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城镇化的现实逻辑：“外生式”发展模式
自20世纪90年代孙立平提出中国的现代化是后发外生型的，即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动力来自外部力量的驱动，这种“嵌入式”的发展理念在学术界被普遍接受。“后发外生”是中国现代化的特点，受其所制，中国的城镇化发展也表现出城乡失衡、关系错位与两难矛盾的种种现象。
（一）中国城镇化的现状描述
1.城乡失衡，片面追求经济GDP的增速与城市的粗放式扩展
对于中国的城乡，辜胜阻认为“城乡失衡已成为当前中国城镇化最大的问题”。以牺牲农民、农村和农业为代价来发展城市和工业，人力物力财力源源不断地从农村、农业流向城市，导致城乡发展速度不均衡，最终导致的就是城乡二元分裂严重。
一方面，城市的繁荣与“城市病”并存。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政府的主导力量使得资源重新配置，源源不断的优势资源向城市集中，造就了城市的繁华。城市比农村地区创造更多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吸引了更多的人力资源。《国家新型城镇化报告2015》显示，中国农民工流向地级市以上的占70%以上，流向小城镇的不到10%。然而城市规模的盲目扩张和人口的无序流动，导致城市的内在承载力与实际接纳力并不匹配，出现了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房价虚高、人口膨胀及管理粗放、应急滞后等“城市病”，并且有从大城市向中小城市蔓延的趋势。《新资源经济城市指数报告2015》指出：虽然城市带内的中心城市经济发展的“溢出效应”给区域内其他城市带来机遇，但核心特大城市自身增长模式尚未完成转型，资源环境可持续性没有显著改善，一些固有的“城市病”，可能向区域内的其他小城市蔓延（埃森哲等，2015：16）。
另一方面，村庄的衰弱与消亡。与城市的繁荣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农村精英出走、农业文化凋敝、村庄内部荒芜，农村“空心化”现象严重，最终导致的就是村庄的衰弱乃至消亡。中国村落的消亡速度惊人，冯骥才称中国的自然村每天消失300个（谭文娟，2014）。随着城镇化趋势的继续，将有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劳动力离开村庄，村落的消失也在持续。因此有专家称城镇化的加速过程，也是农村加速凋敝的过程。
国外学者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扩展就是通过农村中未就业或未充分就业的人口转移到城市中得到发展的，城市人口数量与该国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就出现了“过度城市化”，这个比例过高会给人民的生活质量带来危害（瓦卡，2007：88）。中山大学《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5年报告》指出，中国劳动者年均收入城乡贫富差距有21倍；国家计生委家庭司2015年通报中介绍，中国家庭收入贫富差距为19倍，一、二线城市和农村差距明显。城市与农村的收入差问题，导致农村人口无秩序地流入城市，使得区域性人口红利和公共服务支出成为人口净流入城市难以调和的矛盾（李爱民，2013：91）。
2.市民化滞后，片面追求城镇化率
2014年我国的城镇化率，按照常住人口统计为54.8%，按照户籍人口统计是35.9%。这二者之间有18.9个百分点的差额，主要构成就是2.5亿左右的农民工（蔡继明，2015）。
（1）农民工[3]城市融入的困难
伴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出现的农民工是我国产业工人的主力，是城市建设的主力军，然而他们在融入城市生活、成为新市民的过程中陷入了困境，这个群体被学术界称为城市的边缘群体或弱势群体，从文字描述中也可窥见农民工在城市的境遇。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1）》指出，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已成为中国最突出的民生问题。中国行业研究网指出，2014年中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止步不前。《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0）》指出2010年中国就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钟摆式移民”国家，农民工“钟摆式”的流动现象，正是我国农民工市民化滞后最明显的表象。我国城镇化的过程中，虽然快速地完成了土地城镇化，但是农村人口并没有同步融入城市，大量的农民工“钟摆”于城乡之间。
城市的生活成本远高于农村，对绝大多数农民工来说，在城市的生活举步维艰，甚至还不如农村。之所以留在城市，还是因为农村人口密集，缺少就业机会，农业收入又远低于工业和服务业的收入。而在城市尚有出现转机的可能，子女也能受到更好的教育。在作者调研中发现一代农民工[4]中相当数量的人，对老家还是有认同和感情的。他们通常认为自己只是城市的过客，年轻时靠体力打拼养家糊口，年老还是回农村。而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5]则非常渴望融入他们成长和生活的城市，成为新市民的意愿较高，但是现实中存在太多制约因素。这在农民工本身表现为就业不稳定、基本生活保障（医疗、住房、教育、保护）欠缺、随迁子女教育的困扰。在城市表现为广泛的社会排斥，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和心理多个层面。离不开的城市与回不去的故乡，可能是每个进城务工农民的心结。
（2）留守群体的无奈与无助
