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杂文是一种战斗性的社会论文，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政治论文，而是文艺性的论文。我们通常说哲学家用三段论法，诗人则用形象和图画说话。而杂文则是介于哲学论文和文艺创作之间的一种带有两栖性的文体。它既需要哲学的逻辑论证，又需要文学的形象和图画。把两者结合起来，便具有一种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说服力。夏衍深知此理，因而较为注意磨砺自己的武器。他在艺术形式上，尽量采用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有政论，有时事述评，有抒情文，有叙事文，有时是一封通讯，一则对话，或一段序跋，不拘一格，以使文章自由灵活，生动活泼。尤其重要的，它的议论不是空洞的，干巴巴的，而是尽量包孕在具体现象的叙述和描写中。他善于利用丰富的日常生活体验和早年掌握的自然科学知识，使抽象的概念向形象化的语言转化。通过对具体事物的描述、分析来阐发道理，使所要表达的思想表现得更具体、真切、更有说服性，以产生亦情亦理、移情说理的功用。

《论“晚娘”作风》《糊裱及其他》便是政论性和形象性结合得十分精彩的杂文。夏衍以人们在生活中常见的后母虐待前妻子女，比喻和隐射了在抗战中蒋介石对共产党所采取的阴谋手段。读读这段生动的文字：

当然，晚娘也有她自己的想法，她一方面要弄死前妻的儿女，让她独占，他方面可仍旧要敷衍她的丈夫、邻居，而博得一点名誉。所以她主要的作风是“一面瞒，一面打”, ——事实上历来晚娘惯用的方法，往往是阴性的虐待，譬如饿饭，虐使，暗毒，……等等。她不希望这些讨厌的小东西明明白白在她手下打死，而暗暗地计划着使他们慢慢地磨折而死。磨折死的没有杀人罪，尸身上没有外伤，手干脚净，丈夫和邻人看了没有闲话，也许当死的那一瞬间，晚娘还可以挤出一点眼泪来点缀一下升平。

中国人懂得晚娘哲学，学会了“一面瞒，一面打”的方法。这种作风一经家传，奉行不悖，右手打人，左手按住被打者的嘴巴，你假如顽劣一点，从指缝里漏出一点喊声，那就打得更凶，或者简直处死，因而这就构成了有罪，“损害了晚娘的尊严”。

读着这样的文字，人们很容易就会联想起抗战中间的现实：国民党表面上对共产党表示团结亲善，但背地里却进行着种种残忍的排挤、构陷、囚禁、杀戮等勾当。同时又千方百计钳制舆论，不让揭露其暴行的正当言论发表。否则，即施以更大的迫害。在杂文中虽然没有一句正面地直接加以揭露的话，然而上面那些生动逼真、惟妙惟肖的刻画，便将国民党反动派的鬼蜮伎俩和阴毒用心，表现得栩栩如生，淋漓尽致，激起人们极大的鄙视和憎恶。在另一篇《糊裱及其他》杂文中，作者将重庆的房屋墙壁外面糊着一层水门汀，与在战斗中的军事伪装作了一番比较：

……同样的是一种欺骗手段，不过他们的差别是在，糊裱是用坚强漂亮的外形来伪装脆弱龌龊的内容，军事伪装是用和平柔弱的外形来伪装坚强有力的内容罢了。有钱人怕人问他借钱而故意的假作寒伧，破落户怕人不放心借钱给他而一定要维持一种豪阔的门面。这都是“伪装”的变形变态。心虚才要做作虚势，色厉常常是为了内荏，一个人到了异乎寻常地摆阔，装漂亮，讲门面话的时候，我们就得特别地留心他骨子里的可怕的虚空。

国民党在政治上暴戾腐败到极点，表面上却打出各种好看的招牌，如什么“抗战建国”“抗战到底”“体恤民艰”“精诚团结”等等，借此粉饰装点门面，不正是这种“糊裱”的“变种”么？杂文寓讥讽于形象，藏寸铁于绵里，从日常生活中随手拈来一些事例作为比喻，不仅对反动派自欺欺人、色厉内荏的本质剖露得入木三分，而且以辛辣的讽嘲，使得敌人啼笑皆非，人民拍手称快。

