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成立铁道队：铁道游击队的巩固
（1939年6月至1942年12月）
成立铁道队，拉起武装是各情报站加强自我保护、武装抗击侵略、勇担民族重责的表现。临城铁道队于1939年6月建立，属中共沛滕边县委领导，隶属苏鲁支队，队长孙茂生，副队长任秀田，事务长张亮元，班长孟庆海、刘胜喜、殷延华。苏鲁豫皖边区特委津浦路西交通站站长秦明道参加领导工作。
1939年11月，洪振海、王志胜在枣庄抗日情报站的基础上，自发组织了一支11人的枣庄铁道队，洪振海为队长，王志胜和赵连友任副队长。他们以开办义合炭场为职业掩护，积极搜集情报，筹集资金，打击敌人，发展自己。
1939年12月，建立沛滕边县临北铁道队和铁路工人破袭队，临北铁道队队长是田广瑞，副队长是李文庆。铁路工人破袭队队长为华绍宽，队员20余人，全是铁路工人。
1940年2月，苏鲁支队派杜季伟到铁道队任政委，并定其名为鲁南铁道队，队长洪振海，副队长王志胜、赵连友。初建时，共有队员11人，发展壮大后，编为两个分队，一分队队长为王志胜（兼），副队长为赵永泉、李云生；二分队队长为徐广田，副队长为曹德清。
1940年7月，鲁南铁道队与临城铁道队、临北铁道队合编为鲁南铁道大队，辖一、二、三分队和破袭队。后根据上级的指示和对敌斗争形势的需要，合编成3个短枪分队，活动于津浦铁路鲁南段和临枣铁路沿线，先后隶属苏鲁支队和鲁南军区。大队长是洪振海，1941年12月洪振海牺牲后，刘金山于1942年5月接任，杜季伟任政委。
鲁南铁道大队建立后，遭到日伪顽的四面围攻。鲁南铁道大队部分队员撤到抱犊崮山区根据地整训，出山回到敌占区后，因斗争形势日趋严峻，只留15名骨干队员在微山湖边坚持隐蔽斗争，安排大部分队员回家待命。1941年6月，鲁南铁道大队联合其他游击队攻克伪军占领的微山岛，并招回全体队员，以微山岛为依托，打击敌人，壮大自己，队员发展到140余人。
1942年6月起，鲁南铁道大队任务转移到开辟保卫华中、山东根据地通往延安的秘密战略交通线。
第一节 鲁南地区抗日形势的变化
一 日军侵华政策的变化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日军的侵华战略发生重大变化，转为用主要兵力来对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对国民党政府则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由此，国民党内部发生分化，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公开投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处于敌、伪、顽夹击之中。八路军实施百团大战之后，日军开始把华北抗日根据地作为进攻的重点，从1940年10月上旬起，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报复性的反复扫荡。
日本侵略军为推行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侵略政策，1941年1月6日，日军大本营制订了《大东亚长期战争指导纲要》，随后，根据这个纲要又制订了《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指出为了充实南方作战的兵力，必要时收缩中国战线，放弃武汉地区，但无论如何都必须固守华北。为此，日军于1941年2月14日将驻武汉地区的第十一军的第三十三师团和驻宁、沪地区的第十三军的第十七师团调往华北，将作战的重点放在对付八路军上。在其1941年计划中称：“以对共施策为重点，积极具体地开展各项工作。”“1941年要彻底进行正式的剿共治安战，已经成为空前未有的大事。”自1941年春起，日军将侵华部队34.5个师团的18个师团投入华北及山东，占其侵华总兵力的52%，在主要交通线和资源地区修路、筑堡、设据点，以加强对资源的掠夺。[1]
1941年2月，冈村宁次就任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上任伊始，他就发布命令：“必须在四个月内彻底消灭华北的共产党和八路军”，并重新制订了进攻八路军的办法，实施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特务等手段密切结合的“总力战”，强调“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特别重视对共产党、八路军进行政治进攻。
日军本着不同区域采用不同战略的思想，划分了不同区域：“治安区”即日占区、“准治安区”即游击区和“非治安区”即抗日根据地。在“治安区”，普遍加强了伪政权组织的力量，强化基层的保甲制度，扩大警察特务组织，对一切抗日活动严加镇压；大肆掠夺、控制和禁运经济物资，掳掠和压榨劳工，加紧对人民的征敛搜刮；广泛进行思想文化上的麻醉欺骗，等等。在“准治安区”，着重采取蚕食手段，通过大量修筑公路网、碉堡群、封锁沟墙，制造无人区，隔断游击区和根据地的联系，并随着军事力量的扩展将伪组织的统治逐步从游击区边沿向抗日根据地推进。在“非治安区”，则以军事扫荡为主，实行极端野蛮残忍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并进行普遍而严密的分割封锁。
日军在加紧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猖狂进行扫荡的同时，自1941年3月到1942年秋，连续5次推行“治安强化运动”，进行所谓“肃正作战”，即进一步建立和强化伪政权，大力发展伪军；广泛组织伪群众团体，并特别强调逐步向农村渗透。其工作重心在于割断人民群众与八路军的联系，摧毁八路军的群众基础，建立伪基层统治。抗日根据地所面临的斗争形势十分复杂、困难，斗争特别激烈、艰巨。1941年共进行三期“治安强化运动”，1942年进行两期，每期内容各有侧重。
第一期“治安强化运动”于1941年3月至5月推行。日军提出在主要城市、交通线，重要资源地周围，“治安区”要占10%，“准治安区”占60%，双方交错的抗日游击区为10%—20%，“非治安区”为10%。推行强化乡村“自卫”力量，建立反共自卫团和保甲制度；清查户口，推行“良民证”；扩大整理治安军等。同时，对重点地区进行清剿、蚕食和扫荡。
第二期“治安强化运动”于7月至9月推行。日军对鲁南、鲁中等地进行大扫荡并将扫荡重点放在沂蒙山区，日军提出发展乡村自卫力量与攻势，与军警协作，“协力剿共”、“以剿共行动确保治安”。在战术上实行大规模扫荡，“铁壁合围”、“拉网清剿”，以碉堡和公路封锁。对“非治安区”，要撤走或破坏设施及军用品，使中共方面不得安宁与建设，中共回来后也难以重建根据地，要“建立封锁线，在治安区与非治安区边界挖封锁沟和建立一个个的瞭望楼、碉堡”，不断地对根据地“发动攻势”。在“治安区”，进行奴化教育，“肃清点线内不稳分子”。
11月1日至12月5日，侵华日军推行以“经济战”为主的第三期“治安强化运动”。一方面实行经济封锁，对八路军、游击队进行经济围困；另一方面进行经济掠夺，实行“以战养战”政策。出动三个师团、四个旅团的主力和一部分伪军，向鲁南抗日根据地突然发动多路、多梯队的“铁壁合围”，尔后采取分区“清剿”和“辗转剔抉”的战法，妄图消灭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日军建立“经济对策委员会和经济封锁部”，对根据地进行封锁和抢掠，以断绝根据地内必需品来源，并实行所谓“掠夺战”、“三光政策”，围困与破坏抗日根据地。
第四期“治安强化运动”始于1942年3月30日。日军提出“解放东亚、自卫剿共、增产节约”三大目标，推行步步为营的“囚笼政策”，对根据地的蚕食也空前白热化。
第五期“治安强化运动”始于1942年7月1日，日军以“剿灭共产党，建设华北，进行思想肃正，完成大东亚圣战”为主要目标，并强化反共自卫组织，继续封锁、蚕食根据地。同时，日本侵略者还对敌后根据地进行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所谓“总力战”，在鲁南四县边区不断使用“铁壁合围”、“纵横扫荡”、“辗转剔抉”等战术和凶恶手段。
到1942年初，日军开展的“肃正作战”效果展现。“肃正作战”战术特点是由大兵团的野战改为分散配置，扼守要点，加强铁路、公路联络与奇袭等办法，同时采取经济封锁与破坏等手段，使各根据地相对孤立起来。所形成的战略态势是：首先依靠铁路、河流与公路，把抗日根据地隔成许多小块，然后对小块根据地进行扫荡、封锁、蚕食，使游击队难以立足。
二 鲁南抗日形势的变化
八路军一一五师进入鲁南地区后，严重地威胁着日军的主要交通命脉——津浦、陇海两条铁路的安全。因此，日军进一步加紧了对根据地的疯狂扫荡。为发动和支持太平洋战争，日军急于巩固其占领区，尤其是百团大战之后，集中了侵华兵力的大部分和几乎全部伪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始进行极为残酷的扫荡。其扫荡之频繁，手段之残酷都是前所未有的。日军企图以频繁的扫荡来摧毁抗日根据地，摧毁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当时山东境内共有日军33000人、伪军8万多人，共计11万多人。[2]这些日伪军占据着交通要道和中心城市，严密封锁津浦、胶济铁路。日军的大规模进攻，再加上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高潮，山东抗日根据地在日伪顽夹击下，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1940年4月14日，日军集中第三十二师团、第二十一师团、独立第六混成旅团、独立第十混成旅团各一部共8000余人外加大量伪军，分别由邹县、滕县、枣庄、峄县、临沂、费县等据点出动，向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合围扫荡。[3]日伪此次扫荡，计划部署相当周密。扫荡时，增加大量各据点的守备兵力，以防八路军游击队偷袭。进攻部队采取宽大正面和梯次配备，并于夜间行动。行动中，先以伪装成八路军游击队之小部队为前导，主力则避开大路，隐蔽前进，各路密切配合，互相策应，建立临时据点，步步为营，并预设许多埋伏以防突围。扫荡抱犊崮山区根据地前，日军首先在根据地边沿区扫荡一周，在费县南和滕县东地区组织了几个小合击。然后，从21日起，向中心地带推进，对以大炉为中心的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进行合围。
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军民为取得此次反扫荡的胜利制订了正确的策略方针：各部队分区坚持斗争，以少数部队配合人民武装坚持内线，将主力分散置于边沿地区以保持高度机动性；利用隐蔽地带穿隙插空，远离多路敌人，靠近敌人一路，不即不离，既便于打击一股敌人，又容易摆脱合击；加强侦察工作，确保掌握准确情报；在敌人迫近时，适时灵活地转移到敌之侧翼，并伺机袭击敌人。
此次反扫荡，一一五师机关率特务团两个营，配合边联支队坚持内线，其他部队均置于外线分散活动。鲁南铁道大队随苏鲁支队活动于根据地边沿，峄县支队和运河支队活动于峄县以南地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的日益壮大和抗日根据地的迅速扩大，引起了国民党的畏惧。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共政策。为了坚持团结抗战，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针对国民党顽固派挑起的反共摩擦，中共中央及时作出了一系列明确指示，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和“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为全党全军进行反摩擦斗争和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明了方向。
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不断地搞摩擦，忠实地执行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反共方针。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共山东分局制定了“对反共派、顽固派取反攻彻底消灭的政策，对一切尚有希望之人取极力争取的政策”。[4]
国民党反动派于1941年初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他们提出“曲线救国”的反动谬论，致使大批国民党军队投敌，在“向共产党收复失地”的口号下，制造摩擦，蚕食抗日根据地。此间，鲁南地区的国民党顽固派先后制造了三次流血事件，挑起严重的反共摩擦。1941年4月25日，国民党五十一军一一四师三四二旅六八三团团长张本枝部，纠集地方顽军王洪九、李以锦部共2000余人，乘鲁南军区主力和地方武装进行春季反扫荡之机，大规模进攻抱犊崮山区根据地。正准备转移的中共鲁南四县边区联合县委边打边撤，突出重围、撤到青山套。与此同时，全县6个区公所和驻边联县的鲁南所有后方机关全部遭到顽军袭击。突围中，县委宣传部部长马驰等十几人牺牲。顽军侵占边联县全境后，大肆烧杀破坏。在九女山一带活埋地方干部群众70多人，史称“四二五事变”。在此期间，国民党三十六师师长、惯匪刘桂堂也率部乘机侵入天宝山区，切断了费西北与邹滕边的联系，并积极配合日军对抗日根据地扫荡、截击八路军过往部队和人员。“四二五事变”后，日伪顽继续勾结向人民抗日武装进攻。5月8日，顽军第六八三团张本枝及李以锦部共6000余人，将驻南马口的费南第六区公所及区中队包围，制造了费南流血事件。此后，鲁南局势迅速恶化。
1941年7月24日，顽军第三二四旅旅长荣子恒及刘桂堂、李以锦等部，配合临沂、枣庄日伪军，分多路合击天宝山区的鲁南抗日武装。7月25日拂晓，王洪九部化装成日军，乘八路军主力在天宝山地区反击日军扫荡之机，侵入边联县，向鲁南军区驻地埠阳、鲁南专署驻地西白山发起进攻，军区、专署及边联县机关分别向抱犊崮山区转移。当边联县机关和警卫人员行至边联县西北的上村时，遭到第六八三团张本枝部的埋伏袭击，有十几人伤亡，数十人被俘。
1940年冬至1943年春，日伪军对鲁南抗日根据地实行频繁、残酷的扫荡、蚕食和分割、封锁。同时鲁南地区的国民党顽固派在日军的军事压力、政治诱降和“曲线救国”的反动政策驱使下，加紧了投降、反共活动。在敌伪顽联合夹击之下、鲁南抗日根据地被敌伪顽分割成数块互不相连的抗日游击根据地。但抗日军民没有被吓倒，没有屈服，他们在当地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在八路军主力部队的有力支持下，展开了英勇的斗争，保卫、巩固了各个抗日游击根据地。
1942年4月，枣庄、峄县的日伪军向微山湖、运河地区发动疯狂进攻。在步步为营对黄邱套蚕食之后，又于20日晚，集中3000余人兵力，近100只船，从临城、沙沟、韩庄、夏镇等据点出动，合围微山岛抗日根据地。驻岛的运河支队第一大队、鲁南铁道大队、微湖大队、峄县大队、沛铜县大队等合计五六百人，与敌激战一日，毙伤敌百余人，终因寡不敌众，被迫分路突围，微山岛被敌占领。黄邱套以北到运河之间大部沦为敌占区。跨越津浦铁路的战略交通线，不能再保证安全通过。华中、山东根据地通往延安的地下交通线一度中断。
三 鲁南军民克服困难坚持抗战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科学地分析了进入相持阶段后的形势，提出了进一步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方针与任务。在非常艰难的形势下，积极开展反“治安强化运动”、反扫荡、反封锁、反蚕食；加强对敌伪的工作；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恢复发展党的组织，配合鲁南军区部队重新开辟运东根据地；精兵简政，整党整风，减租减息，终于粉碎了敌人全面进攻，战胜了罕见的自然灾害，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1940年1月，毛泽东指示山东，要把发展武装力量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要求年内山东分局与一一五师至少应发展15万人枪，一一五师应分配干部与兵力到山东全境去。还要组训十倍于军队的抗日自卫军，极力争取山东的大部分政权。一一五师坚决执行了毛泽东的这一重要指示，为部队的大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1940年1月6日，一一五师司令部在大炉召开军队和地方干部联席会议，罗荣桓在会上作了《创造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的报告，提出了根据地建设的工作重点。4月21日，一一五师在抱犊崮山下的吴家沟村召开团以上干部政治工作会议，罗荣桓在会上的总结报告中，就根据地建设的进展情况作了总结，提出准备长期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创造巩固的根据地的指导原则。明确了鲁南统战工作所要采取的方针政策，并对建立地方政权、壮大抗日武装、宣传发动群众和党的组织工作等做了全面部署。这时期，一一五师坚决执行独立自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动员广大军民响应中共中央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为争取时局好转与日伪顽等敌对势力进行了殊死的较量。
一一五师进驻抱犊崮山区后，从部队抽调一百多名干部组成八路军民运工作团，深入群众，开展工作，动员广大民众共同抗战。各级成立了统一战线的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建立了自卫团、农抗会、青救会、儿童团等抗日救国的群众组织团体，出现了“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的场面。许多青壮年慷慨高歌，奔向民族解放的战场，仅抱犊崮山区就有近千名青壮年报名参加八路军。面对日伪经常扫荡、物质供应匮乏的极端困境，八路军干部战士和根据地人民同甘苦，共命运。1940年春荒，部队后勤供应困难，根据地人民全力支援八路军，大炉的士绅万春圃献出全部家产支援部队。在日伪军扫荡时，民众为部队站岗放哨，掩护照顾伤病员，保护军人家属，筑成抗日的铜墙铁壁，敌人多次出兵对抱犊崮山区根据地扫荡，都未实现消灭八路军主力的图谋。
建立地方民主政权是抗日根据地建立的重要标志。在一一五师和山东分局的领导下，鲁南地区成立了以赵镈任书记的区党委和县、区委组织，在根据地和敌占区的村庄都有党的秘密组织活动，形成了共产党对地方抗日武装、群众救亡团体的领导体系。一一五师抽调部队干部，充实地方党委，筹备建立“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府，一一五师民运部部长潘振武被选为峄县县长。到1940年4月，八路军主力在山东建立了19个县政权。通过采取民选，创建民主政权，颁布地方法令，初步推行了民主政治。
1940年6月，抱犊崮山区成立鲁南军区司令部；9月建立了罗荣桓任书记，赵镈任副书记的鲁南军政委员会，成为领导鲁南地区抗日斗争的最高领导机构，统一指挥苏鲁支队、鲁南支队、四县边联支队、峄县支队、沂河支队、运河支队等八路军武装的抗日斗争。1940年12月，遵照党中央地方武装正规化的指示，一一五师将地方武装编成5个教导旅鲁南地区抗日武装实现了统一指挥。在鲁南抗日游击战争中，这支部队表现出了机智灵活、英勇顽强、不怕流血牺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在巩固山东抗日根据地，赶走日本侵略军，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挑衅中建立了卓越功勋。
团结各方面力量，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实现抗战胜利的一大法宝。大炉东面6公里的赵家石河村，是国民党东北军一一二师师部驻地。为团结友军抗日，防止摩擦，一一五师和东北军一一二师建立了友好关系。在一一二师设有以谷牧为书记的共产党秘密工作委员会。工委书记谷牧经常秘密到大炉向罗荣桓汇报东北军一一二师的统战情况。该师六六七团由共产党员万毅任团长，每个连队都有地下党员，抗日氛围十分浓厚。为联合社会各阶层进步力量，一一五师团结大炉万春圃，争取滕县孔昭同等地方士绅联合抗日，拔除了盘踞在边联山区马庄、天宝山、白彦、桃峪等地的日伪据点，巩固发展了以抱犊崮山区为中心的鲁南抗日根据地。
