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的“乳母和教师”

夏衍是我国著名的现代作家。作为一个作家，他必然要接受各种文化的熏陶。但是，学习什么文化对作家来说又有很大的选择性。在这方面，夏衍有着鲜明的倾向。

夏衍与文学的接触始于日本留学期间，起初阅读的文学作品是英国作家R·L·史蒂文生的散文和小说。当时夏衍颇喜爱史蒂文生文笔的清新流利，对他的人道主义精神亦有好感。然而这位英国浪漫主义作家对人物很少作道德评价，对现实社会矛盾采取回避的态度，这同正努力寻求民族出路的青年夏衍的思想不相契合，因而他不久便丢开史蒂文生，而将目光移向俄罗斯文学。他贪婪地读了果戈里，读了屠格涅夫，读了托尔斯泰，读了契诃夫，他们如实地描绘现实人生、反映时代矛盾的作品，在夏衍心灵深处唤起热烈的共鸣。以后夏衍投身革命实践，在与工人群众的接触中开阔了眼界，深切体会到了工人群众受剥削受压榨的痛苦，看到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这样，他便对契诃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有了更全面的评价，对俄国文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种评价和认识的结果则是将崇敬和借鉴的目光又从契诃夫转向了高尔基，从俄罗斯文学转向了苏联文学。正如他自己说的：

“在隆隆的发电机旁，我耽读了契诃夫、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的作品。一个暑假之后，我对于那些软弱、懒散而又充满了哀愁的人物，渐渐地感到厌倦了，当时我开始知道了一些苏联大革命中英勇出奇的英雄，于是很想追觅一些介在这两个时代之间的俄罗斯人民的典型与性格，我找到了高尔基，读了《夜店》，读了《太阳儿》，终于读完《母亲》而深深地感动了。一年半之后我被逐回国，在简单的行囊中我把村田的日译本《母亲》带回来了。”

由于夏衍认识到中国社会已经大踏步地跨过了《樱桃园》的时代，认识到中国新时代的登场者不是陆伯兴（《樱桃园》中人物）之流，而是“老百姓”，所以他自然地厌弃了属于过去时代和上层阶级的“被一种难以排解的凄绝之情”所支配的契诃夫们，而转向了属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和广大平民阶级的“新时代的海燕高尔基”。夏衍认为，高尔基的《我的大学》“最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过去的一切回想录自叙传之类，大都以自己为中心，最大的评价也不过是作者个人的发展的记载，可是在高尔基，他所写的都是产生他的环境——社会之发展的历史。在这作品里面，作家自己只是认识和观察这种社会的媒介。这一方面可以显示出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的非个人主义的——集团主义的态度，他方面也就是作品的重要的社会的意义”。这里可以明显看出高尔基的革命现实主义文艺观对夏衍的深刻启迪。

现代中国作家处于一个民族矛盾、阶级斗争极为尖锐的环境，容不得他们对现实社会政治采取冷漠超然的态度。社会的黑暗，国家的衰败，每时每刻都在逼迫着像夏衍这样的进步作家，把他们个人的事业与国家、人民的命运联结在一起。在19世纪俄国文学史上，描写小人物的作品独树一帜。夏衍在剧坛上也是以写小市民和小知识分子而闻名的。在他的作品中，挣扎在饥饿线上的普通人组成了一幅混乱、阴暗、郁闷、窒息的旧世界图景。同时夏衍并不停留于此。在解剖现实的过程中，他还着重揭示出变革现实的必要性及其必然趋势，激励人们去反抗腐朽的旧制度，为追求美好的新世界而抗争。

高尔基的《底层》中一群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小偷、锁匠、妓女、潦倒男爵、戏子等，尽管挣扎在死亡线上，却保留着某些健康人性：勤劳正直，深谙事理，向往纯真爱情。高尔基揭露的力量在于使人看到旧制度牺牲者并非没有任何价值的“人渣”，是社会践踏他们做人的尊严和一切美好的情感，断绝了他们重返生活的道路。高尔基以沙金的台词表明，大地上一切奇妙的东西都是人创造的，人对自己的一切负责，人不能脱离人类，他用双手创造一切！

剧本通过劳动者的崇高愿望与他们现实里屈辱卑贱的对照，召唤人们向恶浊的旧世界作最后的斗争。《上海屋檐下》里夏衍对一群饱受苦难的小市民的刻画，揭示人们痛苦的根源，同时也塑造了人物善良的灵魂，发掘了他们潜藏的心灵之美，他们可以受苦受难，并非他们下贱，而是因为世道不公。主人公匡复看到一幕幕人间悲剧，看到了一个个辛酸的故事后猛然醒悟，自己的苦难虽则足以摧残一个人的肉体和生活，但比起底层社会到处蔓延的苦难来，毕竟是太渺小了。为着下一代以及千万底层群众获得幸福，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者，“还有更多的事要做”。经过剧烈内心冲突，理智终于战胜了情感，他冲出了那个沉闷狭窄的个人圈子，扑向民族解放的风云世界。夏衍以此启示人们，放弃幻想，从现实中去寻求出路。像高尔基一样，他用一种闪耀着哲理火花的光明，照亮了剧中人的生活面貌。

夏衍曾说过，苏俄文学是中国新文学的“乳母和教师”，其实他自己就是一位深受苏俄文学影响的革命作家。在他反映中国三四十年代社会生活的剧作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辨认出苏俄作家现实主义创作的某些特征。根据祖国的需要，学习进步的革命的文学，舍弃那些与革命事业无关的文学，积极创作反映社会现实的有益于人民的文学，这就是夏衍取舍外来文化的态度。这种态度在今天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原载《浙江日报》1991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