平的过程。因为各种现代化理论流派背后有一个共同的促因，就是“解释西方与第三世界在收入及生产力上的巨大差异，并且以这些解释为据，探求方法去消除这个差距，它们的目标是教化第三世界国家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变得近似西方’，它们的分歧仅止于对‘西方’的定义，及对什么是达至现代化的有效途径抱不同理解”（班努里，2001：151）。

为了使“落后”的第三世界变得更似西方，现代化理论将各种“西方经验”量化为一系列具有浓厚经济学色彩的“指标”，从而使第三世界的现代化之路变得“清晰可见”，人们被告知，只要朝这些指标努力，实现现代化的梦想指日可待。这些指标通常以国民收入或其他的增长指数体现出来，它们毫不含糊地表达了这样一种观念：工业化国家领先于第三世界，而第三世界内“现代”部门又比“传统”部门先进（班努里，2001：160）。当然，在另外一些现代化理论家看来，单单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制度是远远不够的，人的现代化才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无论一个国家引入多么现代的经济制度和管理方法，也无论这些国家如何仿效最现代的政治和行政管理，如果没有人的心理和行为的现代化，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梦想最终都避免不了失败的结局。英格尔斯（Alex Inkeles）和史密斯（David H.Smith）在《从传统人到现代人》一书中，将人区分为“传统人”和“现代人”两种类型，前者被看作不愿意同外界接触、不愿接受新的经验、不注重个人效能、不赞成也不准备接受变化；对教育持保守和非功利的态度，缺乏更高的职业期望，盲目服从传统权威并对自己的下属专横跋扈。而现代人与之相反，他们显著地更有效能感，乐于接受新的经验，准备接受改变，有抱负和期望，在政治方面比较积极，不受父母和其他权威的控制等（英格尔斯、史密斯，1985：36～52）。通过精心制作的现代化量表，他们将人的现代化精确化为一系列可度量和比较的指标，通过实现这些数量化的指标，“人的现代化”也就实现了。遗憾的是，尽管罗列大量的论据来支撑自己的观点，但他们的出发点不过是要求第三世界的人们与西方的“现代人”在思想和行为上保持一致而已，也就是说，人的现代化不过是人的西方化。

将现代化具体化为一系列指标，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只要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现代化便可以顺利实现。借助这些指标，现代化理论传达了这样一种信念：经济增长比不增长好，快速增长又比缓慢增长好，发展意味着“变得更多”。当这种信念裹挟各种发展学说肆行全球、被视为社会进步的基本理念时，“发展主义”也就产生了。因此，发展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坚信经济增长是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的信念，其本质是将“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再将“经济增长”等同于美好生活（许宝强，2007：81）。基于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现代化理论便认为增长代表着“拥有更多”，发展意味着“越多越好”。然而，资产是财富、资产越多越好的发展主义观，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文化人类学家塞林斯通过对“现代狩猎民族”——澳洲土著、布须曼人等群体的生活形式的考察，彻底颠覆了人们对发展的固有想象。塞林斯指出，原初社会虽然没有现代工商业社会的物质消费品，但生活在原初社会的人不用像在工商业社会一样要长时间工作，因此闲暇时间比较多，特别是一些居住在拥有丰富资源的森林中的采猎民族，往往一天工作三至五小时便足够整天的食用，剩下的时间，除了休息和睡眠，还有很多可以用作社交和聊天等，过着现代人梦寐以求的生活，因此，采猎民族的生活不见得比现代工商业社会的人差（塞林斯，2001：63～73）。这些在外人看来生存条件极为艰苦的“现代狩猎民族”之所以能处于“物质的丰裕”之中，比现代人拥有更高质量的生活，其秘密就在于他们在手段与目标之间保持着正常的比例。

“原初丰裕社会”的存在是现代化理论的逻辑所不能解释的。在现代化理论家看来，虽然现代社会人们无时无刻不在面临欲望无限和资源有限的痛苦，但工业化和市场化是一种极其可靠的手段，能够满足人们无限增长的物质欲望。战后六七十年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工人收入的增加及生活水平的提高，似乎对这一观点提供了佐证。但是，黄金周期过去之后，世界经济又开始下滑，贫富分化、社会动荡、环境恶化等，无一不戳穿了工业化及市场化是实现人们福利的推进器的谎言。正如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攫取剩余价值是资本家的唯一目的，制造贫困、维持贫困是资本主义生产体制与生俱来的特征，资本主义体系发展越完备，运作越顺利，制造的穷人就会越多。即使当今资本主义世界已逐渐从“生产者社会”转向“消费者社会”，但是这种追逐利润的本性却从未消失，只是获取利润的手段有所变化而已。在现代消费社会里，大量生产不再需要有任何大量劳动，经常身为“劳动力后备军”的穷人，被重新塑造为“有缺陷的消费者”，因此贫穷不再源于失业，而是源于“消费”。社会学家包曼精辟指出，一个顺利运转的消费社会的可怕之处在于，资本家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会不断提升人们的消费能力，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决不能让消费者休息，必须让他们不断暴露在新的诱惑之下，以便一直保持激动状态，永远不让兴奋萎缩，并且要保持怀疑和不满足的状态”（包曼，2006：36）。吊诡的是，消费者本人也会积极地让自己迎合这种诱惑，“他们的生活一个引诱接着另一个引诱，吞下一个鱼饵又接着寻找另一个”（包曼，2006：37）。倘若不如此，他们就会因为无法进入消费市场，被排挤出正常人的行列。

“原初丰裕社会”的存在对现代社会的这种发展逻辑起到反讽的作用，它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无限的逐利本质上只是现代社会建构的产物，体现的只是现代经济学的逻辑；而原初社会的生活是富足的，因为他们可以通过降低欲望、节制消费，达到幸福和美好的“原初丰裕社会”。也就是说，发展意味着“更多”，本来只是现代社会建构的产物，却被人们当成社会进步的普遍真理，将丰富和多元的人类需求和自然生态，约化为单一的向度，仅以经济指标来衡量，这一点在原初社会并不成立。因此，发展主义体现的是一种狭隘的发展观，认为发展就是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增长、个人收入的提高、工业化、技术进步及社会现代化等。毫无疑问，发展主义将经济增长视为发展的目标和第一要务，而不是实现全面的社会进步，混淆了手段和目标的区别，导致“有增长无发展”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