白彦地处抱犊崮与天宝山区中间，是费县与滕县的交通枢纽。恶霸地主孙鹤龄控制着数千人的民团盘踞这里。一一五师到鲁南后曾经多次争取孙共同抗日，但他却坚持与日伪勾结，破坏根据地的民主建设，成为发展鲁南抗日根据地的严重障碍。
1940年2月14日，一一五师六八六团、特务团和苏鲁支队、苏鲁豫一大队联合发起白彦战斗。经两天两夜激战，摧毁了白彦及周围据点，切断了费滕公路，消灭孙鹤龄部1000余人，解放了白彦地区。
3月7日，滕县日军百余人，进犯白彦，遭一一五师特务团伏击后逃回。12日，敌军又纠集700余人，分三路进犯白彦，苏鲁支队占据有利地形，激战两日，歼敌200余人，将其击退。19日，敌人又调集2000余人，分两路第三次来犯，并于21日侵占白彦镇。为夺回白彦镇，一一五师和鲁南地方武装于21日夜发起总攻，与据点内的敌人展开了白刃战。战斗持续到次日拂晓，敌人伤亡惨重，被迫退出白彦。三次白彦镇争夺战毙伤日伪军800余人。除掉了他们控制鲁南山区的一个重要据点，解放了费县以西广大地区，为一一五师向天宝山区发展扫清了道路，为鲁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0年3月6日，就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指示：目前国民党顽固派极力反对我们在华北、华中等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而我们必须建立这种政权。山东分局根据中央指示，要求凡是有条件的地方均应立即建立县和专区政权。
1940年4月，一一五师为适应鲁南斗争形势的发展和需要，统一鲁南部队的领导，决定将六八六团和由冀南边区转移来的第六支队第七团合编为鲁南支队，将原苏鲁豫支队第四大队扩编为东进支队。
1940年9月中旬，一一五师在桃峪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会议提出“插（插到敌人间隙地区）、争（争取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挤（挤掉顽固势力）、打（打击日伪军）、统（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反（反扫荡，反摩擦）”的六字方针，在部队中普遍开展建设铁的模范党军的活动。一一五师主力为巩固鲁南抗日根据地，在地方各级党组织和地方抗日武装配合下，运用这一方针，扩大了根据地面积，建立了鲁南行署，各县选举产生了抗日民主政府，边联地区设立办事处，成立了区、乡公所等基层政权组织，战士剧社巡回演出抗日救亡剧目，使根据地内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到1940年年底，鲁南根据地面积达1.1万平方公里，并与华中、湖西、鲁中、鲁东南根据地建立了联系通道。一一五师各部也在创建根据地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扩编成7个教导旅，共计7万余人。
1940年10月，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一一五师决定建立鲁南军区。同年年底，苏鲁支队支队长张光中在山东分局党校学习结业后任鲁南军区司令员，鲁南区党委书记赵镈兼任军区政委，苏鲁支队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教二旅五团，正式编入八路军主力部队序列。当时，部队驻扎在山阴、辛庄一带，进行了短期军政教育，部队士气旺盛。改编后的苏鲁支队仍属八路军山东纵队建制，但由一一五师指挥。一一五师抽调彭家庆、胡云生、吴世安等红军干部和两个红军连队加强苏鲁支队的领导和基干力量。
争取与瓦解伪军，对于支持根据地的斗争，粉碎敌人的扫荡、蚕食、封锁十分重要。中共山东分局和各县县委都建立了敌工部和武装敌工站，重点做争取、瓦解伪军工作。首先是展开强大的政治宣传攻势。连续发动了多次“中国人民大团结、反奴化”运动，采取张贴布告、印发传单和小册子、画漫画、编歌谣、写信等方式，向伪军展开广泛宣传。抗日武装还到各据点或炮楼下给伪军上“夜课”喊话，宣传共产党、八路军的政策。其次是开展“黑红点”活动。即某伪军做了一件有利于抗战的事，就在他们的名下点上一个红点；若做了与抗日军民为敌的坏事，则点上黑点，以备秋后算总账。还通过向有悔过立功的伪军发“回心抗战证”、“公民证”，召开伪军家属座谈会等多种形式，争取、瓦解伪军。还选派得力干部，打入伪军内部，搜集敌人情报，伺机对伪军做策反工作。
经过强大的政治攻势，许多据点的伪军转向同情抗日；一些与日军矛盾较深的伪军开始松动。在争取伪军的工作中，采取正确的政策是关键：对于一般伪军尽量既往不咎，而对顽固与人民为敌、死心塌地为日军卖命的首恶分子，则坚决予以打击。在除掉首恶分子过程中，首先做宣传工作，对其罪行予以揭露并警告，铲除后贴出布告，在基础好的地方甚至开群众大会公审，以教育伪军，鼓舞群众。锄奸斗争收到了杀一儆百的效果，震慑了敌人，鼓舞了抗日军民抗日热情和胜利信心，使艰难困苦的斗争形势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为了解决统一山东军政领导和作战指挥的问题，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军委1941年8月决定：“（甲）分局、一一五师师部及山纵指挥部靠拢，以便经常开会，以分局会议为统一山东党政军民的领导机关，山东分局暂时由朱瑞、罗荣桓、黎玉、陈光同志组成，朱瑞为书记。（乙）山东纵队归一一五师首长指挥，配合作战。（丙）将山纵及一一五师两军政委员会合组为山东军政委员会。决定罗荣桓、黎玉、陈光、肖华、陈士榘、罗舜初、江华七人为委员，罗荣桓为书记。”[5]
山东分局随即开会研究贯彻执行中央这一决定的意见，决定分局委员的分工：朱瑞主持党的组织工作，罗荣桓主持军事工作，黎玉主持政府工作，陈光主持财委会。10月2日，罗荣桓率师部到达临沂青驼寺，主持召开了山东军政委员会的首次会议，研究了一一五师与山东纵队建立统一指挥的问题，对秋季反扫荡也进行了具体部署。会后，中共山东分局、山东军政委员会和一一五师分别发出粉碎敌人扫荡的指示。一一五师的指示指出：在敌人大扫荡时，要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小部队要树立独立自主作战的精神，不要在遭受敌人第一次合击后陷入被动，应适时跳出合击圈。在情况未查明前，先以敌为轴心转动，不宜跳得过远，免遭新的合击。要切实掩护群众，尽全力避免敌人杀害群众和抓走壮丁。连排干部要熟悉地形，做到六十里以内行动不请向导。指示下达后，罗荣桓又亲自组织参谋人员到各处察看了地形、道路，布置情报通信网，组织精干的游击小组，为彻底粉碎敌人的大扫荡做了具体充分的准备工作。
根据中央军委提出的“蓄力量、熬时间、坚持长期斗争”的方针，一一五师关注于游击战争的理论和实践。从1942年7月到11月，罗荣桓在《大众日报》、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和第一一五师《战士月刊》上连续发表了《坚持我们的边沿游击区》、《准备打破敌人紧缩包围封锁我们的根据地》、《克服在执行游击战中认识上的一些偏差》等文章。文章强调，开展的游击战，“必须成为分散性、地方性、群众性的”。他说，“我们主力军和地方基干武装，都有必要分散地方化，扶助大量民兵游击小组，成为游击战组成的重要因素。”[6]
按照这一要求，山东各战略区都开展了广泛的分散游击战争，采用了避强击弱、避实击虚，速打、速决、速走和打不过就走，走不了就散，散不了就躲，敌人过去了在后面打等方法，开展了三三两两到处打冷枪的“麻雀战”，轮番参战的“车轮战”，与敌人转圈子的“推磨战”，一村打响、四方驰援的“蜂窝战”，还有虚张声势、迷惑敌人的“神经战”等，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
1941年年底，抱犊崮东南地区被蚕食得仅剩下十余个村庄，致使根据地变成“南北十余里，东西一箭穿”的狭小区域。南面有日军、伪军，北面有国民党顽军，对根据地进行南北夹击，整个形势非常严峻。加上连续三年的旱灾、蝗灾，财经、军需、民生都陷入绝境。由于战斗频繁，环境险恶，饥寒交迫，缺医少药，部队自然减员大增。根据地急需另辟新路，粉碎日寇的扫荡、蚕食、分割、封锁。
1942年4月，鲁南地区党政军机关进行第一次精兵简政。张雨帆任鲁南区党委书记，王麓水调任区党委副书记兼鲁南军区政委，张光中仍任鲁南军区司令员。鲁南区党委和鲁南军区机关合署办公，一一五师教二旅三团、五团划归鲁南军区建制，军区独立团、沂河支队等均缩编为甲种独立营编制。全鲁南军区机关和部队单位数从原有的73个减为36个，连队人员大大充实，每连由原来的50—60人，扩大为100多人。[7]
1942年8月1日，八路军山东纵队改组为山东军区，原属一一五师的鲁南军区划归山东军区领导。鲁南区委根据山东分局决定，进行第二次精简。军区机关精简2/3，主力部队三团和五团均取消营的建制；五团缩编为四个大队和一个特务连、一个干部便衣队。干部便衣队地方上称“边联支队”。干部下放使用，大队长任连长，大队教导员任连指导员。各级党政机关和群团组织也都相应进行了精简。通过第二次精兵简政，充实了主力连队，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精干了地方机关，加强了群众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下发《关于统一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强调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确定党的各级委员会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领导各地区党政军民工作。根据指示精神，这次精减整编的中心主要是解决以主力部队地方化为重点的统一军事领导问题。山东军区于1943年春开展了第三次精简整编，实现了一一五师主力部队地方化。3月8日，山东军区召开了机关干部大会，进行关于精简机构和统一领导的动员。随后，原山东军区与一一五师的各直属机关即实行合并，成为新的山东军区。以中共山东分局机关为基础，成立分局委员办公厅，同一一五师司令部合并为一个行政管理单位。主力部队全部地方化后，新的山东军区辖鲁南、鲁中、胶东、清河、冀鲁边、滨海6个军分区，各军分区共辖13个兵员充实、领导坚强的主力团。其余部队分别编为县、区地方武装。
这次精简整编，缩小了编制，充实了基层和战斗连队，但没有将党的一切工作与组织适应于完成独立、分散、长期的游击战争的任务，所以说精简不够彻底。第三次精兵简政后，王麓水升任鲁南区党委书记兼鲁南军区政委，张雨帆改任区党委副书记兼鲁南军区副政委。为便于在敌占区和游击区活动，县区地方武装奉命对其所属部队又进行了精简，尤其是活动在对敌斗争环境恶劣地区的武装，本着“只留部分骨干，大部分分散隐蔽”的原则，妥善安置了大批人员。鲁南铁道大队就只留下不足20名骨干队员继续坚持斗争，大部分队员分散隐藏。这次精减机关人员，特别注意了新老干部、主力军与地方军之间的干部互相交流以加强团结。因为红军干部经过长期锻炼，各方面能力突出，但数量很少。而本地生长起来的干部，与群众有着极为密切的血肉联系，熟悉本地斗争的状况，在群众中享有一定的威望。所以在整编中，安排了大批本地干部做领导工作。
精简整编中，旅缩编为团，一部分团缩编为营，另一部分营缩编为连，空闲出许多干部。对这批干部，除将少数不适合在部队继续工作的妥善安置到地方外，对骨干均予保留，但有很多干部是被降级使用的，去充实基层战斗力，有的班排长去当了普通战士，使基层干部质量和部队的战斗力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由于加强了一元化领导，增强了部队之间、军队与地方之间的团结，减少了领导层次，精简了机关，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所以，这次精简整编对于转变山东的斗争形势起了很大作用。同时，主力部队地方化后，基层组织充实加强，应变能力提高，减轻了根据地人民的负担，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为战胜敌人、克服困难创造了条件。
第二节 组建铁道队
一 建立枣庄铁道队
枣庄铁道队是在枣庄抗日情报站的基础上建立的小型抗日武装。1939年10月，枣庄抗日情报站飞车搞机枪的事，启发了苏鲁支队的领导：在战场上，为了夺取敌人的一挺机枪，往往要付出很大代价。而枣庄抗日情报站仅靠几个人，毫发无损，一次就搞到那么多新式武器，这种斗争方式长期坚持使用是大有裨益的。随即，苏鲁支队领导就给枣庄抗日情报站写了封信。信的大致内容是：根据现在的情况，支队认为组织起来已有条件，希望今后在继续搞好抗日情报工作的基础上，注意发展基本队员并逐步扩大。同时也应着手搞职业掩护，作为分散、集中的立脚点。要掌握和教育情报人员，在可能的条件下，迅速武装起来。
自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日军基本上停止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将进攻重点转向敌后抗日根据地；国民党的政策由“容共”抗日转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处于敌伪顽夹击之中。为粉碎敌伪顽夹击，中国共产党实行军民结合的分散的持久的游击战争，坚持平原地带根据地，巩固山岳地带根据地。在战术上，强调避实击虚，规避敌锋，主要打击交通线之部队；袭击敌人，以避免落入敌合击圈为原则。苏鲁支队灵活运用了这一原则，决定在敌占区枣庄建立一支小型的抗日武装，在敌人重点把守的铁道线上，袭扰敌人、截取货物、破坏交通。
1939年11月，枣庄抗日情报站为谋求职业掩护，创办义合炭场。炭场挂牌开业后，生意兴隆，炭场门外每天都停满了各地来购买煤炭的小车。炭场的利润相当可观，除了经营一个炭场子之外，他们又建设了三个焦池。炭场子的职业掩护不仅使他们能在敌人戒备森严的市区从事秘密抗日活动，而且解决了活动经费的问题，他们还用办炭场节余的钱购买了两支手枪。
洪振海等见组织武装的时机已经成熟，就决定正式拉起队伍，公开身份。最初他们搞情报、截枪支、办炭场，虽然在选择人员时也考虑到其技术水平和政治素质，但都是以秘密自愿的形式来做工作的。现在他们要公开代表苏鲁支队发展抗日武装，与敌伪顽开展面对面的斗争。
洪振海和王志胜分别找几个骨干情报员谈了话，他们都非常支持创建抗日武装。随后，枣庄抗日情报站召开会议，沟通思想。会上，洪振海分析了当时的斗争形势。他表情严肃地指出，目前，炭场子生意不错，长期如此，也许会积累更多钱财。但是，作为共产党领导的秘密抗日队伍，眼看着日本侵略军从这里掠走了一车车的煤炭、粮食等物资，残害中国民众。不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就不能光明正大地做“人”，过有人样的生活！接着，洪振海分析了鲁南地区抗日形势。他说，八路军一一五师已经开进抱犊崮山区，开辟了抗日根据地，峄县地区不少地方的人开始拉起队伍打游击。他提出，在敌人的心腹之地枣庄，拉起队伍，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当时，参与创建武装的有：洪振海、王志胜、赵连友、徐广田、赵永泉、李荣兰、王志友、曹德全、曹德清、梁传德和徐广海，一共11人。因主要是在铁路线上打击侵略军，所以自定名为枣庄铁道队。大家推选洪振海为队长，王志胜、赵连友为副队长。同时，他们还通过刘景松向苏鲁支队汇报已经拉起队伍的事，并请求部队委派政委。
队伍拉起来时，11个人总共只有5支短枪：洪振海和王志胜秘密潜回枣庄时带回1支防身用的，飞车搞机枪时上级奖励1支，打洋行时缴获了1支，开炭场子赚钱后购买了2支。武器短缺是他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这时，王志胜提出，在车站装货时曾看到货房里有些长枪，不知有没有短枪。如果有，搞过来，每人装备一支，问题就都解决了。大家觉得是个好主意，洪振海派王志胜前去侦察行动路线。
王志胜来到车站，看到货房的门紧锁着。房门对着站台，站台上有两个日军岗哨，在来回巡视着。货房的后墙上有个窗户，窗户上装有铁丝网。王志胜把货房周围的情况弄清楚之后，就回去给洪振海汇报侦查情况、商量行动方案。经过讨论，他们确定了行动方案：为避开前门放哨的鬼子，只能选择剪断后窗铁丝网从后窗进入。
当天深夜，洪振海和徐广田就潜入车站，剪断铁丝网，撬开窗户，爬进货房。他们在一堆旧武器里翻了半天，没找到短枪，就抱了几支步枪跳了出来。他们一口气跑出很远，才把刚刚搞来的枪拿过来仔细地查看。原来这些枪都是台儿庄大战时日军缴获中国军队的，全是报废的武器，根本无法使用。洪振海和徐广田感到非常丧气，只好找个隐蔽的地方把这些“战利品”埋了起来。这次搞短枪的尝试失败了。
创建枣庄铁道队一方面是枣庄抗日情报站武装自身，保护自我的需要；另一方面是日本侵略军长期残暴压榨导致的进步民众奋勇反抗、英勇抗击的结果，长期秘密工作的压抑，使得他们迫切希望亮出“名片”、在战场上真刀实枪地反抗日军的残暴统治。当然，这也是枣庄抗日情报站领会、贯彻苏鲁支队指示的结果。
二 组建鲁南铁道队
枣庄铁道队建立的当月即1939年11月，在一一五师领导和中共峄县县委的努力下，峄县抗日民主政府在王家湾宣告成立，一一五师的民运部长潘振武被选为县长。12月，运河支队和峄县支队先后成立，枣庄地区的抗日斗争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鉴于枣庄抗日情报站创建枣庄铁道队后多次要求苏鲁支队派政委。1940年2月，苏鲁支队决定将枣庄铁道队正式定名为八路军鲁南铁道队，并派二营副教导员杜季伟去任政委。政委在军队中属团级职务，枣庄铁道队队员总计只有11人，按人数连个排都不够。一般情况下，支队下辖的游击队都是营的编制，营级单位的党内职务是教导员。苏鲁支队之所以为这支小型抗日武装派出政委，主要是考虑到这支抗日武装地位特殊，发展潜力大。再加上洪振海等曾多次请求支队给他们派政委，如果支队不给他们派个教导员，担心他们会有不受重视的想法，而影响这支武装的改造和发展。
杜季伟，又名杜成德，1911年生于山东省兰陵县一户农民家庭。杜季伟兄弟四人，他是老小，自幼勤奋好学，虽然家境清贫，其父仍千方百计凑钱供其读书。13岁时因生活所迫辍学，随父亲逃荒到安徽大别山一带讨饭。16岁返回家乡就直接进入高小读书，第二年考入临沂乡村师范读书。在老师和同学们的热心资助下，杜季伟终以优良成绩毕业。1933年夏，在他毕业前夕，中共临郯中心县委领导了苍山暴动，使他初步了解了共产党为穷人谋幸福的根本宗旨。
从临沂乡村师范毕业后，杜季伟先后到沈家坊前和文峰山小学教书两年。其间，他认识了搞农运工作的共产党员宋宜安。在他的启发下，杜季伟积极参加农民抗日运动，为后来参加创建抗日武装奠定了基础。1938年年初，杜季伟在鲁南山区漫溪村由宋宜安介绍参加了抗日游击队，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他被派回家乡一带从事地方抗日武装的政治宣传工作。10月，他所在的武装编入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遂被提升为连长，11月改任连指导员。他抗日意志坚定，好学上进，很快成为一名优秀的基层政治工作骨干。由于他文化水平高，且爱好文艺，能歌善舞，经常利用作战空隙教战士们唱抗日歌曲，还常自编自演一些文艺节目以活跃部队文化生活，深受部队指战员的欢迎。他平易近人，喜欢与战士交朋友，并且善于团结教育各种性格的人，是大家公认的好政治工作者。1939年9月，他所在的部队被改编为八路军苏鲁支队，他被提升为二营副教导员。
1940年1月底的一天上午，苏鲁支队政治部主任李荆山把杜季伟叫到办公室，传达了张光中支队长和彭嘉庆政委的指示，选调杜季伟到新成立的铁道队去当政委。李荆山还嘱咐：铁道队的同志扒火车的本领很大，这对袭扰敌人的交通运输线，配合根据地反扫荡斗争是极为有利的。去了以后要遵照毛泽东主席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思想在敌后活动，要像一把利剑，搅乱敌人的心脏，刺穿他们的动脉。他还介绍了铁道队领导人洪振海、王志胜的情况。
杜季伟接受任务后，经过简单的准备于2月初的一天晚上，脱下军装，换上一件破旧的棉袍，头戴瓜皮帽，怀揣着支队首长的任命书，带着一名侦察员，踏上了通往枣庄的崎岖小道。一夜走了八九十里的山路，拂晓时分来到距枣庄10公里的小屯。在那里与交通员刘景松接上了头。刘景松是苏鲁支队枣庄交通站的站长，因经常往山里送情报，与杜季伟也认识。见面后刘景松给了杜季伟一张“良民证”，上面的名字是刘鹤亭。
第二天一早，侦察员回山里去了。刘景松带杜季伟到齐村与洪振海接头。杜季伟学着刘景松的样子，将“良民证”别在左胸前，与刘景松每人挎一个篮子，扮成赶集群众的样子向齐村走去。齐村在枣庄西部大约三公里路程，是个有1000多户人家的大集镇。