农村“空心化”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大规模的留守群体（也称“386199”群体）在中国农村尤其西部农村成为普遍的现象。“386199”群体，是指中国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而妇女（38）、儿童（61）和老人（99）等亲属则出于各种原因（经济原因为主）只能留在农村生活，这些老弱妇孺形成的群体。政府在2016年的留守儿童[6]摸底中指出，我国3个未成年人中就有1个处于留守或流动状态，给国家治理、社会管理带来很大挑战（张国，2016）。留守儿童长期缺乏亲情关爱、家庭教育功能缺失，极易导致心理畸形走上犯罪道路。2016年2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其中指出：“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阶段性问题，是我国城乡发展不均衡、公共服务不均等、社会保障不完善等问题的深刻反映。”留守的老人和妇女同样面临着由于村里青壮年劳动力缺乏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老人不但不能“养儿防老”，而且经济负担过重，大部分甚至还承担着养育孙辈的责任。对于留守妇女来说，她们是目前农业生产的主力，但同时又承担着心理和生理的双重压力。
（二）“外生式”城镇化内在机制的理论解释
1.城镇系统运转方面：外来控制的主导
帕森斯在“功能必要条件理论”（AGIL）中指出系统生存与发展只有满足其所需的四个条件——适应（adaptation）、实现目标（goal attainment）、整合（integration）以及模式维持（latent pattern maintenance），才能促进社会发展；反之则会产生许多经济社会问题，阻碍经济社会的转型与变迁。“外生式”城镇化恰好没有满足“整合”与“适应”这两个条件，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具有强势话语权的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入侵，导致了中国长达千年的传统农耕文明的断裂。社会发展的自然演进规律被打破，传统性因素的瓦解与现代性因素的形成的异步性造成了错位，断裂与错位又进一步阻碍了新型城镇化目标的实现与模式的维持。城镇化发展应该是社会经济和文化各个方面因素的磨合和适应的过程，而后发外生型的城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刻意“制造”出来的，系统运转缺乏各个因素之间的适应过程。这表现在：结构失衡，农业、农村与工业、城市在经济上的二元分化，城乡差距拉大；空间失衡，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不均衡；要素失衡，城镇化中的人-地的不匹配；文化错位，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冲突，导致传统文化的解体，其所承担的社会整合功能消失，即传统的价值观和约定俗成的规矩消失，社会秩序容易陷入混乱。
2.城镇化的动力机制方面：政府的推进
中国的城镇化因为缺乏现代化和工业化的积累，因此政府不仅充当了城镇化的直接引导者，而且是城镇化的实际组织者。通过政府强有力的行政手段的干预，“自上而下”有计划地发展城市和推动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集中。在城镇化初期，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是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计划经济模式相匹配的。从实际效果上看，包办政策也确实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我国的城镇化率提高迅速。城市的发展、经济的提速，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政策（主要包括户籍制度、土地政策、行政区划政策和金融投资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一方面忽视了市场环境的影响、本地资源的整合与人的积极主动性的发挥；另一方面出现了边际递减效应，即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规范和引导作用不断减弱。
3.城镇化的路径方面：外部借鉴和外来价值观的左右
西方的城镇化进程开始得很早，到中国进行城镇化的阶段，整个世界由西方主导的经济政治秩序已经形成。在这样的背景下，外部因素对中国的城镇化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中国要加速完成城镇化的任务，就必须实施开放的政策，借鉴西方的东西，自觉将己纳入世界体系中去。这表现为：有形的方面，在各个领域引进先进技术，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社会变革；无形的方面，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示范效应。中国城镇化过程中所借鉴的技术、文化、发展模式，是西方国家城镇化内部发展自然积累出现的。而在中国由于是人为地引入异质，于不同的国情下运作，结果产生了不同的效应，出现了畸形的现象，城镇化质量不高越发明显。城市经济的聚集效应和分税制，使得各地政府都把房地产作为拉动GDP的支柱产业，房地产的发展导致城市的土地边界拓展与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人口迅速增加。一切以投资规模扩大、产业布局发展和GDP 数字提升为表征的政绩观，就成为当下城镇化过程的现实要求（瓦卡，2007：88；刘祖云、范虹珏，2014：17）。
综上所述，我国的城镇化，由于是在缺乏现代化条件下的、政府一手推动的外生型城镇化，因此在城镇化进行的过程中就出现了城乡失衡、传统文化解体及政府与市场关系错位的畸形现象。且自始至终，“人”的发展是完全被忽略的，对本土资源的利用整合方面也是严重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