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盖尔法银版照片：签署《黄埔条约》的中法两国谈判代表在法舰“阿基米德”号上合影，1844年10月24日。照片尺寸：宽16.7cm×长20.7cm×厚0.5cm。摄影：于勒·埃迪尔（Jules Itier），法国摄影博物馆收藏（Collections du Musée Français de la Photographie）

1844年10月24日签署《黄埔条约》的中法两国谈判代表在法舰“阿基米德”号上合影的背面，摄影师写的拍摄手记。摄影：于勒·埃迪尔，法国摄影博物馆收藏（Collections du Musée Français de la Photographie）

达盖尔法银版照片：广州街头的民众，1844年11月。照片尺寸：宽16.7cm×长20.7cm×厚0.5cm。摄影：于勒·埃迪尔，法国摄影博物馆收藏（Collections du Musée Français de la Photographie）

厦门女人的裹脚与天足，1871年。摄影：约翰·汤姆森（John Thomson），© Wellcome Library

公堂审案（摆拍，手工着色），上海，1870年代。摄影：威廉·桑德斯（William Saunders）

作者注：与约翰·汤姆森的照片一样，威廉·桑德斯的照片典型地代表了西方摄影师看中国的方式和对中国的想象，有着浓郁的东方学趣味。考察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摄影师的中国照片，东方学趣味突出体现在五方面，第一，突出东方文化的古老神秘、衰败凄凉和东方社会生活中的奇风异俗、奇装异服和体力劳动，以突出尚处于“古代”的东方与正在进行工业革命、代表近代文明的西方的差距。照片中可看到大量的古寺老僧、古塔古牌坊、神秘的古代石刻以及大量繁重体力劳动的场面，在当时西方人眼中，这是典型的“中古”社会特征，既带给他们一种视觉愉悦感和心理优越感，又迎合了流行的怀旧情绪：当时西方社会正处于古典文化崇拜的最后时期，有“古典意味”的照片深受“有教养”阶层的喜爱——他们是购买照片的主要社会群体。菲利斯·比托、约翰·汤姆森等人在中国拍摄了大量破败不堪、带有凄美意味的古塔、古寺、古牌坊：这不表示他们热爱中国历史文化，而是因为这类货能卖好价钱。第二，突出东方社会的“父权制”和等级制特征，小民下跪的画面在西方摄影师的镜头中反复出现。第三，雄奇的自然风光，约瑟夫·洛克的照片是代表。第四，中国的酷刑，代表了中国人是一个有残酷嗜好的民族。第五，拍摄手法上，典型地表现为雇用模特，随意摆拍、捏造他们想要的、符合西方社会想象的中国社会的生活场景、情节。此图为英国摄影师威廉·桑德斯雇人摆拍的中国官员审案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