刘景松带着杜季伟进入齐村后，穿过一条小巷，又转了两个弯，进了一家破院子。刘景松和一个穿破衣服的老大娘低声交谈了几句，便把杜季伟安置在一间小屋里，让他先在此等待，自己去找人。不一会儿的工夫，刘景松领着铁道队队长洪振海和副队长赵连友进来了。他们是昨天晚上接到刘景松的信，第二天一早赶到齐村镇迎接政委的。
赵连友，山东省峄县台儿庄镇人，1909年生于一户贫民家庭。少年时父母双亡，家里一贫如洗，其兄赵连生便带着他迁到枣庄火车站西侧的陈庄，以卖烧饼为生。赵连友到枣庄后靠捡破烂、拾煤渣卖点钱贴补生活，并逐渐与洪振海、王志胜结为好友。后来他们又一起到枣庄煤矿当了工人。1938年10月，枣庄抗日情报站建立后，赵连友被吸收为首批基干情报员。他处事果断，头脑灵活，分析问题周全，多次出色完成了情报搜集和传送任务，在同行中威信较高。1939年11月，铁道队成立时被推选为副队长。
杜季伟与洪振海、赵连友互相认识后，接着向他们了解了前段时间开炭场及建立武装的情况。当问及铁道队现有人数时，洪振海回答只有11人。这出乎杜季伟的意料，尽管领受任务时领导说他们人数现在还不多，不过估计也得有几十人吧！听说只有11个人，他顿时感觉有些愕然。但是转念一想，上级给人数如此少的一支队伍派政委，更说明他们地位重要、作用重大、贡献突出。
杜季伟又对洪振海说，政委是八路军部队里的职务，现在铁道队是个秘密游击队，所以不要喊政委，也不要叫真名字，以后就叫刘鹤亭。在谈到杜季伟的职业掩护时，洪振海建议到炭场子当管账先生。午饭后不久，杜季伟急于见到自己的队员，就让洪振海带他去义合炭场。
当天晚上，杜季伟与所有铁道队队员见面并宣读了苏鲁支队支队长张光中和政治委员李乐平写给枣庄抗日情报站洪振海、王志胜的信。张光中和李乐平在信中首先肯定了一年来情报站在抗日斗争中做出的可喜成绩。信中表示，经研究，同意在抗日情报站的基础上拉起武装，名称可为鲁南铁道队，隶属苏鲁支队建制。并任命杜季伟为政治委员，洪振海为队长，王志胜、赵连友为副队长。信中明示鲁南铁道队今后的主要任务：一是配合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的军事斗争，掌握与破坏敌人的交通，从内部打击敌人；二是配合根据地军民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夺取敌人的物资；三是支援主力部队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伪军；四是搜集敌人内部及交通线上的军事和政治情报。信中指出，今后的情报联络及工作开展情况可直接去山里向支队首长汇报，也可通过刘景松的联络站转达。
队员们听了八路军苏鲁支队的任命非常高兴，认为从此有了靠山，可以在抗日战场上大展手脚了。刚刚成立的鲁南铁道队，加上政委杜季伟一共有12名成员，5支短枪。队员多数来自失业工人和无业游民，饱受资本家和日本侵略者的压迫和奴役，有着强烈的革命愿望，但长期的流浪生活，又使他们染上了今朝有酒今朝醉和无组织无纪律的自由散漫作风。在他们身上既有行侠仗义、锄强扶弱、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一面，又有打架斗殴、赌博、抽大烟等流氓习气的一面。即便是队长洪振海，也主要是靠江湖义气和个人威望来领导这支队伍。
如何将这支纪律相对松散的队伍培养改造成一支能在敌人心脏地带纵横驰骋、有战斗力的精悍武装，是政委杜季伟上任后首先考虑的问题。他感到肩上的担子特别沉重。他先是按照山里八路军的作风条例为铁道队制定了纪律和规范。但是队员们并不买账，甚至连召集全体人员开个会也很难办到，往往是洪振海好不容易把人召集到一起才能开会。而队员们对杜季伟说教式的讲话根本听不进去，甚至有点反感。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调查，杜季伟认识到：将管理正规部队的那一套方法原封不动地搬来管理铁道队是行不通的，必须根据铁道队的实际情况进行循序渐进的说服教育工作，且方法上要灵活多样，要讲究实效，不能动不动就开会。他决定放下政委的架子，去和队员们个别谈心、沟通思想，把需要开会讲的内容放到个别谈心时去说。
此后，杜季伟就特别注意和队员们在生活上打成一片，看到他们喝酒就跟着一起喝几口酒，在喝酒中顺便讲一点抱犊崮山区八路军的艰苦生活；看到他们打牌，就凑上去一起摸两把牌，在打牌中随意地讲抱犊崮山区八路军和群众打成一片的优良作风；知道了他们去嫖妓，就给他们讲山区八路军的严明纪律。杜季伟发现队员们不仅听得津津有味，有人还感动得掉下泪来。于是他趁热打铁地指出，鲁南铁道队也是八路军，是不穿军装的八路军，肩上担负着特殊而光荣的使命。没有严明的纪律，万一出了事，牺牲自己事小，完不成上级交给的任务，有何脸面去见山区的八路军？听了政委一席话，这些血性汉子个个都表示一定要改掉自己身上的坏毛病。杜季伟就势引导大家建立了“戒烟戒酒理事会”，部队作风有了很大进步。
当然，想让队员们一下子改掉多年养成的坏习气也是不现实的，只能随时发现随时说服教育，一般情况下队员还是能够做到知错就改的，当然也有例外。据王志胜回忆，有一次队员徐广田外出执行任务不利，烦恼中喝了闷酒。回队后杜季伟见他满身酒气，就批评了他几句。徐广田本就窝火，经政委一批评，顿时酒力上涌，顺手抓起一根树枝，往政委身上乱抽一气，嘴里还骂骂咧咧的。杜季伟身上虽被抽得鲜血直流，可他并不还手，而是让人扶徐广田休息去了。徐广田酒醒后非常后悔，要给杜季伟磕头赔礼。政委抓住徐广田的手大度地原谅了他。徐广田当众发誓今后再也不喝酒。
杜季伟经过两个月的考察与培养，先后吸收了王志胜、赵永泉、徐广田、曹德清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建立了党支部。共产党员成了铁道队的中坚力量，队员中打架斗殴、吃喝嫖赌现象大大减少。
1940年4月，义合炭场的规模不断扩大，由原来的一个炭场子发展成为两个炭场和3个焦池。规模扩大后，开炭场子的经济收入有了较大增长。为了有计划地利用资金，经研究决定：将每月收入的50%留作生活费和情报活动费，40%留作购置武器弹药费，10%留作办公费。[8]这一措施的实施，不仅有效地避免了挣了钱就花光的挥霍浪费作风，还能节省下资金来武装自己和支援山区根据地部队。
这时期，鲁南铁道队的规模也有较快的发展，基本队员已增加到15人，另有近百名外围人员。对基本队员，铁道队作了明确分工：有专门搞侦察的、有扒火车的、有掩护的、有运输的、有经销物资的。对外围人员，也帮他们在枣庄、峄县、临城、韩庄等地建立了十几个联络站，有情报先送给联络站，再由联络站送到铁道队，情况紧急时也可直接送给铁道队。通过明确分工，不团结的现象明显减少了，“搞物资”的效率提高了，情报的准确度也增加了。队里还按队员贡献大小实行奖励政策，使队员的工作积极性大为提高。
三 鲁南铁道大队的建立发展
鲁南铁道队的活动区域是动态变化的，总体方向是由东向西沿铁路迁移。最初是在枣庄，联系根据地枣庄东北部抱犊崮山区。暴露后，沿枣临铁路西迁至齐村，再西移到临城一带在津浦路上活动，经常与活动在那里的其他铁道队配合行动，并建立了革命友谊。活动区域的转移是因为鲁南铁道队在临枣铁路支线不断取得胜利，不仅有力地牵制了日军部分兵力，既减轻了山区抗日军民反扫荡的压力，同时也迅速提高了自身在群众中的威信。当地群众纷纷送自己的孩子参加铁道队，使这支抗日武装不断发展壮大。但是敌人遭到打击后也更加疯狂了，凡铁道队袭击过的地段都加派了兵力，对车站、交通要道的过往行人严加盘查、搜身，遇有可疑人员便逮捕甚至枪杀。临枣线上来往的火车也增加了押车的伪军警。凡没有日军颁发的“良民证”者，均不准乘火车，否则格杀勿论。这样，鲁南铁道队在临枣线上便难以立足，只好向临城方向转移。
枣临支线是津浦铁路的一条支线，鲁南铁道队转移到临城一带活动后，主战场也由枣临支线转移到津浦铁路上。津浦铁路是日军依赖的重要南北运输线，切断了津浦铁路就等于切断了敌人的一根主动脉，因此其战略地位尤为重要。临城是津浦铁路上的一个重要站点，这一带虽然也有中共沛滕边县委领导的两支小型铁道队活动，但无论在影响力还是在战斗力上，都不及鲁南铁道队。如能把这几支性质相同的抗日武装集中到一起，活动在津浦铁路两侧，肯定会给敌人的运输线造成更大的威胁。而且，鲁南铁道队袭洋行、截机枪、打票车、撞火车等军事行动，大多发生在枣庄及其附近地区，敌人加强了这一地区的警戒，使铁道队在枣庄的活动受到很大限制。基于以上战略意图，苏鲁支队领导决定将枣庄和临城的几支铁道队合编为鲁南铁道大队。
1940年7月，为了有利于对这几支性质相同的武装的统一领导和指挥，苏鲁支队经与中共沛滕边县委协商，将这几支铁道队合编为鲁南铁道大队。在微山的夏镇三孔桥水火庙会议上，杜季伟宣读了鲁南军区的合编命令。命令指出，合编是为了更好地在铁道线上开展对敌斗争，八路军苏鲁支队与中共沛滕边县委共同研究决定，将原活动在枣庄附近的鲁南铁道队，与活动在临城南北的几支铁道队合并编为八路军鲁南铁道大队，隶属八路军苏鲁支队领导。任命杜季伟为政治委员，洪振海为大队长，王志胜为副大队长。合编后，鲁南铁道队为第一中队，徐广田任中队长；临城铁道队为第二中队，孙茂生任中队长；临北铁道队为第三中队，田广瑞任中队长；临城铁路工人破袭队为第四中队，华绍宽任中队长。部队合编后，除鲁南铁道队转移到微山湖东的津浦铁路附近活动外，其余三个队仍在原来各自开辟的地区活动，有事统一调度，无事各自分散活动。大队部随一中队开展活动。不久，鲁南铁道大队把铁路两旁的农民组织起来，组建了掩护队，掩护铁道队截车并帮助运输货物。鲁南铁道大队从此进入了大发展时期。这时台枣支线、临枣支线及津浦铁路界河至韩庄段，都成了鲁南铁道大队打击敌人截取物资经常出没的地方。
1940年8月，鲁南军区成立，鲁南铁道大队的隶属关系也由苏鲁支队移交给了鲁南军区。由于鲁南铁道大队频频出击，使驻枣庄和临城的日军损失惨重，他们集结大量兵力对铁道大队活动地区进行扫荡和清剿，妄图一口吃掉这支活跃在铁道线上的“飞虎队”。鲁南军区首长获悉铁道大队处境后，立即下令将他们调到山区根据地整训。在一个月的整训里，山区部队艰苦奋斗的作风，高昂的斗争意志及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使铁道大队全体同志深受感动和鼓舞。当铁道大队的同志吃着大部分是糠，只掺一点粗粮烙成的煎饼觉得难以下咽时，军区首长告诉他们：就是这样的煎饼也还是山区部队的同志吃野菜、树叶省下来的。这些面对日军的刺刀毫无惧色的铁汉子，忍不住热泪盈眶。通过整训，在铁道大队中又发展了一批党员，并提拔了几名骨干队员任中队长。
同年9月，鲁南铁道大队整训后出山，原来在敌占区创立的小片游击根据地，已被敌人以强大兵力控制起来。敌伪据点遍地都是，交通要道岗哨林立，斗争形势更加严峻。为重新开创抗日局面，30多名骨干队员发动铁路沿线数百名群众，将枣临支线的铁轨扒掉3里多长，砍断电线杆100余根，使敌人交通和通信中断一个多星期。11月又在沙沟至塘湖间截获日军军用火车一列，扣押司机，击毙车警，缴获大宗药物及食品等送往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为缺衣少药的根据地军民解决了部分困难。然而，鲁南铁道大队的反击却未能从根本上扭转微湖东岸敌强我弱的局面。
1940年下半年，鲁南铁道大队已发展到150多人。由于人多目标大，加之日伪军扫荡频繁，为隐蔽自己，他们的活动区域逐渐由枣临铁路沿线的车站附近转移到微山湖东岸津浦铁路沿线的广大乡村。供给上仍坚持“从鬼子手里要给养”的做法，有时搞到物资还会接济一下困难的群众，因此深受群众欢迎。鲁南铁道大队一般是白天在村里隐蔽，夜间外出打鬼子、搞情报、截物资。为了进一步加强部队纪律，密切鲁南铁道大队与群众的关系，杜季伟召集鲁南铁道大队党员骨干开会，采取党员带头模范执行群众纪律，对有缺点队员分工帮包负责，个别教育的方式，使队员作风大有改进。甚至过去犯有错误的队员在共产党员的带动下，也能像山区根据地八路军那样，为房东担水、扫院子、干农活，使军民关系逐渐融洽。这段时间，铁道大队曾数次从日本军用列车上和临城火车站截取大批军用物资和生活用品等，还在沙沟、韩庄之间颠覆了一辆日本军用列车，使火车上装载的坦克、汽车、大炮等武器大部分报废，给日军造成重大损失。
为彻底剿灭鲁南铁道大队，日军出动了临城和枣庄驻军开始拉网式搜索。1941年年底的一天，日军得到密报，鲁南铁道大队正在临城以南5公里的六炉店村休整。当天下午，1000多名日伪军将六炉店村包围。此时，鲁南铁道大队早已闻讯撤离，恼羞成怒的日军放火烧光了村庄，十几名村民因拒绝说出铁道大队的下落，惨遭日军杀害。
日军血洗六炉店村的消息，使鲁南铁道大队大队长洪振海陷入深深自责中。在进入困难时期后，鲁南铁道大队处境非常艰难，有时只能在野外活动，只有六炉店等少数几个基点村无私地接纳他们，村民们不仅积极提供食宿，还多次冒险为他们传递情报。鱼水般生死情谊，早已将鲁南铁道大队和村民们融为一体。盛怒之下，洪振海紧急集合全部队员，在六炉店村西面的运河堤岸上与日伪军展开正面厮杀，为村民们报仇。不到50名游击队员去面对上千名装备精良、凶残的日伪军，这严重违反了游击战术原则，也使洪振海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洪振海牺牲时年仅32岁。队员们忍着巨大的悲痛，将他的尸首掩藏在一个麦秸垛里后，匆匆撤退。第二天，鲁南铁道大队买来棺材，将大队长洪振海的尸体葬在蒋集村西的运河岸边。两年后，这一地区的抗日斗争形势好转，洪振海的遗骨又被迁到其老家滕县羊庄镇大北塘村重新安葬。
1942年5月，刘金山继任鲁南铁道大队大队长，而那次冒进的军事行动，作为教训写进了鲁南铁道大队的作战手册。
刘金山（1915—1997），鲁南铁道大队的第二任大队长，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蔡庄村人。刘金山出生于一户矿工家庭。刘金山是独生子，6岁丧母，8岁时家中遭大难，父亲和叔父被本村恶霸地主杀害，婶母改嫁，家庭失去经济来源。年幼的刘金山孤苦伶仃，衣食无靠，只得随年迈的祖母到处乞讨。12岁时，他到中兴煤矿铁路专线当童工，所得无几，整天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稍大，他为多挣几个钱，又下井当小矿工。每天10多个小时在井下煎熬，使他幼小的身体非常瘦弱。14岁时，他上井干临时工，看夜灯、运煤炭。有时，他也到铁路沿线拣煤渣，扫残煤，换些钱养家糊口。为生活所迫，他经常扒火车搞煤炭。艰难的生活环境磨炼了他的性格，使他更刚毅、坚强。
1938年3月，枣庄沦陷，枣庄中兴煤矿一度停产。刘金山与大批工人失业回家。出于无奈，他又重操旧业，到处拣煤拾炭，扒车搞物资。4月，年方23岁的刘金山为了不当亡国奴，抱定保家卫国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决心离开家乡，在滕峄边区参加了峄县人民抗日武装。7月，他在部队反顽战斗中负伤，并经领导批准返回齐村姑母家养伤。伤愈后，因部队转移，他与部队失去联系。
1939年8月，峄县人民抗日武装从抱犊崮山区东部转移到枣庄地区后，他又返回该部，在大队部当通讯员。11月，祖母病故。为买棺材埋葬老人，落得一身债务。他再一次离开部队，返回铁路线上找活干，以糊口还债。
1940年春，鲁南铁道队建队不久，刘金山到枣庄向杜季伟政委和洪振海队长等领导人提出了参加铁道队的意愿，表达了抗战到底的决心。杜季伟等对他的处境深表同情，指示他在外围做些情报工作，同时挣些钱还清债务，然后再正式参加铁道队。
1940年9月，鲁南铁道队由枣庄等地转移到临城一带后，刘金山到那里找到洪振海队长，再次提出参加铁道队的要求。洪队长见他决心很大，为人正直，精明能干，同意他在大队部当通讯员。不久，他被提升为分队长。刘金山工作积极，作战勇敢，遵守纪律、团结同志，深得队长、政委的称赞和队员的喜爱，1941年1月，鲁南铁道队在埠阳整训期间，刘金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铁道队的骨干。
1941年12月，洪振海大队长在与日军作战中牺牲。1942年5月，刘金山被鲁南军区正式任命为大队长。他平易近人，尊敬领导，爱护部下，是队员们的知心朋友。因此，他所担负的各项战斗任务，都完成得非常出色。
随着形势的发展，鲁南铁道大队的威望越来越高，队伍不断壮大。因对敌斗争的需要，这支人民抗日武装始终活动在环境极其恶劣的敌人心脏，时刻都有牺牲的危险，加之队员的成分复杂，又远离上级的领导，多系分散活动，要想把这支特殊形式的人民抗日武装建设成为“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飞虎队”，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而刘金山始终做到身先士卒，模范地遵守纪律，威信比较高，所以只要他一声令下，连最调皮的队员也不敢说个“不”字。
1942年年底，鲁南抗日斗争形势处于异常艰苦的阶段。在鲁南铁道大队整训出山后，敌人增设了许多据点，并对抗日根据地频繁地进行军事扫荡和经济封锁，给根据地军民带来重重困难。不仅衣、食、住、行毫无保障，药品、纸张更是奇缺。刘金山和其他领导得知这些情况后，深感忧虑，决定截击敌军列车。他们充分利用情报站、情报网，获取敌情报。经过周密计划，率领队员一次次地奇袭敌军列车，均获成功。他们为配合军区反扫荡，严密地控制了敌人在鲁南的铁路交通命脉，随时破坏铁路、炸毁桥梁、断敌交通，使敌伪军胆战心惊、坐卧不宁。
1941年年初，由于形势恶化，活动在微山湖畔的主力部队暂时撤离该地，鲁南铁道大队奉命在原地坚持游击战。驻临城日军为了对付铁道大队，专程从济南请来特务头子高岗茂一和杀人不眨眼的少校队长松尾。高岗茂一是个中国通，不但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而且对我国的风土人情、宗教信仰等也比较了解。他常通过“拜仁兄弟”[9]、“认干亲”等手段笼络人心。临城附近的50多个伪乡保长，有40多个同他拜了把兄弟。许多原来“同情革命”的伪乡保长，转而投入日本人的怀抱，使铁道大队的活动受到很大限制，在铁路两侧仅剩下六炉店和乔庙两个村庄可以活动。日军又针对铁道大队活动规律，采取三种毒辣手段：一是夜间盯梢，拂晓包围；二是化装成铁道大队队员，突然对基点村袭击并抓捕群众；三是强迫老百姓在前面带路，使鲁南铁道大队不便对其伏击。由于群众弄不清真假，在受了几次骗之后，往往把真的铁道大队也拒之门外。鲁南铁道大队只好撤到野外，在滴水成冰的冬天趴在沟边、田头过夜。当时铁道大队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天当被，地当床，半身土来半身霜。”其艰苦可见一斑。由于敌人在车站和火车上加强了警戒，铁道大队很难截取敌人的货物，而这正是他们主要的供给来源。队员们常常空着肚子在田野里一趴就是好几天。即便这样，还经常和敌人打遭遇战。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部分思想不坚定的队员有的妥协回家，有的带枪投敌。
针对当时斗争形势，铁道大队报经鲁南军区批准，对部队进行了精简整编。对经不起环境考验及情绪低落的队员进行了妥善安排；掩护队、破袭队队员也各自回家隐蔽待命。还有部分队员暂时回家隐蔽，但要负责侦察情报并及时给大队汇报，有机会搞火车时随叫随来。铁道大队经精简、分散后只剩下不足20名队员在铁路两侧坚持游击战。
为了尽快扭转不利局面，鲁南铁道大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首先是恢复并扩大了情报联络站。情报人员不仅要准确及时地提供敌人出动的消息，还要为消灭日伪特务和假铁道队而提供他们活动的情报。在情报人员中，不仅有为传送情报而英勇献身的秦明道烈士，还有大老殷、郝贞、刘桂清。有的情报员在递送情报过程中被捕，敌人的皮鞭、烙铁、老虎凳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永久的痕迹，但队员们的驻地和活动情况却从未在他们嘴里吐出半个字。大老殷在送情报途中被捕，在敌人不给吃喝关押的13个日日夜夜里，为了活着把情报送出去，硬是把自己破棉袄里的棉花全部吃光。铁道大队凭着准确情报，很快铲除了敌人的假铁道队，与群众之间又恢复了鱼水关系。
其次是开展除奸运动。他们先后击毙了死心塌地投靠日本人，给铁道大队造成重大损失的伪乡长常尚德，叛徒黄二、王立彦、田广瑞等人。对表面应付敌人，背后秘密为铁道大队通风报信的伪乡保长予以奖励。这样一来，几个铁杆汉奸都被枪毙，个别未被枪毙者也不敢轻易做坏事；处于观望状态的伪军警和伪乡保长大都转到铁道大队一边。敌人失去了情报来源，很快变成了聋子和瞎子。铁道大队勇士又掌握了铁路两侧的主动权，队伍不断壮大，活动由秘密转向公开，原先分散隐蔽的队员大部分归了队。
说到这一时期鲁南铁道大队的工作进展，尤其是情报工作的顺利开展，就不得不提一个人，他就是津浦路西交通站站长秦明道。
秦明道（1881—1942），山东枣庄市薛城区常庄乡人。鲁南铁道大队地下情报工作者。秦明道7岁时上私塾，两年后由于家道中落，被迫辍学，回家务农。他长得身材矮小，聪慧诚实，善于结交朋友。1935年，在中共地下党的影响下，年逾半百的秦明道决心跟着共产党闹革命。1935年经中共大吕巷支部书记陶洪瀛介绍加入了党组织。入党初期，他奉命担任鲁南、湖西两地区党的政治交通员。
