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电影改编的严谨特征初探

在建国以后的一批优秀影片中，我们发现有不少的改编片，是那个我们大家熟悉的人给予我们的。他曾使多少观众为祥林嫂的命运而悲哀；他让我们对林老板产生了那一丝真挚的同情；他也使我们深深地被那在火中涅槃的烈士的鲜血所感动……这个人以巨大的勇气和崇高的牺牲精神，致力于电影改编的事业，他以他横溢的才华，一次次地把鲁迅、茅盾、巴金等等大师的作品推到我们观众面前，而他自己，除了得到劳作后的疲倦外，却一次次地被人们忽视了；而今天，我们从他那儿得到了那么多之后，才真正地认识了他的才华和品质。

他，就是我国进步电影的开拓者夏衍。

从夏衍改编的电影，尤其是《春蚕》《祝福》《林家铺子》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严谨的风格与追求，这也可以看作是夏衍电影改编的一个特点。严谨，突出体现在夏衍严格忠实于原著精神的态度上。他在《杂谈改编》一文中对改编本和原著的距离问题说过那么一番话：“假如要改的原著是经典著作，如托尔斯泰、高尔基、鲁迅这些巨匠大师们的著作，那么我想，改编者无论如何总得力求忠实于原著，即使是细节的增删、改作，也不该越出以至损伤原作的主题思想和他们的独特风格。”这番话体现了夏衍对于改编的总的叙事立场。

所谓“忠实于原著”，也就是要在银幕上真实地再现原著，包括原著的思想、原著的风格及原著中反映的时代、社会、人物、风土人情、地理环境等等。在这中间，夏衍首先注意到的是作品所反映的时代和社会，也就是作品中典型人物所赖以活动的典型环境。他在《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中谈到，“影片一开始一定要向观众清楚地介绍出这个故事的时代脉搏、政治气氛”。据此，他就在《春蚕》中加上了“序曲”一节，以几个简洁的镜头加上字幕，明白无误地给我们显示了那个列强压迫下的时代和经济极其窘困的社会。在小说《春蚕》中，从字里行间里显示出来的作品背景，在改编成影片后被集中在片头加以强调，使观众有了一个清楚的认识，正确地理解这部作品。在《祝福》和《林家铺子》中也是这样，前者用“荒僻的山村”“破烂的茅舍”，以及深沉的旁白来说明时代（辛亥革命前后），社会（中国封建主义势力极其顽固的农村），以加深观众对悲剧根源的认识。后者则更是不惜以大段字幕来介绍时代，用两个水上拍摄分续的长镜头来介绍环境。长镜头的最后以一盆污水倒入河中，来进一步强调社会的污浊浑沌。《烈火中永生》在一开始，即以报童的叫卖、电影院的霓虹灯广告、尖厉的警车吼声、刚贴上的油印传单等，揭示出1948年春天的国内形势：解放战争已到达最后时刻，我军逐渐向南进军，国民党统治下的重庆一片白色恐怖，市场混乱，物价飞涨，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由上可见，夏衍在影片一开头就对时代背景十分重视，后面又经常加以强调、突出，这就有助于忠实地传达原著的思想，体现出原著的主题。恩格斯在给哈克奈斯的信中有一段著名论述：“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里，典型环境是相当重要的。没有典型环境，人物也就失去存在意义而成为不典型的了。夏衍就非常重视这一点。他在改编作品中再现原著的时代、社会背景的工作，就是创造典型环境的工作。只有创造了这么一个典型环境，才能给人物以活动的广阔天地，赋予人物以典型的意义。

除了忠实地再现原著的时代、社会背景外，夏衍把大量的篇幅用在再现原著的人物上。为了真实地再现原著中已经非常生动、典型的人物，夏衍采取的办法也是异常严谨的。他很少轻易改动原著中人物的外貌、对话和动作。这在《春蚕》中是最为明显的。《春蚕》是我国第一次把五四以后新文学作品搬上银幕，当然是较为稚嫩的，改编也较为拘谨。影片几乎把原著中所有人物的动作、对话都写进了剧本，少有删削，也少有补充。解放后改编的《祝福》 《林家铺子》就比较地成熟了，不是简单地照原著分镜头了，但也还是不脱他自己的严谨风格。

