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都市圈极限通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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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世纪40年代末期,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乌尔附近,考古发掘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埃利都遗迹。这片面积约10公顷、人口约4000人的遗迹被证明是人类最早的城市。

从那时起,城市开始逐步成为驱动人类社会进步的主要载体,对人口的吸引力也在日益提升。在城市化集聚效应不断强化的过程中,大型城市对周围地域的影响力不断增强,甚至开始跨越原有的行政边界发展,形成都市圈。时至今日,全球最大的都市圈——东京,以1.36万平方千米的面积,容纳了惊人的3609万人口。

城市规模的快速膨胀带来了一系列管理难题:环境保护、资源分配、福利保障……每一个方面都对城市管理者形成了巨大的挑战。对于生活在大城市的普通老百姓,最大的烦恼可能就是拥堵。

工作机会集中在城市中心区,而中心区的房价却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承受范围,于是“睡在燕郊、梦在北京”成为“漂”在都市一族日常生活最生动的写照。

基于实时记录用户地点信息的手机信令数据分析显示,北上广深所在都市圈的极限通勤人群的平均通勤距离均超过20千米,北京更是超过30千米。武汉都市圈极限通勤人群虽然跨越的路途不算遥远(20.8千米),但平均通勤时间高达76分钟。

城市之大,通勤之痛,全世界的大都市概莫能外。

尽管如此,城市的吸引力并未因此而减弱,城市也依旧按照既定的发展轨迹不断地轰隆向前。

联合国人居署发布的《2016世界城市状况报告》(The World Cities Report 2016)指出,目前按人口和GDP综合排名前600位的主要城市中居住着世界1/5的人口;预计到2050年,全球超级城市将超过70座(2016年为36座),总人口将超过全球的16%(2016年为8.4%),届时,世界上城市人口的占比将达到75%。

纵观我国,城市发展速度不可谓不快。回顾过去五年的历史性变革,我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年末,我国城镇常住人口81347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049万人。尽管如此,我国58.52%的城镇化率与发达国家超过80%的水平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可以预见,未来十年,我国的城镇建设还将保持稳步提升的态势。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全党同志一定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具体到城市建设上,让人们的日常出行更加便利、舒适,无疑是一个重要命题。只有破解老百姓的通勤之痛,才能让城市的生活更加美好。

事实上,从20世纪80代开始,我国大城市的建成环境就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其中最显著的当属城市的快速蔓延和郊区化大城市的地域范围日益扩展,在人口增长、就业通勤、空间扩张层面逐步打破行政边界,呈现都市圈化发展的特征。

与西方国家城市的人口和就业郊区分散化相比,中国城市当前的郊区化主要表现为居住的分散化,就业和居住的空间分离愈发明显。事实证明,简单延续既有公共交通服务的模式,对改善都市圈外围地区出行状况作用有限,难以实现控制乃至缩短人们出行时间的目标。林群,江捷.时空紧约束的大都市圈轨道交通规划研究[J].城市交通,2017,1:31-37.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新型城镇化还需要超越城市本身,从都市圈角度去重新审视、发现城市。

本次研究分别选取了我国六大城市群中的十个代表性都市圈:京津冀城市群——北京都市圈;长三角城市群——上海、南京、杭州、合肥都市圈;珠三角城市群——深圳、广州都市圈;成渝城市群——成都都市圈;中原城市群——郑州都市圈;长江中游城市群——武汉都市圈。利用通勤大数据,通过剖析都市圈内城市居民实际出行流的空间结构特征,观察都市圈发展的脉络与轮廓,探寻解决都市圈极限通勤乃至产业发展的困境。

正如爱德华•格莱泽所言,城市建设是很困难的,高度集中既带来了效益,也带来了成本。但那些成本是非常值得承受的,因为不论是在伦敦富丽堂皇的商场里,还是在里约热内卢难以驻足的贫民窟中,不论是在中国香港的高楼大厦里,还是在达拉维充满灰尘的作坊里,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繁荣以及我们的自由,都是属于在那里共同生活、工作和思考的人们的最终礼物——城市的最终胜利。


(1)林群,江捷.时空紧约束的大都市圈轨道交通规划研究[J].城市交通,2017,1:3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