秦明道秘密传递党的情报，发动和组织群众参加革命。在秦明道等地下党员的努力下，1940年在津浦铁路临城南北又建立了两支铁道队。一支以孙茂生为首，活动在临城至薛庄一带；另一支以李文庆为首，活动在北辛庄、丁桥一带。不仅如此，秦明道还把长子秦玉升送到湖西苏鲁豫支队当政治交通员，把次子秦玉斗送到抱犊崮山区参加了抗日义勇总队。在他的感召和动员下，近20名爱国青年参加了抗日武装。
1940年7月，鲁南铁道大队成立。秦明道受组织派遣，配合鲁南铁道大队从事地下情报工作。当时，敌人的据点林立，汉奸特务横行，稍有不慎，就有被杀头的危险。秦明道没有被困难吓倒，仍然为抗日而忘我地工作着。为了活动方便，他常扮作讨饭老人，把情报塞进讨饭竹竿里。通过据点时，便躬腰驼背，蹒跚地向前挪步，显出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过了敌据点以后，便大步流星地向前奔走。每次传递情报，他总是千方百计地完成任务。有一次，秦明道接到部队急需用款的指示后，马上将微湖大队大队长张新华等人在夏镇一带募集的千余元钱巧妙地藏起来，经过长途跋涉到达抱犊崮山区根据地，安全地送交给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然而他却因饥饿和劳累病倒了。就这样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来来往往，一次又一次出色地完成任务，为铁道大队打击、袭扰敌人提供了可靠的情报。
1940年6月，秦明道的长子秦玉升在护送一名女干部时不幸牺牲。老人强忍老年丧子的悲痛心情，没有把噩耗告诉家人，撑着瘦弱的身体继续在风里雨里为铁道大队传送情报。为了安慰妻子和儿媳，老人强忍泪水，不时地以儿子秦玉升的名义往家里带点东西。他时常给在部队的小儿子秦玉斗捎信，鼓励他向哥哥学习，为早日赶走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而奉献自己的一腔热血。
秦明道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对革命同志像自己的亲人一样，有一次，鲁南军区的一位干部来他家落脚，这位干部由于昼夜兼程已累得筋疲力尽。老人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可当时他家被日本鬼子抢得一无所有。他忙掐来两把未成熟的大麦穗，用火燎掉麦芒，搓掉硬皮，熬了碗稀饭给那位干部喝。还有一次，一位武工队员从山区根据地回来，一天没吃饭，路过他家时一家人正在喝野菜汤。秦明道却悄悄地把准备给母亲抓药的钱买了一斤花生，避开家人给这位同志吃。[10]在当地，无论是部队、机关人员，还是群众，只要一提起秦明道，无不佩服至极。
1942年年初，鲁南铁道大队的中队长田广瑞叛变后，带敌人查抄了秦明道的家，并悬赏30万元捉拿他。鲁南铁道大队为确保他的安全，劝他转移到山里避避风头。从此他们全家人只能随铁道大队到处打游击。
1942年5月的一天凌晨，叛徒田广瑞带领日伪军30余人再次包围了秦明道的住处。当时，鲁南军区联络员张逊谦、傅宝甲刚好到此。秦明道忽听院外有动静，忙出门察看，发现敌人已将他的院落包围，冲出去已来不及，情况万分紧急！于是，他决定用声东击西的办法掩护张、傅二人突围。他把突围的路线向二人交代清楚后，立即抄起拐棍跑到院西北角矮墙处敲击墙头，吸引敌人。
张、傅二人乘机敏捷地越过院落，安全突围。敌人发觉上当后，咆哮着向秦明道扑来，朝他开了枪，秦明道中枪倒在血泊中。叛徒田广瑞见他还没咽气，狞笑着指挥日伪军把他放在门板上，准备抬到临城日本宪兵队请功。鲜血不断地从门板上流下来，不到二里路，秦明道便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为革命献出了生命。敌人将秦明道的遗体抬到临城，见已无法从他嘴里得到情报，便气急败坏地将其挂在临城东门外的电线杆上暴尸数日，后被群众将遗体秘密移走掩埋。
一一五师进入鲁南创建以抱犊崮山区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鲁南的地方武装就有了一一五师这个强大的后盾和鲁南抗日根据地这块可靠的后方。鲁南地方武装在游击区和敌占区实在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就被调到山区休整。这种休整不是简单地撤到根据地藏起来被动的休息，而是一种积极的休息、整顿和提高。在根据地一方面要接受政治教育，另一方面要接受军事训练，等到部队的军事和政治素质有较大提高时，军区再派正规部队护送游击队出山，帮助游击队在游击区打开局面。游击队在根据地休整期间还要向根据地的军民介绍游击队打鬼子的经验，从而形成了互相学习的局面。
鲁南铁道大队曾有三次进山休整的经历，第一次是1940年8月，由于铁道大队频频出击，导致日军纠集大批兵力清剿铁道大队，刚刚组建起来的鲁南军区在得知铁道大队困难处境后，就马上命令他们到山区根据地进行整训。在此之前由于铁道大队一直活动在敌占区，队员们没有接受过八路军的正规训练。这次到山里后，铁道大队的队员们亲眼看见了山区老八路的艰苦奋斗的作风，高昂的斗争意志及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使全体队员深受感动和鼓舞。通过一个月的正规化训练和整顿，部队的军事和政治素质都有较大提高。
第二次进山休整是在1941年年底。铁道大队在反扫荡中损失较大，大队长洪振海也在战斗中牺牲，鲁南军区随即调铁道大队进山休整，1942年2月在一一五师教导二旅五团的护送下出山。
第三次是1942年4月敌人纠集枣庄、临城、峄县、兖州各据点日伪军三四千人，扫荡微山湖地区并攻占微山岛，铁道大队经苦战化装突围后，再度进山休整，直到6月才出山。
在第一次进抱犊崮山区根据地休整时，鲁南军区是通过交通员秦明道通知的铁道大队，让他们除留下少量人员坚持在本地活动外，其余人员全部撤到山里进行整训。
鲁南铁道大队接到命令后，决定留下孙茂生、田广瑞等15名骨干队员在微山湖边坚持隐蔽斗争，其他人员分三批连夜向山里挺进。王志胜率领一中队在前面，杜季伟率三中队居中，洪振海率二中队殿后。下半夜时分，他们到了临枣支线附近，并派人与刘景松联系，刘景松安排他们当夜住在小屯。杜季伟向刘景松询问了去山区根据地的路上敌人防守情况。因日军已知道铁道大队转移到临城一带的农村，所以对临枣支线的防守有所放松。鲁南铁道大队得知这一情况后决定当夜搞一次火车，作为给山里部队的见面礼。他们在临枣线碰到一列日军的买卖车，弄下来不少香烟和罐头之类的生活用品。第二天晚上，部队沿山区小路继续向北开进，天亮时到达鲁南军区驻地埠阳。
鲁南铁道大队在根据地受到了鲁南军区全体指战员的热烈欢迎。还安排宣传队演出了文艺节目。让铁道队激动不已的是，宣传队把他们打洋行的事编成了节目演出。鲁南军区的指战员听说在铁道上打游击的英雄们来了，纷纷要求铁道大队派人给他们作报告，向连队介绍他们截火车、打鬼子的英雄事迹。
整训的第一个阶段是学习。除洪振海因伤口未愈，到军区医院继续治疗外，其他人全部参加。在开始学习之前，杜季伟作了动员报告。他希望通过整训，铁道大队能成为一支有教养的部队，使每个队员都成为有阶级觉悟的战士。只有这样，出山的时候才能完成领导交给的更加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此后，每天天刚亮，他们就集合起来，像山里部队一样跑操。军区驻地的各个连队都穿着统一的军装，迈着整齐的步伐，喊着嘹亮的口号。铁道大队的队伍却跑得稀里哗啦。队员们服装也不统一，有穿蓝的，有穿黑的，有戴礼帽的，有戴毡帽、鸭舌帽的，还有不戴帽的。附近的群众看着都禁不住发笑。军区首长指着铁道大队向群众介绍，他们就是传说中的飞虎队时，旁边的群众听后马上对这伙人肃然起敬起来。本来都垂头丧气跑着的铁道大队队员们，听到有人赞扬，也增加了自信心，步伐也慢慢整齐了。
学习开始了，鲁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邝任农、政治部主任彭嘉庆等领导都亲自来给铁道大队讲课。学习的主要内容有：一是在军事方面，除了讲游击战争的战略和战术外，特别强调群众工作和组织纪律性；二是在政治方面，除了讲中国革命的一般问题外，还特别给他们上了几次党课，讲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发展和坚持党的领导；三是在时事政治方面，讲抗日战争形势和抗日根据地的建设。
为了加强铁道大队的军民关系教育，军区还专门安排政治部民运科科长给铁道大队作群众工作的报告，使队员们都深刻认识到军民关系应该像鱼和水一样密切。他说，八路军是人民的军队，人民的军队要处处尊重和爱护人民的利益，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只要人民拥护，部队就能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他在报告中还列举了许多八路军爱护老百姓，老百姓帮助八路军的生动事例。队员们听了这个报告，联系到自己前段时间的亲身体会及在根据地所见到的实际情况，展开了热烈讨论，并在思想上认识到了群众工作的重要性，纷纷表示今后一定要用实际行动加强群众观念。
整训的第二阶段是住村锻炼，其实这也不是军区领导特意为铁道大队安排的。根据地虽然比敌占区安全多了，但县城和铁道线上的敌人常派特务到根据地侦察，如果发现军区领导的驻地，马上就会有鬼子来扫荡。因此，部队在一个地方住，多则三天，少则一两天，就得转移，使敌人摸不清军区司令部的固定驻地。部队每转移到一个地方，鲁南铁道大队都学着山里部队的样子，给老百姓劈柴、挑水。临走的时候把铺草收拾好，院子打扫干净。部队走后，还派专人负责检查群众纪律，看看地扫干净了没有，借的东西都还了没有，有没有打碎或损坏的东西，如有就照价赔偿。
通过一个月的学习整训，队员们明白了过去自己为什么受苦，现在应该怎样斗争，以及抗战胜利以后，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幸福社会。同时也了解到，自己所参加的斗争并不是孤立的，在陕甘宁、在华北、在华中，敌人的后方都有着大块的根据地。那里有着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展开着火热的对敌斗争。在他们的斗争中，抗日根据地在一天天地扩大。特别是山区部队艰苦奋斗的作风，高昂的斗争意志及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更使铁道大队全体队员深受感动和鼓舞。
整训期间，杜季伟政委又发展了刘金山、曹德全等一批队员入党，并提拔几名骨干队员任分队长。
早在1940年1月28日，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了《集中一切力量为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而斗争的指示》。指示要求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把发展武装力量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在今年一年内山东分局与一一五师至少应发展武装军队（包括游击队）到十五万人枪”。一一五师根据这一指示，先后对鲁南的抗日武装进行了整编，并派出特务团、六八六团、苏鲁支队等部向北发展，经过反复争夺，攻克鲁南山区的战略要冲——白彦。在击退8000名日伪军的扫荡后，乘胜开辟了天宝山区。8月，派兵两路出击：一路开辟邹（县）滕（县）曲（阜）泗（水）边地区，打通了与泰西、鲁中地区的联系；另一路开辟了临（沂）郯（城）赣（榆）地区，打开了鲁南向滨海的通路。至此，鲁南抗日根据地的地域已基本形成，根据地党政军民转入各项建设工作。
同年夏，一一五师为统一鲁南主力部队的领导与指挥，适应鲁南斗争形势的发展，将进入鲁南的苏鲁豫支队第四大队编为东进支队；将六八六团、董尧卿领导的抗日自卫军和冀鲁边转来的第六支队第七团合编为鲁南支队，并统一整编了地方武装。
1940年10月，为了加强部队的正规化建设，一一五师在天宝山区的桃峪召开了为期3周的高干会议。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整军计划，一一五师所属部队统一整编为6个教导旅，共6万余人。一一五师领导的鲁南部队整编为两个旅：教导二旅和教导五旅。苏鲁支队被整编为教导二旅五团。10月25日，鲁南区党委、鲁南军政委员会在大炉召开会议，决定撤销一一五师后方司令部，建立鲁南军区。邝任农任司令员兼政委，彭嘉庆任政治部主任，并相继建立了一、三军分区。翌年4月，鲁南军区领导成员调整，张光中任司令员，邝任农任政委，贾耀祥任政治部主任，李荆山任政治部副主任。
苏鲁支队整编为一一五师的野战部队教导二旅五团后，活动地区无法固定在一个地方，继续领导鲁南铁道大队有困难，就把鲁南铁道大队交给鲁南军区直接领导。此后鲁南铁道大队在鲁南军区领导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1941年至1942年是山东抗日根据地最为困难的阶段。1940年日军在山东的总兵力约为3.6万人、伪军8万人，几乎占领了山东所有县城，控制了全部铁路和将近5000公里的公路，建立据点1156个，并对各战略区实行分割、封锁。[11]1941年2月，一一五师师部为统一山东军事领导，根据中央指示，离开鲁南，由费县北聂家庄一带，转入沂蒙山区的青驼寺，与山东分局及山东纵队机关靠拢。之后，主力部队教导二旅活动于鲁南、滨海两个地区。
鲁南抗日根据地在主力部队北移的情况下，又遭到日伪顽的三面夹击。1941年3月，国民党游击第七纵队司令申宪武部和山东一区专员周侗部等联合进犯鲁南抗日根据地，侵占了滕县东部地区。接着，国民党游击第十纵队司令王洪九部和游击独立第二十一支队李以锦部，乘根据地军民反扫荡之际，于4月25日侵占了以抱犊崮为中心的四县边联全部地区，杀害干部、群众77人，收去民兵枪支2000余支，制造了“边联惨案”。同年10月，东北军五十一军张本枝团袭击了驻银厂的鲁南区党委机关，区党委书记赵镈等40余位同志牺牲，造成“银厂惨案”。针对国民党顽军对根据地的步步紧逼，鲁南军区部队被迫奋起反击，先后击溃王洪九、李以锦、刘桂堂等部，收复部分地区。
根据地军民在开展反顽作战的同时，又不得不对日伪军开展反扫荡和反蚕食、反封锁斗争。1941年4月，日军对鲁南进行了一次千人以上的大扫荡。扫荡后，蚕食了临（沂）郯（城）邳（县）边区和微山湖东岸鲁南铁道大队的活动区域。7月，再次对鲁南进行大扫荡之后，蚕食了苍（山）码（头）地区。12月，日军3000余人分九路合击费西天宝山区。年底，敌人打通了临（沂）滋（阳）、台（儿庄）潍（县）两公路，使鲁南抗日根据地较1940年缩小一半。1942年，日军继续大力蚕食，至年底，在鲁南地区建日伪据点达441处，平均每1—2个村庄就有一个日伪据点。1943年1—2月，日军继续深入抱犊崮山区内部安设据点、修建公路，以抱犊崮以东的梁邱为中心，先后修通了到费县、邹县东城前、抱犊崮东南的埠阳等地的几条公路。这时鲁南抗日根据地已被分割成费（县）南、邹东、峄滕边、边联县东部、边联县西部互不联系的5小块地区。
为了扭转不利局面，鲁南区党委和军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全地区党政军民工作，由区党委统一负责领导；王麓水任区党委书记兼鲁南军区政委，各地委书记兼任军分区政委；鲁南部队统一归一一五师指挥。二是实行“精兵简政”，全区精减机关人员27%。三是开展大生产运动，从机关干部到部队战士，全体人员投入开荒种地、纺纱织布、养猪晒盐运动；同时设法到敌占区筹粮、筹款，到日军手中去夺物资。四是按“三三制”原则，进一步健全各级政权组织，从主力部队抽调干部加强地方政权。更重要的是实行了“敌进我进”方针，广泛组织武工队，深入敌占区。各县除留一名书记和县长领导县大队坚持原地斗争外，其余负责干部全部下到区，直接领导武工队、区中队，深入敌区，开展斗争。运河南北地区，处于敌之铁路、公路包围圈内，为华中根据地与华北和津浦路西根据地的联系通道之一。1940年10月，主力部队从该地撤出，1941年，鲁南军区以小股武装配合地方工作人员秘密插回运南，继又转至运北，在峄县地区整理好几个支部作为立足点，然后发动群众，建立两面政权，打入伪军据点，掌握伪军，有力地坚守了这一地区。在开展敌占区工作方面，鲁南铁道大队是小部队中的一面光辉旗帜。
1940年年底，徐州日军纠集台儿庄、峄县、枣庄、滕县、韩庄、临城日伪军数千人，扫荡峄滕边和运河南北两岸地区，活动在微山湖东的教导二旅五团一部、运河支队、峄县支队及微山湖西的苏鲁豫支队第四大队等主力部队和滕县的党组织都暂时撤离了该地区，留下来的党组织和抗日武装都转入了地下活动，微山湖区的抗日斗争更加艰苦、残酷。日伪顽相互勾结，大肆搜捕隐蔽下来的干部和抗日武装。沛滕边县委民运部部长张运沛等十几名干部被捕，峄县县委宣传部部长李涛、沛滕边县委委员司那夫等几十名干部和民兵被杀害。峄县第四区留下来的4名干部，由于叛徒出卖，代理书记孙耀南被捕，贺文藻牺牲。运河南北、微山湖内外，日伪军炮楼林立，交通封锁沟纵横交错，严重阻碍了这一地区地方党和抗日武装的发展。鲁南铁道大队进山整顿学习后，当地的日伪军即声称鲁南铁道大队已经被他们消灭，铁道大队的活动地区几乎全部伪化，只有六炉店等两三个村庄尚可立足。
1941年2月初，八路军教导二旅五团三营在副团长王根培率领下，配合运河支队、峄县支队，以及朱道南率领的峄县民主政府机关从根据地南下，鲁南铁道大队亦随之出山。由于主力部队出山的目的主要是帮助恢复以周营为中心的运河地区抗日根据地，鲁南铁道大队便在途中与他们分手，悄悄地返回微山湖东岸。
在六炉店村，鲁南军区津浦铁路西联络站站长秦明道向杜季伟汇报了铁道大队进山后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军合流，残杀共产党员和抗日群众的血腥恐怖情况。他说，现在区、乡都在扩招伪军，成立反共自卫团，地主出身的乡、保长多数转变了态度。不过六炉店和乔庙两个村庄变化不大，虽可驻军，但截车、征粮有困难。
尽快扭转不利局面成为铁道大队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他们努力恢复并扩大了情报联络站，在日伪军内部、火车站及各区、乡都安插了情报员，以便尽快搞清楚临城日伪军及乡村伪政权的情况。王根培率五团三营进入运河地区后，首战拔除了周营伪据点，接着在运河南岸六里石击毁日军的汽艇一艘，并铲除巨梁桥闸的伪据点。1941年3月中旬，由运河南岸转至运河北岸，在前牛庄俘获与日伪军勾结的伪峄县县长顾问，外号叫“二县长”的反动和尚本和。数日后，五团三营经过一夜的夜行军，穿越津浦铁路封锁线，直抵微山湖东岸的夏镇附近，驻杏园村的国民党顽军周侗所部的郝团见三营进入他们的活动地区，遂对三营进行袭扰。三营为了自卫，在杏园对郝团展开反击，在鲁南铁道大队和运河支队的配合下，经过一个多小时激战，消灭了郝团团部120余人，缴获机枪一挺、步枪20余支及其他大批物资。至此，微山湖以东、运河两岸地区的局面初步打开，王根培率五团三营返回抱犊崮山区根据地。
铁道大队在濒湖村庄虽然有了立足之地，但铁路沿线形势仍不断恶化。临城的铁道队员回家后，大都通过熟人关系领到了“良民证”，但多数人不甘心隐蔽，还想自由结合截车、破袭活动。第一个上路的是王新合，他在姬庄南截车，被日伪军包围，在与日伪军交火中牺牲。5天后，孙茂生在韩庄被捕，直到6月上旬才脱险回到部队。回家待命隐蔽的队员，看到敌人控制铁路十分严密，情绪普遍低落，有的与部队断绝了联系，有的带枪投敌，当了可耻的叛徒。
在前一段调查摸底的基础上，鲁南铁道大队在乔庙村召开了大队骨干队员会议。情报站站长秦明道综合了各方面的情报，讲了本地区抗日斗争的严峻形势。他说，由于去年在敌人扫荡的空间袭击了临城车站，毁了敌人的坦克，引起了济南日军对临城及铁路沿线的重视，开始在临城修城墙、增据点、筑碉堡、加岗哨。更为严重的是，济南军部派来了特高课课长高岗茂一。此人在中国东北出生，后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不但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而且对我国的风土人情、宗教信仰等也比较了解。去年底来临城取代黑木西六任警务段长兼管保安。今年他给路警立了军令状，哪个车站、哪条路段出了问题，就按军法处理，所以铁路沿线戒备森严，不准百姓靠近铁路。两个月前，王新合在姬庄截车牺牲了，临城铁道队的同志为给王新合报仇，打了日本人的巡逻车，城里日伪军全部出动，在姬庄搜查了一天，没有查出铁道队的队员，逮捕了伪保长张亮文和9位农民兄弟，牵走了10头耕牛，烧毁了280多间房屋。
高岗不仅军事手段强硬，还用政治、文化手段来收买人心。在政治上，他大讲中日同文同种、东亚共荣。在日常生活中，他通过拜把兄弟、认干亲等手段笼络人心。特别是与常庄乡伪乡长兼反共自卫团团长常尚德关系很好，他还认临山乡乡长兼反共自卫团团长种化智的母亲做干娘，认姬庄伪保长姬茂喜的儿子为干儿子。他通过这些手段刺探地下党和游击队的情报，并把从伪乡、保长口中得到的情报交给警务段特务队长松尾去处理，他自己却冒充“好人”。
另外，滕县日军宪兵队从申宪武那里要出了阎成田，任命他为鲁南剿共团团长。阎成田手下有800多人，年初已分驻在坦山、柏山、东西托、临城、古井等地。此人原为滕县的小型铁道队头目，熟悉铁道队的情况，他与高岗结合，对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极为不利。