夏衍说过：“割爱固然 ‘吃力不讨好’，要在大师名匠的原作之外再增添一点东西，就更难免有 ‘狗尾续貂’和 ‘佛头著粪’的危险”（《杂谈改编》）。这句话体现了一般电影改编者的心情。对于已经在千千万万人们中间非常熟悉了的文学名著，确实是非常难以轻易改动的，因为这样很容易损伤人们已经很熟悉的原作形象。所以夏衍在尽可能不损伤原著的主题思想和独特风格的前提下，把原著的故事改编得更适合于电影这个艺术形式。在改编中，夏衍对原著的人物及其行动、对话较少改动、增删，在解放后的作品中，只有《祝福》对于原著增加的东西比较多，这是因为原著的篇幅较小，势必增加内容才能改成电影，且原著的叙述情节有跳动性，在改编的影片中必须补充情节以弥补跳跃性所造成的空白。于是，夏衍就在剧本中严格地按照原著人物的性格发展逻辑和原著的主题思想补充了情节和人物。例如一开始祥林嫂与卫老二的相遇，祥林嫂在河边泼水将鸭群赶开等都是改编者加上的，它们或是使情节的叙述更加清晰、完整，或是加强形象和画面的可见性、生动性，以展示主人公的情绪、心境。其中改动最大的自然是把贺老六从一个普通的“力气大”的山里人，改为一个朴质而善良的猎户。这一改动其实并不违背鲁迅的原著。因为小说在后来的情节中便写到，祥林嫂在贺家坳的一段生活是“交了好运”, “他们娘儿俩，母亲也胖，儿子也胖”，可见他们婚后夫妻相处是好的，贺老六为人也还和善。改编更为明朗地、集中地突出了人物性格中美好的品质，让人物朴实地、真挚地一步步敞开自己淳朴的心怀，人物形象产生了动人的魅力。对贺老六这一形象的补充，不但与整个故事没有冲突，而且对人物性格有所丰富和加强，不管是贺老六，还是祥林嫂，这是改编很有光彩的地方。至于《林家铺子》，增加的东西就较少了，基本上按原著的叙述顺序，线索明白顺畅，场景集中，人物的动作和对话也严格按原作写，力图真实地再现原著中的人物。只是有一处，剧本的第21节，林老板到债户陈老七店里强搬小百货的情节，原著是没有的。这样写，对林老板性格的另一侧面，即作为商人的自私冷酷的一面有所表现，从而使人物性格更为多面、复杂，同时可以较深入地剖视旧中国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阶级社会的残酷图景。

事实表明，古典的、现代的经典作家的文学名著，其思想意义、艺术造诣是很高的，且又已为广大读者所熟知，要想增删、改动其中的人物和情节确实是不容易的，非有相当深厚的文学素养和艺术水平不可。且看《祝福》中加上了祥林嫂砍门槛一节就遭到何等多人的反对就知道了（关于这个情节，拙著《夏衍的生活和文学道路》已作分析，这里不赘）。所以夏衍在改编中努力使人物以原著中的形象出现，让人一看即知：“这是祥林嫂”“这是林老板”“这是老通宝”，把原著中的人物的一举一动化为银幕形象，以此确保改编的影片与原著的一致，主题的一致和风格的一致。

另外，夏衍在改编中还非常重视原著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的再现。他为了加强作品的生活气息，体现原著的风物，采用了大量生动的细节来揭示作品情节发生的地理环境及当地的风格、习俗。《林家铺子》一开始以一组水乡的移动长镜头，把一个典型的襟山带水的杭嘉湖小镇呈现在我们面前：小桥，流水，两岸的稻田，临河的街道，河边的乌篷船，然后又摇向岸边……这些画面荡漾着浓郁的生活气息，生动鲜明地揭示了江南的秀丽风光。国外曾有人评论说，影片一开始，杭嘉湖一带的江南水乡就使人着迷了，银幕上的画面，使人联想到威尼斯的水乡和曼谷的湄公河，但是它又都是地道的中国江南的风景。在《春蚕》中，蚕房脚下那预兆命运的大蒜头，作为一个命运的捉弄者在影片中反复出现（这在原著中只有一处提及）。夏衍还一改原著结尾，以多多头将大蒜头掷入溪中作结，不仅显示了蚕乡的风俗习惯，而且点出了影片的主旨。此外，像《祝福》中祥林嫂砍柴，她的婆婆勒乌桕，鲁四老爷抽水烟，四婶折银锭，年节祝福前的煮福礼，擦锡器，点檀香；《春蚕》里那迎接“乌娘”的庄严仪式，河边洗蚕具的妇女的嬉闹，这一切构成了一幅江南农村的风俗画，很自然地提供了故事发生的确切背景，加强了作品的生活气氛与地方情调，给人们以丰富强烈的生活感受，加深观众对作品主题的理解。这些细节并非是无关宏旨的，它们加与不加，对于理解作品都是差距很大的。照夏衍的话来说，这是做“形象化、通俗化的工作”（《杂谈改编》），使今天的观众更易于接受。所以在他的改编作品中对这点一丝不苟。