“理不可以直指也，故即物以明理，情不可以显示也，故即事以寓情”（刘大櫆：《论文偶记》）。夏衍的杂文在这一点上是颇有特色的。由于他在中学、大学时代曾读过自然科学，这方面有着丰富的知识修养，因此他在杂文中还常常引入一些普通人并不生疏的科学常识、原理，借题发挥，以使要议论的问题更加通俗显豁，易于理解，且使文章奇趣横生，令读者兴味盎然。从前面引用过的《从“游走”到“大嚼”》《从杜鹃想起隋那》等篇中已可窥见这一特色。这里再略举两例。在中学物理教科书中有一条欧姆氏定律I=V/R，电流的大小与电压的高低成正比例，与阻力的大小成反比例。电压愈高，电流越大，但是阻力愈大，则电流愈小。夏衍在《光和热是怎样发出来的》一文中说，这从一方面说只要电压高，胆怯而爱取巧的电流还是会经过钨丝一般阻力大的线路而发出光和热来；而另一方面从反面说，这线路上的阻力不也正是使电“能”转化为光和热的主要条件么？夏衍由此加以引申：

从这个比喻，我觉得想通了一个问题。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性格，由于他们阶级性的限制，常常是软弱而爱拣阻力小的路子走的，正如电流一样，假如前面有平行连接的两条或者两条以上可走的线路，它必然要向阻力最小的线路走的，但假如客观的现实切断了一切没有阻力的道路，到了路只有一条，而这条路又是阻力很大的时候，那么只要他们有足够的思想上的认识，有足够的能动精神，他们还是会经过有阻力的道路，自我斗争和与环境斗争，而从这种斗争中发出光和热来。

《论肚子问题》是从解放战争中东北国民党守军的起义和投诚，谈到美国心理学家关于肚子和性格关系的实验报告。饥饿在每个试验者心理上起的作用，改变了他们在正常环境下所保持的心理与性格。杂文由此便作出如下论断：

肚子要命令脑子，饥饿可以使不思想的人思想，不行动的人行动，这一方面说来也只是一种生理的规律。古来历史上记载的“饥民”与“暴民”之间的距离往往只相差一纸，而道德，宗教，礼法，“法纪”等等，对于“差不多成为饿殍”的人民，也很少能起束缚和镇压的作用。

以上两篇都结合着科学常识：或以物理学原理论证脑力劳动者的道路，或以心理学实验阐述人民群众不甘压迫剥削的道理。通俗的科学命题和深刻的社会问题巧妙地相互印证，因而原来比较抽象复杂的理论课题，经作者一说明，便显得明明白白，收到了深入浅出的效果。

从语言风格来看，夏衍的杂文不尚虚饰，质朴自然，明快流畅，也是颇为值得重视的。鲁迅在《作文秘诀》中提倡写文章要“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对这12字诀夏衍十分推崇。他要求“用最简洁、明白、恰当、平常人看得懂、听得懂的字句来表达要讲的意思，不要扭捏作态，不要自作多情”（《谈做文章》）。这几乎成了夏衍在杂文写作中的座右铭。他的杂文用词造语，浅显明瞭，一切叙述、引用、描写、议论、抒情，都力求做到简明和扼要。他很少引述生僻的古典和过于深奥的文句，也很少乱加形容词和堆砌辞藻，而是尽量把要讲的意思老老实实讲出来，写得平明易读，洒脱畅晓，如行云流水，舒卷自如。如《宿草颂》最后两节：

“经一事，长一智”，豢养山羊之风，一天天的进步，挂铃铎的山羊，也一匹匹的增加了，相克不可避，被吃也是不可免的，但是，野草是漫山遍野，生根在中国大地上的，试问你有多少山羊，能吃尽全中国原野上的野草？

生存了两年的草，可以说是“宿草”了吧，白居易不是说过“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话么？——而我们，可以自负是“冬莳”的草，我们是11月出土，在风雪中萌长的。