不过，从滕八区十乡一镇150多个伪乡、保长目前的态度分析，像常尚德这样的卖国贼，只有三五个，大多数人都在观望，只要多做工作，他们是会站到革命一边的。
杜季伟同意秦明道对敌情调查分析。他说，敌情明了，是下决心的时候了，如果能把高岗、阎成田和三五个汉奸除掉，把伪军、伪政权中的大多数人争取过来，这个地区的形势一定能够好转。现在的工作是要使队员们放下包袱，振作精神，树立战胜敌人的决心和信心。
杜季伟指出，鲁南铁道大队出山一年取得了巨大成绩，在微山湖东岸基点村重新站稳了脚跟，并与兄弟部队共同开辟了微山岛抗日根据地，使微山岛成为活动在鲁南地区的各路游击队的后方基地；深入虎穴，击毙了给铁道大队造成较大损失的临城特务头子高岗茂一，重建了情报联络网；截布匹、截药品和医疗器械，为鲁南军区主力部队解决了冬季缺棉衣和伤病员缺医少药问题。特别是消除了高岗茂一、阎成田两大隐患，是铁道大队能在微山湖边立住脚的关键。高岗不是一般的日军低级军官，而是懂军事、懂政治，生在中国、熟悉中国国情的少佐特工，阎成田曾是滕县小型铁道队的头目，熟悉临城铁道队的内情，既是汉奸，又是内奸。如果高岗与阎成田勾结起来，将会对铁道大队带来灾难性的后果。铁道大队看到了高、阎勾结后的问题严重性，群策群力，先用离间计使二人互不信任，杀了高岗茂一，再用借刀计，解散了阎成田团，消除了铁道大队的后顾之忧。去年上半年，100多名队员回家隐蔽待命，尽管敌人进行了多次搜查，绝大多数队员在敌人疯狂杀人的腥风血雨中安然无恙。去年下半年，敌人进行多次报复扫荡，多数队员没有进湖躲避，而是一直在临城周围与敌人周旋。这说明鲁南铁道大队是一支能够在敌人心腹地区生存、战斗的特殊部队。
杜季伟指出，去年的教训也是深刻的、沉痛的。洪振海大队长在黄埠庄战斗中牺牲，能文能武的青年战士曹德全在与敌人的遭遇战中为掩护洪大队长而英勇献身，临城铁道队早期优秀队员王新合在截车时牺牲。尤其是洪振海大队长，是出于对群众的爱护，对敌人的仇恨，才组织部队抗击敌人，并且让敌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为乡亲们报了仇，为铁道大队解了恨。他是鲁南铁道大队当之无愧的抗日英雄。他的英雄气概永远是铁道大队全体同志的学习榜样。对这样的英雄人物，应该引以为豪，微山湖边的人民群众也不会忘记他们。但是，教训必须吸取，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只能打游击战，不能与敌人硬拼，更不应该在敌情不明的情况下盲目出击。这样做，是不符合毛泽东主席的游击战术和中国兵法原则的。今后应当吸取教训，认真学习游击战术，学习军事常识。
杜季伟主持召开支委会进行讨论，支委们认为，为了稳定情绪，统一思想，坚定信心，有必要办一期训练班，进行学习整训。于是鲁南铁道大队决定，从1942年1月上旬开始，在微山岛的杨村进行为期20天的冬季训练。
冬季训练分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两个方面。政治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学习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关于如何开展游击战和持久战方面的文献，加强部队的组织纪律性，一切行动听指挥，加强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军事训练的内容主要是：长枪队进行射击、投弹和利用地形、地物作战等方面的训练；短枪队进行扒车、破路和截击火车等方面的训练。
训练期间，枣庄、临城两个中队分别介绍了过去一年的战绩和经验。杜季伟综合两队的情况，作了总结发言。
鉴于铁道大队多是以分队、小组为单位活动，学习军事技术的任务由各中队指导员负责，班、组长具体安排，定期检查汇报。
杜季伟在总结中还谈了临枣一带的日伪军兵力部署情况。他说，鲁南临（城）枣（庄）滕（县）一带目前共有日军3000多人，伪军l万多人，其中滕县驻有日军步兵1个联队、9个中队，其中4个中队500余人转为枣（庄）陶（庄）煤矿矿警，5个中队分驻在陶庄、山家林、邹坞、枣庄、峄城、泥沟、台儿庄铁路沿线及北部山区的周围据点里。伪军主要分驻在大运河、津浦铁路、临枣、台枣铁路支线及台潍公路沿线的封锁线上。临城日军的铁路防卫，主要由日伪合编的250名铁路警察负责。临城、韩庄、夏镇三地有日军两个中队、铁甲车一个中队，另有由日本铁路员工组建的铁道青年队配合，共有日本兵500多人、伪警察1500多人。[12]最后，杜季伟根据鲁南军区的指示精神，安排了1942年春季的作战计划。作战目标：牵制、袭击津浦铁路兖州至韩庄段以及临枣、台枣铁路支线沿线的日伪军。春季战斗任务：主要是配合鲁南军区主力部队，在反扫荡中破袭铁路交通，袭击敌人据点，牵制敌人的兵力，减轻山区抗日根据地的压力。集训期间还发展了部分共产党员。
经过近一个月的集训，铁道大队统一了思想，认清了形势，提高了军政素质，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和干群关系。
微山湖冬训刚刚结束，敌人就纠集徐州、济南、青岛等地的日伪军数千人集中扫荡鲁南抗日根据地。为粉碎敌人的扫荡，迟滞敌军的行动，鲁南铁道大队奉命投入铁路破袭战。战前，他们派人详细侦察了津浦铁路临城南、北路段及临枣铁路支线日军的防备情况。侦察人员汇报说：枣庄敌人防务较前松弛，临城至井亭驻军较少，其他路段戒备森严。鲁南铁道大队根据侦察到的情况，决定分四路对敌人展开破袭战。
第一路由王志胜带5名队员乘夜奔赴枣庄，通过内线关系，潜进枣庄火车站。自从鲁南铁道大队离开枣庄，转移到微山湖东岸活动后，枣庄的日伪军松了一口气，对火车站的警戒有所放松。王志胜发现一列运煤车停在一辆火车头后面的铁轨上，另一头的另一股道上，还停着一辆车头。王志胜就命令曹德清和李云生各开一辆车头，同时撞向运煤车。曹德清乘人不备，跳上煤车前面的车头，开出了月台。等到车站上的人发现煤车前面的车头怎么会无缘无故地自己跑出车站时，曹德清已经把车头开回，飞快地向运煤车撞去，只听“轰隆”一声，两辆车头同时倒在了铁轨旁边，而曹德清在此之前已经跳了下来。就在车站上的日军被撞车巨响吓得惊慌失措时，李云生已经将另一头的车头开出，并将车头调到与运煤车同一条轨道上，全速向运煤车开去，在快要相撞的一刹那跳下车头，李云生开的车头又从后面撞向运煤车。顿时，整个车站乱作一团，王志胜等人趁乱撤离了车站。
第二路由政委杜季伟率领长枪队部分队员，到临城以北发动群众切断敌人的通信联络。他们将津浦铁路井亭至官桥段路旁的电线杆全部锯断。
第三路由徐广田、华绍宽率领一、四中队破袭临城至井亭段的铁路，他们将十余里长的铁轨和枕木扒掉抬走，并破坏了路基。
第四路由孙茂生率领70余名队员在津浦铁路临城至韩庄段破袭铁路，他们破坏铁轨多处，造成日军一列载有20节军用物资的火车在塘湖北脱轨翻车，车厢和所运载的货物均被烧毁。
鲁南铁道大队在津浦铁路临城南北的大破袭行动，迫使日军的铁路运输中断半个多月，迟滞了敌人的运兵行动，为鲁南军民反扫荡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1942年是鲁南铁道大队斗争形势最为严峻的一年，也是从这一年开始鲁南铁道大队的战略任务发生了转移，转变为保卫秘密交通线的畅通，护送干部过路。一一五师和鲁南军区把秘密交通线上最重要的一段即跨越津浦铁路的护送任务交给了鲁南铁道大队。在严重局势面前，鲁南铁道大队在芦苇荡里召开了骨干会议，讨论研究如何落实一一五师和鲁南军区首长的指示。会上，杜季伟指出，日军在中国的占领地分为广州、武汉、华中、华北四个战略区，鲁南处在敌人华中和华北战略区的接合部，因此敌人会不惜重兵扼守这个地区。鲁南同时又是连接新四军华中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的通道，保证这两大根据地的联系畅通，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现在华中抗日根据地通往延安的交通线也被国民党顽固派切断了。一一五师和鲁南军区首长指示开辟一条新的秘密交通线，以便山东抗日根据地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领导干部能够跨越敌人重兵防守的津浦铁路，经微山湖，西去延安。这是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鲁南铁道大队一定要把这条交通线开辟成功，保证两大战略区的领导干部通行无阻。因此下一步的中心工作，不是扒铁路、炸火车，而是要做好秘密交通线沿途的群众工作和敌伪军工作。这项工作比扒铁路、搞火车还要困难。
杜季伟表示，相信鲁南铁道大队完全有能力完成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他列举了有利的条件：第一，有军区首长的关心帮助，下一步要派专门从事敌工和锄奸工作的干部来帮助工作；第二，有成功开辟跨越两条铁路封锁线到抱犊崮山区根据地的秘密交通线经验；第三，在这一地区的情报网虽然遭到敌人的破坏，但大多数联络站都保存了下来；第四，在这一地区拥有良好的群众基础。
随后，鲁南铁道大队对这一带的地主、汉奸、日伪组织逐一进行了分析，区别他们的不同情况，决定实行打拉并举、分化瓦解、争取多数、重点打击反动骨干的策略。会议认为，要想让群众不害怕，就得首先除掉那些“坏中坏”，特别是铁道队内部的叛徒，他们的破坏力最大，因为他们知道铁道大队的活动规律，掌握不少情报联络站的地点和接头人。
会议根据大家的意见，对铁道大队下一步如何开辟秘密交通线做出决定：一是开展群众工作，先有立足之地；二是铲除叛徒；三是恢复健全情报网；四是加强敌伪军工作；五是联合兄弟部队共同开辟秘密交通线。
铲除“坏中坏”的工作是鲁南铁道大队工作中的重点。1942年夏，鲁南军区组织干事褚蓝田叛变投敌，把他掌握的中共地下党员的名单交给了敌人，还带领日伪军去抓捕地下党员，使这一带党组织遭到重大损失。鲁南铁道大队决定除掉这个叛徒。可是褚蓝田大部分时间都蜗居在韩庄据点里。铁道大队就给附近情报站布置任务，让他们严密监视褚蓝田的行动。
有一天，情报员褚思军找到曹修富，说褚蓝田要去张阿村收款，还准备在那里吃晚饭。曹修富认为这是干掉褚蓝田的好机会，马上向铁道大队做了汇报。铁道大队随即派孙茂生、孟庆海、王福胜去铲除这个叛徒。张阿村有好几条出村路，他们不知道褚蓝田从哪条路出村，因此无法在路上伏击，只有趁天黑后闯进褚蓝田吃饭的地方击毙他。孙茂生等人在曹修富的带领下，埋伏在村头附近的一片高粱地里。他们潜伏了大半夜，内线才送信来说褚蓝田第二天上午来。孙茂生等决定继续在青纱帐里隐蔽，直到第二天中午，正当褚蓝田在张阿村一户地主家里喝得醉醺醺的时候，孙茂生等在褚思军的带领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冲到褚蓝田的酒桌旁，褚蓝田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就被铁道大队绑了起来。为了避免过铁路时岗楼里的敌人怀疑，他们在撤出时每人都戴了一顶草帽，披着衣服，手里拿着镰刀，装作干农活的样子，两个队员把褚蓝田夹在中间，在衣服内用手枪顶着他，顺利过了铁路。他们把叛徒带到马家庄，审问后将其处决。
之后，鲁南铁道大队又铲除了其他几个威胁较大的叛徒和铁杆汉奸，又重建和完善了这一地区的情报网。
瓦解日伪军，变一面政权为两面政权是鲁南铁道大队的一项重要工作。微山湖区一带的伪区、乡、保长危害是很大的，铁道大队活动的情况，有不少是他们密报到敌人据点的。为了改变这种情况，铁道大队坚决镇压了那些与人民为敌的顽固不化死硬分子，对另外一些态度摇摆不定的人，则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实行打拉结合，争取转化。铁道大队具体采取的方式有：一是对伪乡、保长进行爱国救亡教育，争取不当汉奸，对日本人只是表面应付；二是对伪军家属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劝其亲人反正；三是查清据点、碉堡里的伪军姓名，然后开展喊话教育。通过政治攻势和宣传教育，交通线附近大多数炮楼内的伪军和乡村里的伪乡、保长都能够及时给铁道大队通风报信，变为两面政权。
西万的地主、恶霸、伪乡长张步锋一直与铁道大队为敌，罪大恶极。铁道大队抓住他后，召开了公审大会，并当众将其枪决。这样既平了民愤，也震慑了当地大大小小的地主。只要不是死心塌地为日伪军卖命的伪乡、保长，鲁南铁道大队还是尽最大可能做他们的转化工作，临山乡乡长兼反共自卫团团长种化智就是一例。
为了提高微山湖东岸广大村庄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在湖区还没有建立抗日民主政府的情况下，鲁南铁道大队决定组织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但活动遭到当地土顽、地主的竭力抵制。特别是有“东霸天”之称的种庄的种化智带头抵制减租减息。铁路两侧18个村庄的地主，见种化智抵制减租减息活动，也跟着抵制，致使减租减息工作无法开展。鲁南铁道大队决定先制服种化智。
种化智有30多人的自卫团武装，在当地很有影响，临城特务头子高岗茂一为了拉拢他，曾认他母亲做干娘。他自恃离临城日军据点不远，自己又有武装，所以对群众的减租减息要求根本不予理会。杜季伟以鲁南铁道大队的名义一连给他写了三封信进行劝说、警告，他都不加理睬。有人建议除掉种化智，但杜季伟不同意。他认为种化智虽有罪恶，但不是罪大恶极，何况他在这一带影响很大，如果能将他制服，这一带其他地主就不攻自破，最好先把他抓来教育教育，如果经教育仍死不悔改，再除掉他也不迟。
鲁南铁道大队大队长刘金山率领曹德清、李云生等队员装扮成交租子的农民，推粮食走到种庄的庄外时，派人去向种化智报信，说租子被别人截住了。种化智出来查看时被活捉。
种化智被铁道大队“请”到微山岛的消息很快在铁路两侧的村子里传开了，各村的地主都紧张起来。村里的老百姓也纷纷议论：种化智这种地主恶霸落到铁道大队手里，恐怕是有去无回，凶多吉少。
种化智是欠了鲁南铁道大队血账的。铁道大队刚到微山湖东岸的时候，曾带领群众到种化智家借粮，他不但不借，还命令家丁开枪射击铁道大队和借粮的群众。所以刘金山等人把种化智带到微山岛后，岛上的队员都坚决要求杀掉种化智，为死难的队员和乡亲们报仇。杜季伟耐心解释，杀了种化智可解心头之恨，可是这样一来，铁路两侧18个村的大小地主就会人人自危，转而死心塌地地去投靠敌人。把种化智捉来，是为了教育改造他，让他有所用。
队员们按杜季伟的要求，将种化智关在原伪乡公所大院的一间屋里。种化智心里很纳闷：作为曾经杀过他们的人的人，犯到他们手里，肯定没有活命。现在不仅不杀，还好好招待，到底是为什么？
每天，杜季伟都来给种化智上一课，讲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讲八路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告诉他，只要他能够认识到以前所犯的罪恶，改恶从善，铁道大队就会既往不咎，对他宽大处理。种化智为了活命，总是装着认罪的样子忏悔自己，表示只要铁道大队饶他不死，回去后绝不再欺压百姓，一切听从吩咐。
经过20多天的教育、反省，杜季伟认为种化智确实有悔改表现，决定放他回去。临放之前，杜季伟给他提出了三个条件：一是不准与日伪军勾结对付铁道大队；二是不准欺压百姓；三是实行减租减息。种化智一听要放了自己，连忙承诺照办。
种化智从微山岛上放回来的消息很快传遍铁路两侧的十几个村庄，这一带地主们都很震惊，想不到种化智还能活着回来，共产党的政策真宽大。但对铁道大队又都很害怕，种化智手下有几十人的自卫团都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其他地主家的几名家丁更挡不住铁道大队，因而都不敢轻举妄动。
种化智回到种庄后，果然拿出了实际行动，联络了本乡的大小地主，秘密进行减租减息。有的地主还借此与铁道大队拉近关系，向铁道大队通风报信，希望得到原谅。
滕县伪八区副区长兼沙沟乡乡长董华堂的区公所离沙沟车站很近，站上驻有日本兵和伪军，他本人系地主兼资本家，沙沟乡的乡、保长都听他的，日本人对他也很信任。因此，他自恃靠山硬，势力大，对铁道大队的忠告置之不理。为了让他转变态度，铁道大队想了个以毒攻毒的办法，就是经常在他的区域制造麻烦，扒车、破路、锯电线杆，甚至在临城或其他地方抓了特务也专门弄到沙沟附近枪毙。这样一来，董华堂经常被日本人骂得狗血喷头。这时，铁道大队又抓了他在商店当经理的儿子送进山区根据地，接着传话给他，如再不转变立场，就将采取断然措施。董华堂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不得不向铁道大队屈服，主动找上门来要求宽大，表示只要不杀他们父子，就改恶从善。他答应了铁道大队提出的三个条件：一是不得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二是他本人和所属人员都要为铁道大队提供情报；三是从物资上给铁道大队一些支援。为了应付日本人，铁道大队仍让他当伪区长。从他后来的表现看，基本上做到了与铁道大队约定的条件，铁道大队在他的辖区出入比较安全，有的队员家属来了，在他家里住上一段时间也平安无事，他家甚至还可以收留铁道大队的伤病员。
1942年7月，刘少奇在山东检查工作即将结束，并决定从鲁南经微山湖西行。为了加快开辟这条交通线，鲁南军区派军区城工部专做敌军工作的王建安到鲁南铁道大队和微湖大队的活动区域微山湖畔的津浦铁路两侧检查对敌军工作，并协助这一地区开辟交通线。
王建安，祖籍山西省洪洞县。1917年出生于一户富裕农民家庭。兄弟5人，他排行最小。17岁那年，他离开家乡到外地读书。大学二年级时，抗日战争爆发。同年底，他怀着抗日救国的愿望，投笔从戎，参加了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师直机关从事部队的文化宣传工作，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随部队转战晋冀鲁各个抗日战场。
1939年10月，王建安随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支队抵达鲁南。首长根据他在大学时已掌握日语的特长，让他改做敌军工作。1941年6月，“在华日人反战同盟”鲁南支部成立后，他奉命前去从事培训日本和朝鲜籍盟员的工作。
鲁南军区城工部建立后，他又调入该部从事敌军工作，充分发挥精通日语的有利条件，积极带领反战盟员瓦解日军，深入各支抗日武装部队指导和检查敌军工作。由于他把这项工作搞得非常出色，使许多据点的日军丧失了战斗力，为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做出了贡献。
王建安到微山湖地区后，指导鲁南铁道大队和微湖大队很快查清了敌伪顽军反动势力的分布情况，并对交通线上的日伪据点做了大量分化瓦解工作，采取了一些果断措施，使这里的抗日斗争形势有很大的好转，为刘少奇等大批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安全跨越津浦铁路和微山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鲁南铁道大队在王建安的具体指导下，还做了大量伪军家属的工作。他们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摸底，认为伪军中真正死心塌地为日寇卖命的只是极少数，大部分人是迫不得已，他们的家属更不愿意他们为鬼子卖命。为瓦解和争取伪军，王建安带领铁道大队的同志有时一夜跑两三个村庄，冒着生命危险到伪军的家中做其家属的工作，让他们明白当伪军是卖国行为，应规劝其夫尽快悬崖勒马。如暂时不能弃暗投明，也要给自己留条后路，不要当出卖民族利益的铁杆汉奸。在王建安和铁道大队其他同志的积极努力下，许多据点里的伪军对铁道大队的态度有较大转变。特别是一些家庭比较贫穷的伪军，不仅偷偷给铁道大队送情报，有的还主动投诚，要求参加抗日武装。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鲁南铁道大队对护送干部所要经过的村庄，如津浦路东的聂庄、放马场、老和尚寺、横山口、小北庄、曹窝、界沟、吕沟、董庄、茶棚、麦穰店、姬庄和路西的孟岭、郭家洼、乔庙、西万、蒋集、夏镇、南庄等地，进行了详细的摸底调查，凡是沿途村庄的伪乡、保长、日伪据点，以及家里有人当伪军、特务或与其有联系的人，都是铁道大队重点做工作的对象。铁道大队向他们讲明抗日救国的道理，规劝其不要做死心塌地的汉奸，否则便没有好下场。通过工作，一部分伪军和伪乡长与铁道大队建立了联系，保证“身在曹营心在汉”，有情况及时向铁道大队汇报。
为了进一步瓦解敌人，他们还给附近的伪乡、保长及伪军建立了一本“账”，群众称为“生死簿”。谁帮助共产党、八路军做了件好事，就在其名下记个红点；谁对共产党、八路军干了坏事，就记黑点，到一定时候算总账。这种“红黑点”活动对敌人起到了很大威慑作用。对坚持反动立场的顽固死硬分子，铁道大队则予以坚决铲除。交通线沿途村庄的伪乡、保长，经做工作，多数表示愿意合作。有些人成了铁道大队的情报员，他们的家也成了铁道大队的地下联络站，姬庄的伪保长姬茂喜就是其中之一。
