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春风何拘玉门关
——极限通勤勾勒的都市圈边界

城市的发展早已突破行政边界，从某种意义上说，极限通勤到达的区域才是一个城市真正的边界。对于城市的拓展而言，春风早已不拘泥于玉门关，邻近区域融为一体“抱团”发展是城市进化的必然趋势。

大都市圈是城市化发展的高级阶段。在科技进步和规模经济效益的助推下，产业与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大城市数量急剧增加。

与此同时，城市的形态也进一步演化，出现了超级城市（Super City）、巨型城市（Mega City）、大都市区（Metropolitan District）和大都市带（Megalopolis）等新型城市空间组织形式。

联合国人居署发布的《2016世界城市状况报告》（The World Cities Report 2016）指出，目前按人口和GDP综合排名前600位的主要城市中居住着全球1/5的人口；预计到2050年，全球超级城市将超过70座（2016年为36座）。

欧美发达国家的城市群大体上经历了300年的漫长演进过程。城市化与城市群的形成是和市场化、工业化互动的过程。总体而言，城市形态的演进是工业发展、社会分工和市场细化的自然结果。

随着一批超级城市、巨型城市的出现，一方面，人口与产业在空间上继续向大城市集聚；另一方面，向大城市郊区扩散，外围地区融入核心城市发展，最终形成了范围更大的大都市圈。

如果把大都市圈视为一个经济体，那么其对产业和人口的吸引力不可忽视。全球公认的五大都市圈即东京都市圈、纽约都市圈、伦敦都市圈、巴黎都市圈和首尔都市圈，经济体量都相当惊人。

倘若将这五大都市圈视为五个国家，那么它们的经济总量远高于大多数国家，其中东京都市圈更能跻身全球前十的行列。

在很大程度上，一个都市圈的发展半径与居住在这个都市圈核心城市极限通勤人群的出行半径大致相当。在目前的交通条件下，都市圈发展的临界范围在50千米左右。

从国际上看，东京、伦敦、纽约等都市圈半径是随着经济和交通的发展而逐渐变化的，从20世纪20年代的10～20千米发展到2000年的50千米左右，之后进入动态平衡。

以全球最大的东京都市圈为例，东京都市圈一般指东京都及周边的埼玉、千叶、神奈川（即一都三县），面积1.36万平方千米（占全国总面积的3.5%），人口规模3609万（占全国人口的1/3），经济总量接近全国一半，城市化率超过90%。

广义的东京都市圈又称首都圈，是在一都三县的基础上加入茨城、栃木、群马及山梨四县（一都七县），总面积达3.69万平方千米（占全国总面积的9.8%）。

日本将城市地区称作市街地，即人口密度不小于4000人/平方千米的地区。按照这个标准观察东京都市圈的成长轨迹可以发现，东京都市圈逐渐扩大，半径从1920年的10千米发展到1980年的50千米左右，此后长轴半径一直稳定在50千米左右（短轴半径为30千米左右）。

全球第二大的纽约都市圈也具有类似的外延拓展过程，过去的100年间，纽约都市圈逐步外扩，其前后长轴半径也在1980年达到并稳定在50千米左右（短轴半径也为30千米左右）。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保持迅猛发展，区域内城市协同日益紧密，许多大城市的发展早已突破既有的行政边界，开始逐步与周边地区融为一体。围绕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武汉等核心城市，一批都市圈正在逐步成型，并成为中国经济版图上举足轻重的发展极。

一方面，我国的公共资源是按照行政区划进行配置的；另一方面，城市发展边界却在日益模糊。两者之间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城市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带动。因此，从实际发展需求的角度讲，厘定城市边界，以更好地协调交通基础设施等公共资源的配置，促进区域互动，先发带动后进，最终实现共同发展，是我国城市发展规划的一个重要命题。从城市发展格局的角度讲，极限通勤人群的出行半径无疑是观察城市发展边界的一个极佳视角。

回顾东京、纽约等世界大都市圈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它们一般都经过“强核、外溢、布网、叠加、整合”五个阶段，并且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始终注重内部高效、有序的分工协作体系的建立。纵观我国都市圈的发展，即便是较为成熟的北京都市圈，与全球主要都市圈相比，在经济总量等方面仍有较大的差距。

从极限通勤的角度，本次研究的十大都市圈中，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已经从“外溢”开始逐步转向“布网”阶段；杭州、南京与武汉已经步入“外溢”发展阶段；而成都、合肥与郑州虽然对周边区域有一定的辐射效应，但仍然处于“强核”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