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对历史要有责任感

——聆听影剧界人士话夏衍

北京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张水华看上去五十五六岁了。他头发花白，穿着中山装，说话时声音不响，是个深沉、质朴、感情内向的人。而这一回他动情了，流着泪说：“夏衍同志，请你原谅，我知道你不愿别人讲这些。但这些话我不得不说，我是你的学徒，这是真正从内心讲的。”

这是前不久在北京举行的纪念夏衍文学生涯六十五周年和从事戏剧电影活动五十五周年座谈会上的情景。在座的有司徒慧敏、葛一虹、张水华、汪洋、凤子、刘厚生、谢铁骊、石方禹、张庚、张颖、黄宗江、陈刚、曹禺和夏衍本人。

“我是十四五岁时就开始喜欢电影的。那时放了学背着书包去看电影，看的就是《狂流》《上海二十四小时》（皆由夏衍编剧）。”水华回忆说，“1958年我拍夏公编剧的《林家铺子》，当时正值反右之后不久，他敢于去写林老板这样的人物，反映了他艺术家的勇气。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对历史要有责任感，要帮助人认识历史，指导生活前进。另一部片子《烈火中永生》，他一定要加上我的名字，实际上这是夏衍同志改的。‘四人帮’倒台后再版，他还特地让人把稿费送到我家里。……一个人的贡献是历史写成的，我们和我们的后代都将要读你的作品，看你写的戏和电影。”

八十五高龄的夏衍同志穿着深色中山装，斜靠在沙发上，偶尔插几句话，大部分时间里沉默着，只是叉开右手瘦长的手指，在沙发扶手上不住地搓动。

著名戏曲理论家、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张庚，三十年代“左联”时期曾与夏衍共事，他与夏公年龄相差不大，却仍把夏公称为他的“启蒙老师”。他说：“《光明》半月刊编辑是我和沙汀，管事是沈起予、洪深，实际领导这进步刊物的是夏衍。……1936年左联组织活动停止了，但我们仍感到有领导，这就是有像夏衍这样好的共产党人在领导我们。”

北影厂厂长汪洋人高马大，嗓音洪亮豪爽，香烟一支接一支。他望着虽已年迈但精神依然健旺的夏衍，内心十分激动。“在 ‘文革’前十七年，北影有一个黄金时代，这是与主管电影工作的夏衍的具体领导与帮助是分不开的（当时夏衍是文化部副部长兼管电影）。他自己就为我们北影写了四个剧本。写《林家铺子》时他工作很忙，早上写，晚上写，连开会、坐车也在构思。而且很多影片他都亲自帮助改，《风暴》《红旗谱》的本子连错字、标点符号也不放过，还加上批语。《风暴》中两个外国大使的对话就是他重写的。他特别信任干部，善于发现人才。他就对我说过，对二谢（谢铁骊、谢芳）要帮他们再上一层楼。”

夏衍确是有眼光的，当年的二谢，如今已是我国影坛上公认的电影艺术家了。他们拍的《早春二月》成了一部有国际影响的优秀影片。谢铁骊回忆说：“《早春二月》夏衍的批改有三百余处，当时我是年轻导演，是我拍的第三部影片。夏衍在《早春二月》上批改的三百多处，我也没算过，还是十年动乱中 ‘批判家’们费尽心机，一处一处细细数出来的呢。”

重庆时期当过周恩来秘书的张颖声音不大，娓娓而谈。她说那时重庆的雾季公演，知识界观众占很大比例，《法西斯细菌》一剧受到他们极大欢迎。当时住在市郊沙坪坝、歌乐山的一些大学教授、学生步行十几里来看戏，有的当天赶不回去，到第二天早晨才回到校园。“恩来同志看过《法西斯细菌》演出后，说这是夏衍的成功之作，并随即告诉新华日报的同志，应尽快写文章在报上推荐。”他对夏衍其他剧本演出也很关心，她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愁城记》演出后，“他让我写篇评介文章，我拖了一天，受到恩来同志严肃批评。他对年轻干部这种批评是很少有的”。

座谈会自始至终气氛热烈，司徒慧敏、刘厚生等都先后发了言。最后讲话的是一直坐在夏衍身边的曹禺。这位在青发红颜的时候就已功成名就，开创了中国现代话剧的一个时代的著名戏剧家，如今头发已斑白，左脸颊上明显地出现了老人斑。他破天荒地认真准备了一份长长的发言稿。他说：

“有人说夏衍是中国的契诃夫，我说他比契诃夫更接近人生、更接近人性的描写，他富有革命现实主义精神，他要引导他的观众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契诃夫是有正义感的作家，而夏衍本人就是一位杰出的革命者……”

夏衍依然斜靠在沙发上，不作声，表情安详，他吸了口烟，沉思一下，终于开口了：“我不想参加这样的会，可是今天还是被绑架来了。大家的话是对我的鼓励。我做的事很少，如果说我曾做过一点有益的工作的话，那么，这应该看到：一是周总理的领导，二是陈老总的影响，对此我念念不忘。在长期工作中，我也有过许多失误，尤其受到 ‘左’的错误路线的影响并且执行过，不必回避它，这不仅可使自己吸取教训，也能让大家引以为戒，把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

（原载《文学报》1986年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