姬茂喜，字厚朴，1899年生。1935年，在姬庄任地保的堂兄姬茂海因年迈将地保之职让给了姬茂喜。从此，他就走村串户，为旧官府催粮要款。1938年临城沦陷后，姬茂喜由地保又变成了日伪的保长，为日军办事。因姬庄地处津浦路旁，又离沙沟车站不远，战略位置比较重要。临城特务头子高岗为了拉拢姬茂喜，曾将他儿子认作干儿子。铁道大队认为，如果能把姬茂喜争取过来，把姬庄作为铁道大队的一个落脚点，就等于控制住了这一段的津浦铁路，将来护送干部就可以选择这里作为一个过路点。为此，铁道大队于1942年夏派二中队长孙茂生将姬茂喜“请进”微山岛。经过一个多月的说服教育，使他转变了立场，并立誓“真心向我，假心向敌”。姬茂喜回去后以日伪保长的身份作掩护，积极为铁道大队搜集情报，传递信件。
有一次，鲁南军区派一位姓郎的军官到鲁南铁道大队布置任务，途中与日军遭遇，战斗中腿部受伤。由于当时日军在沿湖地区三天一扫荡，五天一清剿，没法在基本群众家里养伤。铁道大队领导经过商量，决定让他住在姬茂喜家里养伤，因为敌人进村后一般不搜查伪乡、保长的家。铁道大队将伤员送到姬茂喜家养伤。姬茂喜把他安排在家里的地下室里，并通知妻子和孩子，千万不能走漏消息。虽然姬茂喜一家对伤员照顾得无微不至，但由于缺医少药，伤口开始发炎溃烂。姬茂喜看着恶化的伤口，很是着急。于是决定亲自去临城买药。日伪军为封锁根据地军民，对药品销售控制得非常严格。盘查时如果发现有人私带药品，特别是外伤药品，便以私通八路罪名立即抓捕，并严刑拷打，甚至处死。姬茂喜与临城保康医院的大夫陈文景是朋友，想通过他买些消炎的西药。为保险起见，他又带上本村的殷昭福同去。到临城找到陈大夫买好药后，他把药品放在篮子底下，上面盖上青菜，让殷昭福挎着。他二人匆匆走出医院，又买了些其他食品。当他们行至临城东门口时，突然被4个伪军用枪拦住，其中两个伪军夺过篮子就要搜查，姬茂喜急忙抢先一步，一面同日伪军打招呼，一面取出事先准备好的香烟、花生等送给他们。4个伪军一见有香烟和好吃的，就放松了搜查，殷昭福趁机溜出了东门。由于姬茂喜一家的精心调治和护理，郎政委的伤口很快愈合康复并返回了鲁南军区。
鲁南铁道大队见姬茂喜真心为部队办事，就把他家当作了地下联络站，大队领导及其他队员也经常在他家落脚。只要姬茂喜家里有游击队员落脚，就把自己的家人派出去站岗放哨。有一次，杜季伟、刘金山、王志胜几位大队领导刚到姬茂喜家，准备吃了饭就走。从村西的炮楼里来了四个伪军，放哨的孩子马上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姬茂喜。刘金山听说伪军来了，立即掏出手枪，要消灭这几个伪军。姬茂喜马上哀求不要在家里把他们打死，以免一家老小受牵连，并安排他们先到地下室里躲避。然后，姬茂喜巧妙地支走了伪军。随后，鲁南铁道大队领导迅速离开了姬茂喜家。
后来，铁道队把姬庄西铁路道口旁炮楼里的伪军也争取过来了，从而使铁道大队在这里基本上可以公开活动。
通过以上工作，铁道大队基本上将微山湖东岸的伪军据点控制起来，当地群众也把铁道大队当成自己的靠山。
1942年9月，日军一列运耕牛和大米的军车因给运兵车让道，停在临城站南的一条道岔上。当时临城的日军只顾调集大批人马到乡下扫荡，没有在火车附近放岗哨。铁道大队得到这一情报后，乘夜将火车上的耕牛和大米卸下来，运到西万村分给正需要耕牛开荒种麦的农民。日军丢失了牛和大米后，济南军部派人追查，松尾说车站南的岗哨由岩下中队负责，岩下说岗哨原由警务段负责。松尾指责岩下没和警务段协商便派兵接管了岗哨。日军军部要小林对岩下严加惩办，小林当即将岩下拳打脚踢了一顿，并让岩下答应被盗的牛和米由他赔偿。岩下在上司面前受了屈辱，回去后立即召集伪乡、保长开会，把一口大水缸架来，放进石灰水，缸上面盖着石板。他要伪乡、保长们说出铁道大队在哪个村宿营，不说就放进水缸做“水缸监牢”。伪乡、保长们吓得魂不附体，没人出声。姬庄的姬茂喜以全家人的性命担保村里没有铁道大队队员住宿。其他伪乡、保长也都表了态。岩下问：铁道大队没在村里宿营，去哪里了？有几个保长说，铁道队员都是“飞毛腿”，可能天天回微山湖里住宿。岩下气得干瞪眼也没什么办法，只好把他们都放了。
为了破坏铁道大队的情报网络，日军对伪乡、保长恩威并用，一方面使用拉拢手段，对听话的伪乡、保长进行奖赏，将表现“好”的村子评为“模范村”、“爱护村”；另一方面，对给八路军通报消息的伪乡、保长，使用残酷刑罚折磨他们。同时重金悬赏捉拿铁道大队的主要领导人，并策动共产党员和游击队员叛变。这样一来，附近的伪乡、保长人人自危，各色叛徒成了敌人的“座上宾”。针对敌人的这一花招，铁道大队采取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派出部分思想觉悟过硬的队员打入敌人内部潜伏。既然给敌人当“特务”，长期不给敌人提供情报就会引起敌人的怀疑。于是铁道大队就让他们给敌人提供一些滞后的情报，但前提是绝对不能让铁道大队受到损失。但也有个别被铁道大队派进去的卧底经不起考验，向日伪军提供真情报，向铁道大队提供假情报，做了可耻的汉奸。铁道大队查实后立即派出锄奸组将其铲除。
这一时期，临城已成为鲁南的情报中心。鲁南军区、湖西军区、沛滕边县、峄县、鲁南铁道大队、微湖大队等党委和武装都在临城设立了情报站，敌人方面，日军济南军部、临城、枣庄、滕县、韩庄等宪兵、警察和特务部门也在这里设有情报机构。情报工作出现了“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的复杂局面。鲁南铁道大队派出的卧底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在魔窟中与敌人周旋、斗争，他们传送出来的情报，为铁道大队机动灵活地转移和抓住战机、消灭敌人，提供了可靠的信息。有的人被敌人发现后严刑拷打，但宁死不屈，表现了革命者视死如归的崇高精神。刘胜喜、曹修富便是他们中的代表。
刘胜喜是受铁道大队派遣打入顽军内部的地下工作者。1941年他曾在伪军阎成田的部队里从事过一段秘密工作。1942年春，受铁道大队副大队长王志胜派遣，打入顽军胡介藩部。后来他得知胡介藩打算指使一个连队向铁道大队假投降，企图里应外合，消灭铁道大队。刘胜喜迅速将情报送给其单线接头人王志胜，使铁道大队早有准备。当胡部的王化根率领一个连队来投降时，铁道大队及时将该连分散整编，逮捕并处决了连长王化根。胡介藩“偷鸡不成，反而蚀了把米”，白白送给铁道大队一个连队的兵力。他恼羞成怒，疯狂在内部查找奸细，当他怀疑到刘胜喜头上时，刘胜喜已经奉命撤出，胜利返回铁道大队。
1945年4月，刘胜喜在一次单独执行任务时，由于汉奸告密，被临城日军宪兵队抓捕，关押在临城监狱。铁道大队通过关系营救时，刘胜喜已被押到滕县日军大本营，被关押在滕县的还有铁道大队的情报员张秀盈等9人。刘胜喜被押去的第二天，敌人开始对他们轮番审讯，逼问谁是“飞虎队”。尽管敌人用尽酷刑，但始终没有一个人招认。刘胜喜见自己的同胞受苦受罪，于心不忍，突然从地下站了起来，承认自己是飞虎队！日军审讯官将刘胜喜安排在一个单间房子里住，每天好吃好喝伺候着。刘胜喜是来者不拒，吃饱喝足后仍旧不买日本人的账。刘胜喜在滕县被关押了三个多月，不仅敌人没从他那里得到半点铁道大队的消息，一个日军的翻译反而被他争取了过来，替他传递了不少情报。铁道大队根据他提供的情报，通过关系将刘胜喜和张秀盈营救出狱。
刘胜喜归队后马上又投入新的战斗。一天，他和队员程怀玉奉命到临城侦察，在古井村遇到两个巡逻的日本兵要盘查他们。刘、程二人立即扑上去，欲夺取日军的枪支，结果被迎面而来的一队伪军包围。他二人见日伪军人数太多，撒腿就跑，结果程怀玉脱险，刘胜喜被捕。敌人将他折磨了四天四夜，什么也没得到。一天夜里，天下着大雨，敌人冒雨将他和另外四名被捕的群众押到临城东门外，推到早就挖好的土坑里，将他们活埋了。埋完之后，敌人怕他们不死，又往土坑里打了几枪才离开。这时，雨越下越大，刘胜喜身上埋的新土很快变成了泥浆流走，他成功脱险并跑到薛庄的姐姐家躲避养伤。
第二天早晨，刘胜喜的妻子马秀英听到丈夫被敌人活埋的消息后，哭得肝肠寸断，立即抱着刚出生5个月的孩子，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到刑场收尸。他们把埋人的5个土坑都挖了，结果只找到4具尸体，唯独不见刘胜喜的尸体。马秀英和乡亲们一合计，判定刘胜喜可能死里逃生了。为了迷惑敌人，马秀英仍然大哭着离开了刑场。她刚回到家，薛庄的姐姐派人来送信说，刘胜喜在她家，马秀英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不久，铁道大队便派人将刘胜喜接到安全的地方养伤。
1942年秋的一天早晨，临城地下党员曹修富带领褚衍臣去何庄北的大槐树底下集合开会，当他们沿着一条胡同走到一半的时候，看到槐树底下黑压压的一大片人，以为是先到的同志，就继续往前走。刚出胡同，就突然被人从后面抓住了。他定睛一看，树底下都是日军和临南剿共自卫团的人。曹修富马上意识到集合地点被敌人知道了。怎么办？自己的人马上要在这里集合，可敌人已经包围了这里。为了给其他同志报信，他假意对敌人说，活动是以三声枪响为号，听到枪声，地下党员都到这里集合。敌人上当，果真打了三枪，其他的地下党员听到枪声，知道出了事，便不再往这里来集合。敌人的目的没有达到，便把曹修富和褚衍臣绑上带到临城。第二天，临城宪兵队长岩下亲自审问。曹修富在被捕时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并提供了假联络暗号。而褚衍臣并没有暴露，曹就让褚说是他的表侄，来找褚玩的。敌人把褚衍臣放了，然后让曹修富供出自己的同伙，曹修富拒绝透漏任何信息。敌人先是用皮鞭抽、铁棍打，接着又灌辣椒水，曹修富始终守口如瓶。
因曹修富是杜季伟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员，杜季伟得知他被捕后，赶快设法营救。但内线人员汇报说，现在曹修富已经承认他是地下党员，无法保出来。杜季伟从曹修富给敌人提供假联络信号受到启发，决定让曹修富假自首，从此打入敌人内部。曹修富通过内线关系得知杜季伟的指示后，就主动向敌人“自首”，当了日军的“特务”。为了便于给铁道大队递送情报，他通过考察，发展了临南剿共自卫团的袁成厚，作为自己的下线，让他帮助抄送情报。
有一天，日军翻译官告诉曹修富，敌人对他并不信任，因为他的家属不在临城。曹修富知道，这是敌人为了长期控制他，而采取的最残忍的办法，如果不把家属接来，敌人就会认为他不是真心投降；如果真的把家属接来，将来万一暴露了身份，全家都要面临危险。但为了博得日军的信任，他只能同意把家属也接到临城。
杜季伟指示曹修富，要尽可能利用敌人的力量来打击敌人，保护自己。还指示要曹修富想法除掉几个铁杆汉奸。曹修富领受任务后，发现汉奸崔景宽与伪乡长李岩昌有矛盾，决定利用李岩昌除掉崔景宽。一天，曹修富请李岩昌喝酒，喝到半醉，李岩昌愁容满面地说，不知道哪天，姓崔的小子要干掉他。曹修富趁机献策说：那怕什么，你可以先下手为强！不久，日本人请崔景宽喝酒，崔景宽喝得东倒西歪回到家门口，正要开门，被藏在一旁的李岩昌打了一枪，但没打中要害。崔景宽一惊拔腿就跑，被曹修富又补上一枪，结果了性命。随后他们立刻用事先准备好的烧酒擦了枪。刚射击过的枪，枪口上有火药味，用烧酒擦过之后就没有味了。日军发现大汉奸崔景宽在自家的门口被打死，怀疑是内部人所为，立即将院内的日伪人员集合起来，挨个闻枪，每闻一个就伸出大拇指点点头，结果什么也没查出来，只好不了了之。
日军通过特务得知铁道大队驻在哪个村后，通常采取拂晓包围的办法。曹修富知道敌人将要搜捕的情报后，便及时通知铁道大队提前转移，敌人每一次都扑空，就怀疑到了曹修富的头上。他们把曹修富抓起来，用麻袋装上，押到兖州。与曹修富同住一个大院的孙翻译，与曹修富关系密切，他亲自出面向日军宪兵队长岩下说情，说他绝对保证曹修富没有与可疑的人来往。孙翻译颇受岩下的重用，看到孙翻译作保，岩下就打电话把曹修富要了回来。
由于掌握了日军出动的规律，为了避免曹修富暴露身份，杜季伟决定让曹修富也立点功。他把铁道大队当天住宿的地点提前告诉曹修富，让曹向敌人报告。岩下带人于拂晓包围了村子，结果晚了一步，铁道大队刚刚撤走。敌人虽然没有抓着铁道大队，仍然表扬了曹修富，说他提供的情报非常准确。此后不仅不再怀疑曹修富，反而对他信任有加，提拔他当了特务头目，手下还管着部分小特务。
有一次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当日军得知铁道大队住在西托村的消息后，不是拂晓出发，而是拂晓前就出发。曹修富担心铁道大队没有及时转移，就主动要求给日军带路。日军听说曹修富要带路，当然很高兴。出临城东门，有两条路通往西托，一条近路直通西托，但中间有个小桥，不能过汽车；另一条路需经过东托村再到西托，路宽通畅，如果走这条路就麻烦了。曹修富对日军说他知道一条近路，可直通西托。日军大喜，便跟着曹修富直奔西托。当他们的汽车走到小桥时，开过来倒回去，费了很大的劲，仍没过去。问曹修富还有没有其他路通西托，曹修富只得带敌人从东托绕道去西托。这样一来就为铁道大队转移争取了时间。
有时，临城一带的国民党顽军也派人来与日军拉关系，曹修富发现后，就说顽军带的信件是假的，让手下的小特务把他们打一顿赶了出去。曹修富听说西万乡伪乡长张建池、东巨山的地主崔兴泽、西巨山的地主“崔麻子”在当地作恶多端，危害乡里，就以“私通八路”的罪名把他们抓起来，严刑拷打后，再加罚款，从而使他们不敢胡作非为。
曹修富不仅利用坏人惩处坏人，还能及时解救被捕的地下党人和群众。1942年秋，老红军朱道南的母亲被韩庄的宪兵队抓去。曹修富得到消息后，便主动要求与孙翻译一起去韩庄押解犯人，半路上他们就把人放走了。
1942年春，岩下到临城任中队队长时，铁道大队曾派人潜入临城，打死了他的两个宣抚官，给了他一个下马威。但岩下并没有接受教训，而是一面疯狂对微山湖地区进行大规模扫荡、清剿，一面利用各种手段招降纳叛，破坏抗日武装的情报联络网，像滕八区区长殷华平、鲁南军区的褚蓝田，以及铁道大队的黄文发、田广瑞、杨茂林等人，先后都叛变投敌。与此同时，他又重新建立和强化已经被铁道大队分化瓦解的伪政权和情报特务网，在铁路沿线挖沟筑墙，建立“爱护村”，实行“保甲制”、“连坐法”。
1942年6月的一天，铁道大队得知岩下率领临城的日伪军到潘庄、郗山一带扫荡，城内空虚。鲁南铁道大队队员便化装成赶集的群众混进城里，打死了临城车站上的日军值班员和一个伪军小队长。岩下闻讯暴跳如雷，急忙带领日伪军赶回城里，并下令全城戒严，搜查了整整一天，一个铁道大队队员也没抓到。
临城车站被袭，岩下受到上级的训斥，心里很是窝火。不久，他打听到铁道大队驻在蒋集、黄埠庄一带，便又纠集临城、沙沟据点的日伪军，到蒋集、黄埠庄扫荡。鬼子还没出城，铁道大队已经得到消息及时转移了。铁道大队得知沙沟的伪军大部分都被抽去扫荡时，便越过封锁沟，把沙沟以南津浦铁路上的电线割断十几处，造成敌人通信中断。岩下在扫荡途中接到报告后，接受了以前的教训，并没有立即移兵去沙沟，而是仍马不停蹄地直奔蒋集。蒋集一带还有没撤出来的伤员，如果岩下在那里时间长了就会威胁伤员的安全，还得想法给岩下制造麻烦。铁道大队又组织人在沙沟附近破坏铁路，悄悄地将枕木上的道钉拔掉几处，表面上看不出什么破绽。不多时，一列满载作战物资的日军列车驶过这里时，由于铁轨错了节，造成翻车，十几节车厢都翻到路旁的沟里去了。铁道大队击毙了押车的日军后，又将车厢浇上汽油，焚烧了货车。浓烟和烈火搅在一起，映红了半边天。
岩下在蒋集一带又扑了空，正在懊恼之际，突然看见沙沟方向浓烟滚滚，还是沉不住气，带领队伍向沙沟赶去，结果又是一无所获。此后，济南的上司对岩下曾经保证“在三个月内剿灭铁道队”不再相信，还严厉警告他，如果路段再出事故，就把他“军法从事”。
经过一年多的斗争，岩下确实老实了许多，龟缩在临城一般不外出，偶尔出来一次，也只是带着日伪军在城边和铁路沿线例行公事地扫荡一圈后，又赶快缩回城里。
第三节 铁道队的主要活动
一 开义合炭场，谋职业掩护
1939年秋，八路军一一五师部分主力挺进鲁南，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被改编为八路军苏鲁支队，鲁南抗日形势大有好转。苏鲁支队指示枣庄抗日情报站，在继续搞好情报工作的基础上筹建抗日武装。这时情报站除洪振海、王志胜外，又发展了赵连友、徐广田、赵永泉、李荣兰、王志友、曹德全六名骨干情报员。为了隐蔽身份，必须有一个正当的职业掩护，经过一番讨论之后，他们认为开炭场子最合适。原因有两个，一是炭场子经销的煤炭可以从日军火车上搞，不用花钱买，这也是他们一直在做的事情，“业务”熟悉，轻车熟路；二是炭场子可容纳多人，有利于集体行动，便于隐蔽。
1939年11月，经过积极筹备的“义合炭场”正式挂牌开业，洪振海任经理，王志胜任副经理。因炭场子由八名情报员合“股”开办，故又称“八大股”。白天，他们忙忙碌碌做买卖，千方百计搜集情报。夜晚，多数人去截取日军掠夺的煤炭，少数人将搞到的情报秘密送往抱犊崮山区根据地。
尽管枣庄的日本特务非常猖狂，八方搜集有关抗日情报，但对炭场子的活动却毫无察觉，毫不怀疑。在开炭场子的当月，洪振海便秘密筹建了一支有11人的抗日武装，公推洪振海为队长，王志胜、赵连友为副队长。他们将建立武装的情况上报苏鲁支队，请求支队派政委。1940年2月，苏鲁支队正式将铁道队命名为鲁南铁道队，并派杜季伟任鲁南铁道队政委。杜季伟化名刘鹤亭，公开身份是义合炭场的管账先生。
二 小屯整训
鲁南铁道队成立之初，由于是在敌人重兵把守的地区活动，为了隐蔽身份，保护自己、做好工作，打击敌人，鲁南铁道队没有正规部队那么严明的纪律。再加上，鲁南铁道队的队员大多文化水平较低，长期下层社会生活的经历，使一些人身上不可避免地沾染了“流氓无产者”的习气。鲁南铁道大队政委杜季伟就采取发现一个、提醒一个、帮助改正一个的方法，抓住队员们怕别人因自己有毛病而被瞧不起的心理，及时提醒。被提醒的队员都表示一定要改掉坏毛病。开始一段时间，他们也能好几天，但过不了几天又犯了。即便如此，也总还是起着部分作用。
鲁南铁道队做的基本上是无本买卖，队员们的手中都还是比较宽裕的。所以，吸烟、喝酒甚至赌博的事情就经常发生。喝酒后，队员们常因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争吵不休。在这种情况下，杜季伟常常站在说事人的立场去劝解他们。解决了矛盾的同时，拉近了杜季伟与队员们之间的距离。杜季伟还引导队员们建立了“戒烟戒酒理事会”。当然，杜季伟也明白，想让队员们一下子改掉多年养成的坏习气也是不现实的，只能随时发现随时说服教育，督促改正。
对于政委的说服教育和督促，一般情况下，队员们还是能够做到知错就改的。当然，也有例外。据鲁南铁道队副队长王志胜回忆，有一次，队员徐广田外出执行任务不顺，就喝了闷酒。回队后，杜季伟见他满身酒气，就批评了几句。徐广田很不服气，借着酒劲，顺手抓起一根树枝，往杜季伟身上乱抽一气，嘴里还骂骂咧咧。杜季伟让在场的队员拉徐广田去休息。徐广田酒醒后非常后悔，马上给杜季伟赔礼道歉，并当众承诺戒酒。
经过杜季伟两个多月的辛勤工作，鲁南铁道队的队员们在日常生活作风方面有了较大好转，一些坏习惯也有了较大改变。杜季伟感到在铁道队建立党组织的时机已经成熟，先后吸收了曹德清、赵永泉、徐广田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建立了党支部，杜季伟任书记，曹德清、赵永泉任支部委员。
到1940年4月，鲁南铁道队基本队员已增加到15人，另有近百名外围人员。对基本队员，铁道队作了明确分工：有搞侦察的，有扒火车的，有掩护的，有运输的，有经销煤炭的。对外围人员，也帮他们在枣庄、峄县、临城、韩庄等地建立了十几个联络站，有情报先送给联络站，由联络站再送到铁道队，情况紧急时也可直接送到铁道队。通过明确分工，不团结的现象明显减少了，情报的准确度也增加了。同时，还按队员的贡献大小实行奖励政策，使队员的工作积极性大为提高。
为了对全体人员进行一次系统的教育，杜季伟和洪振海商量后，决定于1940年4月将队员分两批集中到枣庄西南10公里处的小屯村进行整训。之所以选择在小屯整训而不是在铁道队的驻地陈庄，是因为铁道队所在的陈庄处在日伪的控制范围内，不便于集体活动。而小屯村是苏鲁支队三营营长刘景镇的家乡，群众基础好，便于保守秘密。
整训内容为：政委杜季伟讲授《论持久战》、抗日战争新阶段和社会进化史等方面的政治知识；队长洪振海讲解扒火车、破铁路、袭击敌据点及常规武器使用方法等军事常识。但因为游击队员们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再加上平时散漫惯了，从没有参加过正规的训练，现在突然集中整训，感觉就像笼中之鸟。让他们静静地坐下来听课则如坐针毡，加之授课人缺乏讲课技巧，教条、呆板、毫无激情的讲课方式，使参训队员根本听不进去。特别是当杜季伟讲到人类的进化史时，队员们很是想不开，大为恼火，心中暗想：日本鬼子骂我们是“毛猴子”，政委怎么也说我们是猿猴进化来的？于是产生了较大的抵触情绪，原定一周的整训5天就结束了，而且原本计划两期的整训只进行了一期。小屯整训临近结束时，王志胜和梁传德二人被吸收为中共党员。
表面上看，小屯整训收获不大，但意义不可低估。这毕竟是第一次让这些在铁道线上扒火车、打鬼子、从不知整训为何物的游击队员们坐下来接受了一次较正规的教育、训练，知晓了作为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与老百姓的区别及自身的历史责任和担当。
三 公开“八路军鲁南铁道队”的旗号