这些话平易而深刻，形象而概括，对山羊的蔑视和仇恨，对野草的自信和热爱流传于字里行间，不由得不使人首肯，并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其他像《旧家的火葬》《谈自己》，述说个人经历，表白出身旧家的知识分子的革命立场和待人处世的民主态度；《“死而后已”的一个适例——忆聂耳》《悼念西苓》，叙写战友生前事业及怀念之情，都是娓娓道来，朴实无华，显得极为亲切，感人至深。在杂文中，运用典故、比喻是一个重要手段，可使文章活泼，富于机趣。然而如果不管有无必要，将一些古书上的典故生吞活剥地硬塞进文章，往往会造成文字晦涩与累赘。这是为具有群众观点的写作者所不取的。

在夏衍杂文中也不乏幽默诙谐，有时也常运用曲笔、反语、讽喻等手法。然而他不大夸张，更不故弄玄虚，而是比较直捷与简明，让人一看，不多费思索便对矛头所指心领神会。如《人·畜·鬼》，抓住港报三条新闻，略加评点，港英当局欺压中国百姓，国民党政府阳奉阴违言行不一的面目便昭然若揭。再如，夏衍以司马牛署名所写《杂感》中不少篇什，对国民政府种种倒行逆施的揭发也是引人注目的。试看1945年的几则：

近见，市区中心某花生小店铺门口用油漆写着一条广告：“科学花生”。

在科学的大潮流中，即使花生还是昨天的花生，并且和几百年前的花生也没有差异之处，可是牌子却非加以科学之名不可。

一定还有“科学的算命”和“科学的相命”，而且还有挂“民主”的专制。

甲：这几天谁最悲惨？

乙：希特勒、希姆莱、戈林、贝当——

甲：不，我以为还是那些心里想哭，而脸不能不笑的家伙。

街头问答：

A：什么叫民主？

B：这就是“你是民，我是主”的意思。

《世界晨报》中的“蚯蚓眼”前面已有涉及，其中反讽手段的运用，还可举出许多。国民党治下，“统管”多多。2月7日的“蚯蚓眼”写到，“交通部长说：船舶调配统一指挥”，中统西统之外还有“统吃”; 2月8日它报道了市教育贷金委员会为“统筹办理”而不准旁人募捐之事；2月11日的杂感则告诉读者“统一了国旗之后，现在要统一妓女舞女的服装了”……如此名目繁多的“统”令人叹为观止，但不幸的是“统到东，东乱，统到西，西乱，统到交通，交通乱”，统之效果之差可见一斑。饶有兴趣的是政府一方面对舞女、按摩、女招待等统得太多，一方面又对诸多事务视而不见，比如阴沟、垃圾和堵塞的河道，比如吃草根的饥民，只因“管前者有钱可以拿进，而管后者必须拿钱出去也”（2月9日）。因而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民心与物价成反比（4月15日），但政府却大搞迁都，仅搭牌坊一项便耗资五十万元，此数目可供十万饥民一饱。就此，当局“民生”的假象即被消解。

这些短剑式的杂感，泼辣、机智、凝炼，可谓匠心独运。它们格局短小，纯用日常普通口语，既朴素自然，又尖锐深刻，敌人种种欺诈、卑劣，清清楚楚地呈现出来，令人不禁莞尔而笑。

夏衍的杂文并非篇篇都是珠玉，没有可以訾议之处。由于这些文章是在紧张的战斗和繁忙工作间隙写成，不可能有充裕时间构思与打磨，因而其中有些内容稍嫌冗杂，不那么精悍。也有一些缺乏思想深度，不那么耐得咀嚼。但瑕不掩瑜，其中大部分在内容和技巧上还是很见功力和特色的。特别值得珍惜的是，这些解放前写下的杂文“是从石块和水门汀隙缝中生长出来的”（《过去的好日子》），犹如作者所描绘的坚韧的野草那样，它们经受了严霜烈飙的残酷考验，表现出争取生存的顽强意志和不可征服的力量。研究、总结前辈作家这方面的成就和经验，将有助于促进今天杂文创作的繁荣，使鲁迅所开拓的这一战斗事业在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和教育的作用。

1981年8月于杭州

（原载《文艺论丛》第17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