总之，夏衍作为一位严谨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在改编中极力忠实于原著，真切地再现了原著所反映的时代、社会、人物、地理环境、风土人情等，在这个基础上再现原著的思想和风格。小说的思想、风格是从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夏衍则把一字一行都变成银幕形象，从一个个镜头中间体现出原著的思想和风格来。因此，夏衍改编成的影片，能够较多地保持原著的韵味，而较少走样，使人们在银幕上看到的是原著的映像，没有掺入什么不和谐的东西。对于这一成就是不应低估的。这是夏衍改编艺术的成功之处，是很值得称道的。我们知道，文学名著的改编，同样也是创造，但这与一般文学创作毕竟有所不同。改编作品中的人物以小说原著为依据，改编的任务是在影片中再现这些形象，应该尽可能准确完美地把人物内容电影化，忠实地传达出原著的思想、精神、人物、情节、意境和风格。那种以为改编只是把原著当作一堆素材，可以随心所欲地加以增删、改动的看法是难以接受的，它只会降低或曲解原著的思想内涵和艺术成就，引起人们的不满。为此，文学名著的改编者必须真正读懂原著，对作品要有真切入微的艺术感受，对作品中的情绪及作者的独特个性要有深刻的把握，这是改编好一部名著的先决条件，不能等闲视之。

自然，忠于原著并不等于死守原著的文字，而是要忠于它的精神。法国导演马里斯坦·惹克说：“改编是在原著中寻找灵感的源泉，这就意味着要深入到作者的思想感情中去，但这种思想和感情由于小说手法的局限还未充分地表现出来。这就意味着为揭示原著的精神，没有必要死守它的文字。”这是有道理的。夏衍的电影改编，严谨是其突出的特色和优点，但也是其缺点和不足之处所在。严谨，固然很好，能够体现原著者的创作意图，体现原作的思想、风格，而且一般说容易为观众所首肯，但这往往避免不了一个结局：比起原作已达到的思想和艺术水平来常常要差一截，很难超越它。因为改编者如果只是拘谨地照原著的人物、情节、对话、行动来写剧本，只是给原著分一分镜头，而没有更多的独立的创造、发展，使原著主题更加鲜明、强烈，那就必定很难像原著那样打动人心，更不用说超过原著了。夏衍说过：“要求看到改编后的戏剧或电影而依然能够得到同读原著当时那样的享受和感动，本来就是一件很难能的事情了。”（《杂谈改编》）其原因就和过于拘泥于原著不无关系。夏衍的电影改编作品多少便存在着拘泥于原著的缺陷。《祝福》《林家铺子》如此，反映革命斗争题材的《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也有类似情形。这两部作品虽然也不乏生动的细节、场景，但整个说来，它们在把内在的变为外部可见可感的这一方面，有的地方还不够突出和具体，往往要留给观众的联想去补充，这就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影片《春蚕》剧照

影片《林家铺子》剧照

影片《革命家庭》剧照

从夏衍电影改编的一得一失之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作为改编，是要忠实于原著的，但只是忠实并再现原著的主题思想，并不是忠实并再现原著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情节乃至每一个动作、每一句对话。因为小说与电影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它们用不同的媒介来向人们传达思想，媒介的功用不同，其传达方式也不同，所以小说不能按原样搬上银幕，此时的电影与原著小说相比，又势必要有部分走样的（当然只是就某些情节、人物、对白而言）。从小说到电影，“它们有各自的艺术表现形式，因而它们应该而且可以有它们各自形式对同一内容的不同要求，要做到所谓绝对‘忠实’，但又都是它们各个的 ‘自己’，恐怕是做不到的。”电影是艺术门类中最富有流动性、最少受到时空假定性限制的艺术，它在再现现实生活的可能性方面，可说居于艺术之林的首位。因此，在考虑改编的时候，应该注意按照电影艺术的特点，摒弃原著中难以现诸银幕的文学形式，代之以电影特有的表现方法，以使原作的主题思想（当然也可以是原著思想的一个方面）更加突出，更加强烈，更加感人。从另一条道路——电影的道路，来使原著的思想得到新的体现，使电影观众能够得到比原著小说更强烈的或者新的艺术享受。电影改编理应，也可以，超过原著水平的。不然的话，我想改编的意义就过于狭小以至不存在了。

影片《烈火中永生》剧照

电影的改编是一项富于创造性的事业，需要付出艰巨的劳动和进行长期辛勤的探索。夏衍在这段道路上留下了光辉的迹印，有许多可以启发我们思考和借鉴的地方。在认真地研究和接受了前辈作家的经验之后，相信我们的电影改编在思想上和艺术上，一定会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原载《论夏衍》，中国电影出版社1989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