坦率地讲，因为铁道队队员大都由失业工人和无业游民组成，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再加上游击战争的分散性和隐蔽性的需要，所以队员组织纪律性较差。1940年2月，苏鲁支队正式将铁道队纳归直属，同时任命洪振海为铁道队队长，王志胜为副队长，杜季伟为政委，来管理这支尚不规范的游击武装。
1940年4—5月，鲁南铁道队发展较快。因是地下活动需秘密进行，所以队伍的扩大主要是在队员们的亲人中发展，这样比较可靠，让人放心。因此出现了很多兄弟队员及同宗队员，像曹德清、曹德全，赵永泉、赵永良，王志胜、王志友、王志曾等。徐广田则相继动员了其五弟徐广才、大哥徐广林及三哥徐广松参加队伍，再加上其堂兄徐广海，在铁道队有“徐家五虎”及“徐半班”[13]之称。这一时期，由于队员们斗争热情高涨，成功搞车多，分红多，再加上经营炭场子的丰厚利润，所以铁道队经济上较宽裕。参加鲁南铁道队，既可以报国恨家仇，又可以过较宽裕的生活，这对于深受敌人残暴压榨迫害、生活困难、缺吃少穿的穷苦百姓来说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虽然这时铁道队尚未公开，但陈庄、齐村、小屯等基点村的穷苦百姓都知道他们已经组织起来，纷纷将自己的孩子送到铁道队，要求参加队伍保家卫国。铁道队经过认真考察，将其中一部分素质好的发展为队员，其余安排在炭场子当伙计。不久，就发展到近40名队员。由于鲁南铁道队的领导们存在着错误的单纯军事观点，只鼓励队员搞情报、搞物资，且地点大多集中在枣庄火车站周围，放松了对队员的保密教育和严格的保密纪律约束，致使队员保密观念淡薄。
1940年5月初的一天，一李姓队员因与其亲戚争地产而翻脸，他掏出手枪进行恐吓，其亲戚告发他是八路军。日伪军即将鲁南铁道队的义合炭场子包围，捕去李姓队员3名，其中两名队员后被救出，一名队员惨遭杀害。其他队员虽在群众掩护下成功撤离，但炭场子和焦池却被日军查抄没收。鲁南铁道队被迫转移到距离枣庄3公里的齐村，公开打出“八路军鲁南铁道队”的旗号，在临枣铁路线上与日军展开面对面的斗争。炭场子的丢失，使鲁南铁道队失去了职业掩护，丧失了一大部分的经费来源。“八路军鲁南铁道队”旗号的公开，使得他们可以抛开地下工作的种种羁绊，光明正大地与敌人展开斗争，也得到了更多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但也遭到敌人近乎疯狂的打压，斗争的环境更加恶劣。
“泄密”事件使杜季伟坚定了整顿队伍的决心。针对铁道队的特殊情况，他采用到群众中去进行教育的办法。队员们喜欢谈论同矿警英勇斗争的故事，杜季伟就借此引导他们，从政治方面进行教育。这种教育方式效果非常好。队员们开始明白，他们的使命不仅仅是从日军的列车上夺取货物，而是要彻底将日军赶出枣庄、赶出中国。
四 再打洋行
鲁南铁道队公开打出“八路军鲁南铁道队”旗号后，之所以选择距枣庄仅3公里的齐村落脚，是因为齐村的地理位置在枣临铁路北侧，是距离枣庄火车站最近的一个点，选择了这里他们可以仍然战斗在最熟悉的铁道线上。之所以能够在齐村站住脚，一是因为齐村群众基础好，铁道队有不少队员的家就在齐村；二是因为他们设在枣庄的情报网未遭破坏，尚能正常发挥作用，枣庄的日伪军一有风吹草动，负责情报的同志马上就把消息送到铁道队，他们就可以提前做好一切准备。尽管敌人数次到齐村搜查，但始终未找到铁道队一个人。在鲁南铁道队驻齐村期间，发展了4名队员，使铁道队队员总数超过了40人。
日军从1940年4月开始，调集其三十二师团、二十一师团、独立第六和第十混成旅团各一部，共8000多人，由临沂、邹县、滕县、峄县、费县等据点，分十路向鲁南山区根据地扫荡。
八路军一一五师与当地军民密切配合，用20天左右的时间，作战30余次，粉碎了敌人的扫荡。
公开打出“八路军鲁南铁道队”旗号后，铁道队一直在寻找一个“表现”的机会，一可以挫敌锐气，二可以提高部队威望，坚定抗战信心。5月下旬，他们获悉，驻枣庄日伪军将到山里根据地扫荡。为了牵制敌人兵力，打击其嚣张气焰，鲁南铁道队决定，再次袭击日军正泰洋行，铲除日军的特务机关。
正泰洋行是个四合院，西南是日军大兵营，驻着敌人一个联队的兵力；北面隔着铁道是枣庄火车站，有一个小队的日军兵力警戒，车站的铁道上还停着一辆铁路巡逻车；东南面是面粉厂，修有一个日军炮楼。自1939年8月遭枣庄抗日情报站第一次打击后，日军增添兵力，加强了对洋行的保护。由原来的3个日本特务增加到13个，由茅山一郎大佐任大掌柜，院墙也架设了铁丝网。虽然洋行戒备非常森严，但王志胜还是在洋行的三掌柜日本人金山的带领下，对洋行进行了侦察。
在周密侦察的基础上，鲁南铁道队抽调了32名精干队员，分成5个战斗小组，其中4个战斗小组每组3人，由王志胜率领进入洋行消灭鬼子，洪振海率领1个小组在洋行外警戒接应。王志胜任院内行动总指挥兼一组组长，徐广田任二组组长，梁传德任三组组长，曹德清任四组组长。一组负责歼灭北屋的鬼子，二组负责歼灭东屋的鬼子，三组负责歼灭南屋的鬼子，四组负责歼灭西屋的鬼子。参加行动的队员天黑前到齐村隐蔽，晚上统一行动。因洋行的正门对着车站的站台，站台上有日军的巡逻岗哨，不宜接近。所以，他们决定从其后墙打洞进入洋行，这样比较隐蔽，不易被发现。
当天晚上，鲁南铁道队副队长王志胜带领4个战斗小组通过打墙洞进入洋行，将分住在4间屋内的敌人全部消灭。是役共杀死13名日军和1名翻译。缴获长、短枪6支，手表、怀表100多只。这便是在群众中盛传的“血染洋行”，也是鲁南铁道队公开旗号后的首次战斗。再袭洋行的胜利，对威慑敌人，鼓舞队员斗志，提高铁道队在群众中的威信，具有重大意义。
驻枣庄的日军眼看着自己的特务机构在眼皮底下被连窝除掉，恼羞成怒，派兵包围了齐村，欲将鲁南铁道队一举消灭干净，结果却扑了个空。此时鲁南铁道队已经转移到临枣铁路南侧的小屯一带。日军在枣庄一连戒严了一个星期，也没查到铁道队的下落，只好贴出布告，悬赏捉拿洪振海、王志胜等人。
五 袭扰峄县
日伪军于1940年4—5月，纠集鲁南地区8000多人的兵力扫荡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妄图趁青纱帐起来之前，一举消灭根据地的抗日武装力量。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八路军一一五师提出了著名的“翻边战术”，即敌人到根据地来扫荡，我们就打到敌人老巢去。为此，一一五师师部决定，除师机关率特务团两个营配合四县边联支队坚持在内线与敌人周旋外，其他主力部队均置于外线，从背后打击敌人。内线部队在敌军合围圈中寻找缝隙，灵活穿插，伺机打击进犯之敌。为缩小目标，便于机动，一一五师司令部、政治部都分散活动，罗荣桓率领师政治部机关，只带一个连与敌周旋。苏鲁支队、运河支队、鲁南铁道队和六八六团、师教导大队等主力武装作为外线部队，跳到敌人后方，抓住战机，集中兵力，歼敌一部，以有效地支援内线作战，保护群众利益。
苏鲁支队遵照师首长的战略意图，跳到滕（县）费（县）边的白彦、山亭、徐庄一带与敌周旋。1940年5月下旬，支队长张光中、政委彭嘉庆决定，抽出实力最强的三营一部，由营长刘景镇、教导员张鸿仪率领，深入到临（城）枣（庄）铁路以南，会合已在那里活动的鲁南铁道队，扰乱敌人的后方，袭击敌人的据点，在敌人的后院烧一把火，让其不得安宁。鲁南铁道队与苏鲁支队三营部分指战员共同组成敌后小分队，在峄县城“兴风作浪”20多天，搅得敌人鸡犬不宁。日军不得不抽回部分兵力应对袭扰。当日伪军布好口袋向他们合围的时候，他们又从敌人的鼻子底下溜了出来，胜利地完成了战斗任务。
袭扰峄县是八路军“翻边战术”成功运用的典型案例，不仅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而且成功地减轻了抱犊崮山区根据地反扫荡的压力，坚定了鲁南军民坚持抗日的信心和决心。
六 截击混合列车
1941年6月中旬，为了打击日伪军的嚣张气焰，提振士气，按照苏鲁支队的指示，鲁南铁道大队组织了一次铁路大破袭。铁道队出动30多名精干力量，发动铁路沿线上百名群众，将临城至枣庄的铁路支线的铁轨扒掉3里多长，砍断100多根电线杆，还将搞下来的铁轨、枕木、电线和线杆能运走的全部运走，不能运走的就地破坏掉，致使敌人的交通运输和通信联络中断了一个多星期。
破袭临枣铁路不久，交通员刘景松给铁道队送来了一封苏鲁支队首长的信。信中说敌人大扫荡给抱犊崮山区部队带来了巨大损失，目前部队生活极端困难，希望铁道大队能筹集部分资金，帮助山区部队渡过难关。鲁南铁道大队接到信件以后，马上召开会议进行研究。会上，洪振海、王志胜等人表示一定要尽最大可能，帮助山区根据地渡过难关。会议决定，先将前期开炭场子和截车结余的共计8000元钱托刘景松带给支队，以解燃眉之急。然后迅速给各情报联络点布置任务，让他们密切注意火车站和铁路上的动静，如有值钱的货物或大量现金等可搞物资出现，立即通知铁道大队。
各情报联络点领受任务后，均开始刻意寻找机会，派人到沿途车站侦察。6月22日傍晚，鲁南铁道大队接到济南至连云港票车的车队长、铁道大队地下情报员张秀盈的情报：每个星期六，济南至连云港票车沿途各站的日军都通过这趟车向济南交钱，现在已到月底，估计上交的钱会更多。济南至连云港票车实际上是客货混合列车，有四节客车厢、十余节货车厢，尾部挂一节零担车厢，沿途收的钱款都放在这节车厢上。共有8名日军和4名伪军押车。每节客车厢里有两名日军押车，伪军都在尾车上。
得到情报后，鲁南铁道大队认为截击这次混合列车，可一举多得，既能搞到钱帮助山区部队解决经济困难，又能搞到部分物资，还可以扩大铁道大队的影响力。因客车上有乘客，乘客就是最好的宣传员。再加上日军为了加强对铁路交通的护卫，避免火车再次遭截，必然会从山区撤回扫荡的兵力，回防铁路线，根据地的压力自然就会减轻。于是鲁南铁道大队开始连夜着手策划截车方案。
他们仔细分析了这次行动的特点：以往截车，都是派少数人在火车驶出车站以后的半路上扒上车后往下扔东西，多数人在沿途等待、捡拾、运输物资。这次截的是混合列车，不能在半路扒车，因为客车车门紧闭，即使爬上车也无法进入车厢内，只能在车站上下乘客时混上车。为不引起敌人怀疑，他们决定派一支由12人组成的先遣小分队，分成3组，分别从泥沟、峄县、枣庄车站上车，分头监视4节客车厢内的鬼子，见到急刹车信号，就分别动手消灭押车的鬼子。为避免车站内鬼子的盘查，先遣小分队身上不能带手枪。另派大队长洪振海和队员曹德清二人扒客车的车头，控制驾驶室，以便火车到达预定地点时紧急刹车。副大队长王志胜率20名短枪队员在预定地点设伏，待客车急刹车时扒上客车，协助车内的队员消灭敌人，并负责将装现金的袋子及其他贵重物品弄到手。政委杜季伟率领其余队员配合峄县二区区队在车下接应，负责疏散乘客并打扫战场。关于截车地点，在实地侦查考察后，选在王沟车站至邹坞车站之间的一个弯道地方。这里地势有利于埋伏，处于两个车站之间，不易被发现。
6月23日下午，梁传德带两名队员化装成小商贩模样，早早地来到泥沟车站等候。大约在6点半左右，从连云港开往济南的混合列车进入了泥沟车站。候车的人群拥挤着准备上车，梁传德等人也混杂在上车的人群之中。票房门一开，他们随着拥挤的人流进了站，按事先的分工上了一号车厢，在靠车门口两个押车鬼子的对面坐了下来。火车开到峄县车站时，第二小组的徐广田等三人上了二号车厢。在枣庄站，第三、第四小组的赵永泉、李云生等6名队员分别进入三、四号车厢，在靠近押车的鬼子的地方坐下等待命令。
火车刚刚驶出王沟车站，洪振海和曹德清就扒上车头，成功控制了驾驶室。当火车行驶到曾店四孔桥时，接到战斗信号的洪振海命令曹德清刹车。各车厢的队员与押车的鬼子展开了搏杀。事先埋伏在铁道旁的王志胜，带着20名短枪队员迅速登上各节列车，配合车上的队员消灭了押车的鬼子和伪军。当他们准备消灭尾车上的伪军时发现尾车里除了有4个押车的伪军外，还有20多个调防的伪军。他们听到前面的车厢里发生了战斗，开始吓得没敢动，见铁道大队向他们包围过来时，纷纷跳车逃跑，结果被杜季伟率领的区队全部缴了械。王志胜等人在尾车里找到5个装钱的帆布袋子扔下车，又从货车车厢里扔下一些布匹、药品和日用百货。
杜季伟指挥区中队在混合列车周围俘虏了20多名伪军后，派人把铁道队宣传抗日的标语贴到车厢外面，还把车上扔下来的部分布匹和日用品分给乘客，由区队队员掩护着向蔡庄方向转移。不多时，一辆日军铁道巡逻车从枣庄方向急驰而来，他们看到的只是一列空车和车皮上贴的抗日标语。
杜季伟率队掩护乘客转移到南于北面的小山脚下时，作了简短的讲话，主要是说明鲁南铁道大队这次截火车的目的和意义，揭露日本侵略军的残暴罪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方针政策。然后就让乘客们各自分散离开。
这次战斗共消灭8个日军、俘虏20多个伪军，缴获法币8万多元、手炮1门、机枪1挺、短枪3支、长枪20余支，子弹、布匹、药品和日用百货一宗。除经上级批准留3支短枪自用外，其余物资全部上交苏鲁支队。鲁南铁道大队把这些战利品送交苏鲁支队后，受到了支队长张光中的嘉奖表扬。
被截火车上的乘客目睹了铁道大队战士英勇杀敌的壮举，特别是杜季伟的讲话增加了他们对共产党、八路军抗战方针政策的理解和支持，大大提高了鲁南铁道大队在群众中的威望。
七 参加百团大战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本侵略军改变了侵华策略，对国民党采用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集中主要兵力进攻共产党领导的部队。由此，国民党变得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挽救危局的历史重任就落到了共产党的肩上。为了坚定全国人民坚持抗战的信心，制止国民党的投降活动，同时打击日寇的“囚笼”政策，开辟敌后斗争的新局面，八路军毅然发起了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共分三个阶段：1940年8月22日至9月10日为第一阶段，作战中心任务是交通总破袭战，破坏敌人华北交通。9月11日至10月5日为第二阶段，作战中心任务是攻夺敌军深入根据地腹地的据点，并继续破袭敌交通线。10月6日至12月5日为第三阶段，作战中心任务是反扫荡。八路军总部要求，整个战役只要求时间上的大体一致，不要求组织上的统一指挥，各地区原则上分散行动。
苏鲁支队根据八路军总部的作战指示精神，要求鲁南铁道大队在津浦线及临枣、台枣支线上开展铁路大破袭，全力配合百团大战。
1940年8月下旬，交通员秦明道把苏鲁支队的指示向鲁南铁道大队传达后，杜季伟马上召集洪振海、王志胜等人讨论如何实施破袭计划。洪振海认为，配合百团大战，就要搞得轰轰烈烈，打出气势，敌人才可能害怕，才可能从根据地撤兵。他主张在津浦线和临枣支线两条铁路线上全面展开大破袭，动静越大越好；杜季伟认为：因日伪军对铁路线控制很严，实行全线破袭，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只能在临城南、北地段和临枣线上选择一个地点，集中兵力破袭。如果全线出击，只能伤及敌人的一点皮毛，正像毛主席所说的“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他提出要稳扎稳打，有选择、有重点地打击敌人的致命处，不要全面铺开。在队委扩大会上，王志胜、赵永泉、曹德清、徐广田、刘金山等人原则上同意杜季伟的意见，但提出可多派几路人马。同时提出，破袭铁路，铁道大队的人主要是作为组织和指挥者，关键是发动群众。最后他们商定分四路出击。王志胜带一个分队到临枣线发动群众破袭铁路并相机炸毁铁路上的桥梁；杜季伟带一个分队到临城以北破袭津浦铁路；洪振海带一个分队伺机偷袭临城火车站并相机破坏日军的火车；曹德清带一个分队到临枣支线破坏桥梁并伺机炸毁敌人的火车。
王志胜和杜季伟率领的两路人马，发动了铁路沿线的上千名群众，分别在临枣铁路曾店和津浦铁路官桥一带扒铁轨、撬枕木、割电线、砍电线杆。共计破坏铁路10余里，砍断电线杆300多根，炸毁铁路桥两座，使敌人的铁路交通和通信联络中断一个多星期。
洪振海率领的分队队员与湖西五县游击大队的鱼台队配合，两次袭击临城火车站，共击毙日伪军11人。临城驻有一个中队的日军，火车站站台上有一个小队的日军防卫，另外还有一个伪军警备队。当时日军正在临城火车站北约300米的地方修建水塔。日军为了赶工程进度，四处抓人出苦力。洪振海先派人化装到车站进行侦察得知，监工的共有两个鬼子和三个伪军。洪振海率孙茂生等7人扮成小贩在北临城的逢集日混进临城，趁监工的日伪军不备，将其全部击毙，并取下他们的枪支。正在修水塔的工人见状四散而逃，洪振海等人也趁乱撤了出来。数日后，他们再次发动袭击，消灭了临城火车站的岗哨6人。
曹德清带领的小分队于夜间潜入临枣铁路王沟附近隐蔽起来。不多时，从枣庄方向驶来一列40多节车厢的运煤车。曹德清带领一名队员巧妙地躲开刺眼的探照灯，飞速扒上机车，控制火车停在四孔桥桥上。然后，曹德清将机车头的挂钩摘脱，将机车单独向前开出一段距离，快速向后倒车。机车快到四孔桥时，曹德清成功跳车。只听“轰隆”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机车与车厢撞在一起，十几节车厢翻到桥下，四孔桥也发生了断裂。事后，日军用了一周的时间才把桥梁修好，把铁路抢通。
四孔桥铁路损坏这么严重，日军仅用一周的时间就抢通了，原因是日军专门成立了抢修铁路的铁道队。原来，为了对付铁路沿线的游击队，确保交通运输线的畅通，1940年春，日军在经常遭到游击队破袭的铁路干线路段，组建了一支全部由日籍技术人员组成的铁道队，称“日本铁道青年队”。设在津浦线兖州至徐州段（含临枣支线和台枣支线）的是日本铁道青年队第六大队，大队部设在临城，由临城日军头子岩下统一指挥。该队由临城、枣庄、峄县、邹坞、山家林、南沙河、官桥、滕县、界河、两下店、邹县和徐州12个车站的在职日籍铁路员工组成，共115人。其中临城站人数最多，为63人，其次是徐州20人，再次是枣庄11人。日本铁道青年队第六大队下设3个中队，每个中队辖3个小队，每个小队下设1—2个分队。日本铁道青年队建立之后，凡有铁路、桥梁被破袭，便立即前去抢修，抢修铁路的效率有了较大提高。日本铁道青年队的另一项任务就是利用与中国铁路员工接触的机会，表面上与中国员工交朋友，实际上则暗中调查中国铁路职工的政治、生活状况，以便加强对他们的控制和监管。[14]
11月，鲁南铁道大队获悉，有一列日军货车要通过津浦铁路南下。经过周密计划，他们在沙沟至塘湖之间把该列货车截住，截获大宗药品、食品及其他军用物资。他们将药品、布匹等军用物资送往山区根据地，将白糖、食品分给当地群众。
鲁南铁道大队的节节胜利，极大地震慑了敌人，有力地配合了八路军百团大战和山区根据地的反扫荡作战，同时也提高了铁道大队在群众中的威信。至1940年年底，鲁南铁道大队已发展到150余人。
八 铲除日军头目高岗
1940年4月，日军第三十二师团和独立第十旅团共集结近万日伪军，对抱犊崮山区进行大扫荡。一一五师一面利用地理优势与日伪军展开周旋，一面命令活动在日军占领区内的地下武装趁敌后方空虚，袭扰日军，破坏扫荡行动。
鲁南铁道队接到命令后迅速行动：5月，击毙日军谍报队员13名；6月，截击日军混合列车，缴获法币8万余元；8月，破坏津浦铁路韩庄段，致使日本运兵军列脱轨；9月，拆除枣庄至临城铁轨1.5公里，砍断电线杆百余根，使驻枣庄日军的通信和交通同时瘫痪。
铁道大队的频频出击、连连获胜引起日军的高度警觉。日军在枣庄和临城紧急组建铁甲列车大队和铁道警备大队，还专门从济南调来特高课课长高岗茂一，在临城组建针对铁道大队的第五特别侦谍队，并专门训练出一支特种作战小队。
高岗他是日军调来专门对付铁道大队的。他采用鲁南地区“拜仁兄弟”等手段，与临城附近40多个伪乡、保长结拜为仁兄弟，从而建立起自己的情报网。与此同时，针对铁道大队的活动规律，高岗茂一还加紧了搜捕行动。他改变了以往的方式，采取的新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夜间盯梢，拂晓包围。日军派出特务对铁道大队进行跟踪，发现铁道大队住在哪个村后就调集部队在黎明时将村子包围，集中搜捕；二是利用训练有素的特种作战小队伪装成铁道队队员到铁道大队经常活动的基点村挨家挨户喊门，只要群众一开门，就以“私通八路军”的罪名抓捕，以破坏铁道大队的群众基础。这导致老百姓遇到铁道大队队员借宿，根本不知真假，不敢开门，铁道队连个喘息歇脚的地方都没有了，斗争形势异常严峻；三是日伪军外出活动时强迫老百姓在前面带路，遭遇时，铁道大队无法实施有效攻击。这样一来，铁道大队经常处于挨打的境地，直至无法在村内活动，被迫撤到野外露宿。极具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鲁南铁道大队队员唱的歌谣“天当被，地当床，半身土来半身霜”就很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艰苦斗争形势。
鲁南铁道大队经过研究，认为要扭转被动挨打的局面，就必须除掉特务头子高岗茂一。要除掉高岗，首先要搞掉他的情报网，干掉他的耳目。鲁南铁道大队选择拿常庄乡伪乡长兼反共自卫团团长常尚德开刀。这是因为他与高岗茂一关系密切，是其座上宾，又住在临城附近，影响最大。
常尚德家里有十余名带枪的家丁看家护院。他外出时一直有两个家丁跟着保护，很难动手。经过仔细侦察发现，常家有个大菜园子，种有各种蔬菜，每天由菜贩子弄到城里去卖。常家的后门通往菜园，常尚德每天下午从乡公所回家后，总要到菜园子里去转转。鲁南铁道大队经研究决定利用这个机会。一天下午，刘金山和徐德功两人化装成菜贩子，挑着担子进了常家的菜园子。当他们正向雇工打听蔬菜的价钱时，常尚德手托水烟袋向他们走来。当常尚德走到跟前时，他们二人一跃上前，用手枪顶住了他的前胸。常尚德见势不好，又无法逃脱，只得跟着他们走出菜园子。他们向临城方向走了100多米，常尚德的家丁追了过来，并不断开枪。刘金山和徐德功二人只好马上干掉常尚德后迅速钻进高粱地里，顺利脱身。随后几天，他们又除掉了几个作恶多端的伪乡、保长，剩余的伪乡、保长再也不敢像以前那么嚣张了。
鲁南铁道大队根据鲁南军区“要控制津浦铁路沿线”的指示，决定在临城周围的伪乡、保长不敢轻举妄动的情况下，尽快铲除特务头子高岗茂一。
高岗茂一行动诡秘、狡猾，深居简出。鲁南铁道大队通过秘密侦查，逐步摸清了高岗茂一的活动规律。他白天一般不出来，总是晚上8点钟到临城火车站上班，夜里和他的情报员接头。这样，要想除掉高岗茂一，就只能夜间到临城火车站干掉他。但是，临城火车站戒备森严，要铲除高岗茂一难度很大。为做到万无一失，鲁南铁道大队决定进行详细侦察之后再行动。
1941年7月的一天晚上，鲁南铁道大队派两名游击队员化装成铁路检车工人潜入临城火车站。他们一人手拿信号灯，另一人手拿检修锤，沿着铁轨慢慢前行，并不时用铁锤敲击几下停着的火车的轮子。当逐渐靠近高岗茂一的办公室时，他们放慢了脚步，牢牢记住其办公室的位置、周围的地形及其警卫的安排等情况后，顺利返回，向鲁南铁道大队的领导做了汇报。
鲁南铁道大队根据侦察的情况，决定兵分两路行动。一路由王志胜、刘金山、徐广田3人潜入临城火车站铲除高岗茂一；另一路由杜季伟率领部分队员在车站外接应。第二天晚上，王志胜等3人化装成铁路工人，从六炉店出发，直奔临城火车站。计划没有变化快，他们刚进入车站，还没到达站台，突然从北面开来一列军车，慢腾腾地在临城火车站停了下来，从车上下来不少日本兵，站台上顿时乱糟糟一片。王志胜等人马上隐藏躲避细心观察动静。大约过去了一个多小时，日军车仍没有开走的迹象。刘金山拿着小榔头装作检车工，靠近了高岗的房子，再次详细地侦察了周围的环境。
由于日军火车挡住了铁道大队撤退的路，并且从车上下来了一批日军，采取行动后根本无法脱身。如果等到军车开走，可能天已大亮，就不能按原计划行动了。王志胜决定暂时停止行动，撤了回来。这次行动虽然没达到铲除高岗茂一的目的，但也有很大收获，对敌情侦查掌握得更详细了。
第三天，鲁南铁道大队召开了战情分析会，详细地分析了敌情。从侦查情况看，高岗茂一办公地点的东面300米便是驻车站日军的兵营；北面80多米是站台，有日军警戒；南面500米处是一座炮楼，驻有日军一个小分队；西面古井村里驻着伪军阎成田团的团部。车站外墙架着高高的电网；墙外是宽5米、深3米的封锁沟。高岗茂一办公室两扇门两边各有一个一尺左右的长方形小窗。透过小窗，可清晰地看到房子里的布局：屋里共两张桌子，正中间大桌子可能是高岗茂一的办公桌。南边有个套间，靠后墙摆着一排步枪和两挺机枪。晚上，鲁南铁道大队重新做了任务分工，共组织了4个战斗小组。第一组由王志胜、刘金山、徐广田组成，化装成铁路工人，任务是：刘金山负责打死高岗茂一和卫兵，并把他们的枪收了；王志胜负责堵住套间里的敌人，撤出时抱一挺轻机枪和部分子弹；徐广田负责扛一挺轻机枪。第二组由曹德清、孟庆海两人组成，化装成伪军，任务是负责堵住鬼子兵营的大门，阻止日军增援。第三组由李云生、梁传德等6人组成，负责扛第一组剩下的步枪和弹药。第四组由大队长洪振海率领，在外围负责监视驻古井的伪军阎成田团的行动。整个战斗由政委杜季伟指挥。
经过详细分工之后，各小组立即分头准备。晚上10点钟之后，各组准时来到临城火车站外围集合。第一组首先进站，他们越过封锁沟，爬过电网，几个箭步便靠上了高岗的房门。当时高岗正伏在桌子上写字，卫兵正趴在靠近门的桌子上打盹儿。徐广田一脚将门踹开，紧随其后的刘金山首先一枪干掉了高岗茂一，然后消灭了刚刚惊醒的卫兵石川。随着刘金山的枪声，王志胜和徐广田迅速冲进屋里，直奔套间。徐广田顺手拿起被击毙的卫兵石川的枪，又抓起高岗茂一的手枪。刘金山一个箭步跳过高岗茂一的桌子，拖了挺机枪，王志胜右手举枪对准套间的门，左手去抓子弹袋，把摸到的子弹袋挂在身上，在做这一系列动作的同时，他眼睛始终没离开套间的门。套间里的鬼子听到枪响乱喊乱叫，有一个鬼子刚刚伸出脑袋，就被王志胜一枪打得缩了回去。这时，第三组的队员也冲了进来，收缴了屋里的所有枪支和弹药。他们刚一出屋，第二组的队员就向日军兵营里投掷了几枚手榴弹，随着手榴弹的爆炸声，日军鬼哭狼豪。他们闪电般地通过接应队员预先放在电网上的木板，全部安全撤出。
王志胜等人完成任务撤出车站，跨过封锁沟，向驻地奔去。他们一口气跑出老远，还能依稀听到临城传来的枪声和狗叫声。
第二组的曹德清和李云生在过铁路时，把化装伪军时用的军帽扔在了铁轨上。军帽是缴获的，有伪军阎成田团的番号。
这次战斗共缴获机枪2挺、手枪3支、步枪30余支及子弹数千发，参战队员无一伤亡。
第二天，从济南来的一个日军少将，到临城车站勘查现场。整个临城到处都是日伪军，整整戒严了3天。日军除了在现场找到两顶伪军帽子外，一无所获。日军少将在站台上大发雷霆，认为八路军游击队是进不来的，这件事肯定是内部搞的。于是伪军的帽子成了分析的重点。最终，日军一怒之下，收缴了伪阎成田团的全部枪支，处死了阎成田及其参谋长郭秀林等几个主要伪军头目，还把阎成田团其余的300余伪军押送到东北去做苦力。
半个月后，日军才从鲁南铁道大队的宣传中得知，高岗茂一是铁道大队所杀。日军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个特工出身的侦谍队长会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被击毙。高岗茂一苦心经营的谍报网络从此分崩瓦解。那些曾经依附他而干过坏事的伪乡、保长们个个如惊弓之鸟。高岗茂一被杀的地方戒备森严，在他们看来是那么保险的地方，在那里，高岗茂一都被除掉了，更何况自己在家里，这给他们造成了极大的恐慌。于是纷纷主动向鲁南铁道大队坦白认罪，表示痛改前非。根据上级的指示，除首恶分子外，一律采取宽大政策，争取让他们为铁道大队做事。
鲁南铁道大队面临的斗争局面逐渐好转，队伍不断扩大。经鲁南军区批准，鲁南铁道大队用缴获的枪支组建了长枪队，军区派政治部保卫干事赵宝凯任队长兼指导员，调五团三营排长赵永良任副队长。此后铁道大队相继在其他中队也配备了指导员，使党员的基层组织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九 劫布车解决冬衣难题
1941年冬天，鲁南军区被服厂在日伪军扫荡中遭袭击，布料和棉花被洗劫一空。时值严冬，山区根据地部队指战员都还穿着薄薄的夏天衣服。军区首长为此事一筹莫展，他们紧急召集鲁南铁道大队政委杜季伟和大队长洪振海到军区开会，研究能否通过扒敌人的火车来解决部队战士过冬的棉衣问题。
鲁南铁道大队接受任务后，为了尽快搞到布匹，洪振海决定采取见车就扒、见货就查的办法搞布。结果一连几个晚上，先后扒了十几次火车，连一寸布也没搞到。鲁南铁道大队只好召开“诸葛亮会”讨论截布计划。会上，对任务及斗争形势进行了详细分析，提出了三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一是必须搞到布车的准确情报；二是必须解决大量布匹的运输问题；三是要解决大量布匹暂时隐蔽存放问题。对于第一个问题，鲁南铁道大队向所有情报人员发出密切注意“布情”的命令。
关于运输和存放问题，他们认为将布匹暂时存放在微山岛比较安全。因为微山岛易守难攻，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为此必须发动沿湖村庄的群众帮助搬运，还须与微湖大队和湖区政府联系，让他们协助动员群众、组织渔船和安排布匹存放地点。截车地点选择在沙沟车站至塘湖车站之间，因为那里离微山湖最近，便于运输。
不几天，鲁南铁道大队便接到地下情报员沙沟站副站长张允骥的情报：在日军由青岛开往上海的某次客车上，尾部两节闷罐车厢内装有布匹。这是大好的消息，为完成任务提供了机会。但同时也有不利的消息：火车经过鲁南铁道大队既定截车地点的时间是白天，不便动手。唯一的办法就是拖延布车出站的时间。
于是，鲁南铁道大队命令张允骥先到滕县站把沙子放进了火车的油壶里。火车从滕县站开出后，发现有故障，被迫在下一站临城站修理。当日军将车修好时已到夜间。当布车开出临城火车站时，铁道大队队员李云生就爬到零担车厢的顶部潜伏起来。待列车运行到姬庄西面的转弯处时，他拔掉车厢间的风管和挂钩销子，使两节布车厢与前面的车厢脱钩。疾驶的列车继续前行，脱了钩的两节布车逐渐减慢了滑行的速度，慢慢停了下来。
与此同时，鲁南铁道大队联络了微湖大队，抽调200余人，又在几个基点村动员了600多名群众参加抢运。铁道大队将这些群众分编为三队，每队都有游击队员掩护。当晚10点钟，铁道大队将群众全部集合在沙沟的关帝庙前，由杜季伟作了简单的动员。
当两节布车厢停下来时，洪振海等人便箭步登上车厢，撬开大锁，打开车厢门，将大捆大捆的布匹往下扔。早已等待在那里的群众在铁道队员的指挥下，立即围了上来，开始转移运输。微湖大队大队长张新华和湖区区长黄克俭已组织好船只在微山湖边接应，再把布匹运往微山岛。
大约两个小时之后，从南面开来一辆满载日本兵的巡道车。原来客车到徐州后，敌人发现少了两节零担车厢，就开着巡道车向北沿途寻找。还没等敌人靠近，负责警戒的鲁南铁道大队队员便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开火，向巡逻车进攻。时值天降大雾，巡逻的日军只听见人声嘈杂，感受到进攻火力强大，以为碰上了八路军主力部队，不敢贸然前进。鲁南铁道大队见情况紧急，便将没卸完的布匹连同车厢一起付之一炬。待运布群众走远后，铁道大队队员撤出战斗，巡逻日军才来到车厢跟前，看到附近大片的耕地被踏平时，更相信是主力部队所为，不敢追赶，只是朝铁道大队撤退方向放了一阵空枪便回去了。
这次截布车，战果颇丰，共截获棉布1200余匹、皮箱200件、日军服装800余套、缎子被100余床、显微镜4架，及药品、呢料、毛毯等物品一宗。
把成功截下的如此大量的战利品送到抱犊崮山区根据地，对鲁南铁道大队来讲是一件十分具有挑战性的事情。通过集思广益，他们最后决定由鲁南铁道大队组织发动群众将布匹分散运出敌占区，同时通知鲁南军区到根据地与敌占区接界边沿交接布匹。
于是鲁南铁道大队开始利用夜间先用小船将布匹从微山岛运到湖边几个渡口，然后由等候在渡口的群众肩担车推，分五路悄悄运到根据地与敌占区接界边沿，铁道大队派人沿途保护。到达接头地点的时候，鲁南军区五团政委王六生已带领一个连的人马在那里等候。鲁南铁道大队大队长洪振海和政委杜季伟带领部分队员协同运送布匹到达鲁南军区，其他人员返回驻地。
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政委邝任农接见了洪振海和杜季伟等人，并代表鲁南区党政军机关向英勇的鲁南铁道大队表示感谢，称他们是“雪中送炭”，鼓励他们发扬英勇、机智、顽强的战斗精神，争取更大的胜利。
鲁南铁道大队截获的布匹解决了鲁南军区机关及三个军分区和教导二旅部队人员的冬装问题。铁道大队还将剩余的花色布分给了群众，解决了部分贫苦人家的穿衣困难。
不曾想节外生枝，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在铁道大队分批把布匹从微山岛运往渡口时，队员黄文发私藏了几匹布。事后，当他把布匹拿到市场上去卖时，被临城的特务发现并逮捕。黄文发经不住严刑拷打，变节投降，供出了铁道大队截布车的事情。内线情报人员把黄文发被捕叛变的消息送来后，王志胜第一个反应就是张允骥可能要暴露，因为黄文发知道铁道大队是通过张允骥得到的关于日军布车的情报。他当即让徐广田、孟庆海连夜赶到沙沟、古井接出张允骥和妻子，秘密转移到微山岛，才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十 建设微山湖后方基地
鲁南铁道队的活动区域是动态变化的，总体方向是由东向西沿铁路迁移。最初是在枣庄，公开打出旗号后，沿枣临铁路西迁至齐村。后来斗争形势进一步恶化，鲁南铁道队继续向西转移到临城一带在津浦路上活动。在这里，与其他几支铁道队合编为鲁南铁道大队。
鲁南铁道大队转移到临城区域活动以后，在兄弟部队的密切协作和广大群众的鼎力支持下，很快在微山湖东岸的津浦铁路两侧初步站稳了脚跟。虽然这一区域内的几个鲁南铁道大队经常活动的村庄都有较好的群众基础，但毕竟是平原地带，无险可守，极易遭到日伪军的致命打击。微山湖是鲁南铁道大队铁路两侧斗争的依托，铁道大队活动的区域距离微山湖很近，有些活动村庄就在湖边。鲁南铁道大队经讨论，决定将微山湖开辟为后方基地，既可作战斗空隙的暂时休整之地，又可在日伪军扫荡时隐身于茫茫芦苇荡，与敌周旋。鉴于此，鲁南铁道大队派副大队长王志胜带刘金山等人到微山湖做开辟工作。
位于津浦铁路西侧的微山湖是南四湖[15]中面积最大的一个，湖内水产丰富，渔业发达。湖中偏北部有个小岛屿，名叫微山，又称微山岛。岛上有吕蒙、杨村等大小18个村庄，两千多口人，群众基础较好。
微山岛向东十几华里就是津浦铁路的塘湖车站。塘湖原本仅是铁路旁的一个小村子。抗日战争初期，由于游击队经常在这一带活动，日军火车在此经常遭到截击，日军才在此地设立了火车站，并在不远的微山岛上建立了伪乡公所。
1941年春，王志胜和刘金山受命来到微山岛时，运河支队已派褚衍启上岛工作。王、刘二人便与褚衍启一起做伪乡长殷占鳌的工作。经过与伪乡长的多次谈判，终于达成协议：伪乡公所可以暂时在微山岛公开存在，表面上应付日本人，但不能干涉抗日武装进岛活动。此后，活动在微山湖里和岸边的鲁南铁道大队、微湖大队、沛滕边大队等几支抗日武装都先后上微山岛活动，把微山岛作为后方基地。
1941年6月，在微山岛上的抗日武装便拔掉了伪乡公所，建立了滕县第八区抗日区政府，微山岛成了鲁南几支游击队共同开辟的抗日根据地。
微山湖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为鲁南地区几支抗日游击队提供了较为稳固的后方，对日军维持占领区的治安和津浦铁路的安全造成威胁。于是，日军派伪鲁南剿共自卫团团长阎成田攻打微山岛。
1941年6月16日夜，临城日军一个分队加伪军一个大队共计300多人进占微山岛。当时，鲁南各抗日游击队都在岛外活动，岛上只留有十几名后方留守人员。日伪军在夜间突然上岛，因乘船渡湖，再加人员众多，声势较大，留守人员闻讯后便分散乘船进入湖中的芦苇荡隐蔽。日伪军扑了个空，恼羞成怒，便大肆抓捕岛上的普通百姓，以私通八路的罪名逮捕了家里住过游击队或与游击队有来往的人家。数日后，日伪军押着40多名百姓离开了微山岛。留下阎成田团副团长苏海如带领阎团一个营的伪军驻守微山岛。
当时在这一带活动的几支抗日游击队，分别属于湖西军区、鲁南军区领导，没有统一的指挥机构。6月22日夜，鲁南铁道大队的政委杜季伟、大队长洪振海，运河支队的作战参谋褚雅青、一大队长邵子真，微湖大队的大队长张新华以及沛滕边大队、水上区和滕八区区中队等8支抗日武装的负责人在小袁庄南坝开会，商量如何夺回微山岛。
会上，根据侦察员的情况汇报分析了斗争形势。岛上日军小分队已经撤走，只有300余名伪军驻守。伪军团部设在杨村东头殷茂全家里。杨村殷延榜、殷延东、殷昭廷以及吕蒙村的殷昭学家各驻有一个伪军小队。各抗日武装能参战的人员总数不足200人。伪军兵力虽多，但战斗力不强，驻地分散，人生地疏，群众痛恨，不了解游击队的情况，又处在远离伪军据点的孤岛之中；游击队参战人员虽然不多，武器粗劣，但是地形熟，敌情明，深得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指战员士气高涨，作战勇敢，完全可以取得胜利。
通过分析讨论，一个完整的消灭驻岛伪军的战斗计划形成了：运河支队负责攻打苏海如的伪团部驻地；鲁南铁道大队负责攻打驻杨村殷延榜家的伪军；沛滕边县大队负责攻打驻殷延东、殷昭廷家的伪军；微湖大队负责攻打驻吕蒙的伪军。运河支队的作战参谋褚雅青曾在旧军队中担任过连长，当过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的作战参谋，富有作战经验，被一致推举为作战总指挥，王志胜、邵子真、张新华为副总指挥。攻击时间定于6月23日晚上，集合地点为微山湖东岸的蒋集村南坝子。褚雅青对各武装的任务进行了明确分工，提出了备战要求，然后大家分头准备。
23日下午，鲁南铁道大队在六炉店集中，先由杜季伟作了战前动员，随后洪振海布置了行动任务。晚上8时整，各抗日武装在蒋集南坝子分乘10多只渔船向微山岛进发。晚11时许，攻岛战斗在杨村、吕蒙等地同时打响。
鲁南铁道大队悄悄包围了杨村殷延榜家的院子，趁着两枚手榴弹爆炸的声响和硝烟冲进院子时，里边却空无一人。找附近的村民一打听才知，原来伪军怕游击队夜里袭击，天黑前已经转移到伪团部去了。于是鲁南铁道大队又在大队长洪振海带领下与运河支队合兵一处去攻打殷茂全家的伪军团部。
一个小时后，完成既定作战计划的各部迅速向杨村靠拢，对伪团部实施合围。部队组织了三次进攻都未奏效，伪军见攻击部队没有攻坚武器，更加嚣张起来，有的在炮楼垛口打冷枪，有的则伸出半截身子向进攻部队射击。运河支队战士王兰坡在观察敌情时被冷枪射中牺牲。总指挥褚雅青下令再次发起强攻，院子东南角炮楼上的两挺机枪压得进攻部队无法接近。洪振海带领队员强攻时，程怀玉等两名铁道大队队员负伤，被迫撤了下来。然后命令曹德清带领5名队员绕到炮楼后面去进攻，也没有成功。最后，在强大火力压制下，总指挥褚雅青命令用火攻。战士们随即拿出事先带来的几只大公鸡，将用豆油浸泡过的棉花捆扎在鸡腿上，用火点着棉花，朝伪军的大院里扔去，公鸡在院子里乱飞乱钻。有两只鸡飞到了伪军的炮楼里，炮楼顿时火光冲天。就在院内的伪军乱作一团的时候，褚雅青果断地命令架云梯发起强攻。苏海如见大势已去，让伪军推倒院子东北角的围墙，朝湖边逃去。
伪军拼命逃窜，游击战士乘胜追击。在杨村西部的一个柴草垛里活捉了苏海如和伪军官兵30多人。
攻打微山岛的战斗大约进行了10个小时，消灭伪军阎成田团的一个营和设在微山湖的伪团部，活捉副团长苏海如，毙、伤、俘伪军官兵200多人，缴获步枪200多支、机枪4挺、手炮2门、伪军军装数箱及其他战利品一宗。
四五天后，临城日军又从邹县调来以尹洪兴为团长的伪军团反攻微山岛。当伪军刚进到湖滨建闸处时，遭到鲁南铁道大队等抗日武装的伏击，没敢渡湖进岛，就逃回了临城。
打“阎团”、“尹团”的胜利，鼓舞了微山湖地区抗日军民坚持抗战的信心，微山湖地区出现了崭新的抗日局面。峄县县委为了统一在微山湖地区的行政工作，成立了微山办事处。从此，微山湖成了在鲁南活动的各支抗日武装的后方基地。
1942年1月，日军又纠集日伪军3000余人，战船百余只，乘夜幕分东南北三路向微山岛发起进攻。当时驻扎在岛上的还有运河支队一大队、微湖大队、峄县大队、沛膝边大队、水上区中队等抗日武装。他们组成临时指挥部，分头阻击敌人。激战7个多小时，毙伤日伪军200余人。因寡不敌众，指挥部决定分路突围。铁道大队在王志胜率领下换上敌人服装，从东北方向突出重围。
突围后，鲁南铁道大队于傍晚来到六炉店村，但村里死气沉沉，村民们都陷入恐慌之中。滕八区区长殷华平在微山岛突围时被捕，已经叛变投敌，正领着日伪军四处搜捕抗日群众。过去的基点村现在迅速伪化，成了汉奸、特务横行的天下，老百姓失去抗日武装的依靠，四处奔走逃难。王志胜只好把队伍拉到野外隐蔽，亲自去彭楼找地下交通站站长秦明道，并通过秦明道与早先带曹德清分队在微山湖外活动的杜季伟和刘金山取得了联系，随即与他们合兵一处。这时，鲁南军区听说微山岛失守，微湖东岸抗日根据地伪化，便命令鲁南铁道大队除留下少数队员坚持隐蔽斗争外，其他人员进山修整。
苦心经营的微山湖根据地在强大的敌人进攻下失守了。微山岛失守的最根本的原因是敌人的强大，攻岛的日伪军人数众多、武器精良、野蛮残暴，致使微山岛失守。
另外，驻微山岛的各抗日游击部队既没有人数的优势，又没有精良的武器，再加上主观上出现的一些错误，导致微山岛失守。对日伪军扫荡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经验匮乏，导致决策失误，认为敌人进岛扫荡，会以伪军为主，配有少量日军，联合部队完全可以对付。因此在决定是守还是撤的时候，多数人主张坚守。但事实是，到微山湖扫荡的敌人是以日军为主，本来扫荡鲁中的大批日军被调往微山湖地区，而且还配备了炮兵、舰船等攻坚部队和装备，实施大规模、多方向攻击，使守岛部队无力防御，无法互相策应。微山岛上的群众并没有真正发动起来，军队与群众的关系还没有达到水乳交融的地步，反扫荡的微山岛保卫战主要依靠几支游击队单薄的力量。微山岛上各抗日武装缺乏统一领导，再加上主要指挥员指挥调度无方，直接导致了保卫微山岛战役的失败。驻岛游击武装没有实行统一领导，致使各武装基本上各行其是，遇有重大事件，才以联席会议形式协商，对敌斗争力量不够统一。战斗出现严重局面时，指挥部主要领导人消极退缩，特别是指挥部决定撤退时，没有通知到所有守岛部队就先自行突围而去，从而造成驻杨村的褚雅青孤军死守，最后几乎全军覆没。
微山岛失守后，微山湖东抗日根据地和黄邱山套抗日根据地基本伪化，鲁南地区的抗日游击武装都受到重大损失。微湖大队转移到湖西活动，鲁南铁道大队进山修整，峄县县大队主力部队几乎全军覆没，运河支队一大队、二大队在岛上被打散，剩下的先后叛变投敌。鲁南地区的抗日斗争形势极为严峻。
十一 黄埠庄战斗洪振海牺牲
日军为彻底消灭鲁南铁道大队，派出特务化装成铁道大队队员，侦察铁道大队的行踪。1941年12月24日，临城日军特务头子松尾亲自出马，带上3名特务化装后偷偷溜进铁道大队驻地六炉店村时，被群众识破，铁道大队迅速出击，击毙2名特务，松尾和另一名特务跳墙逃跑。
大队领导估计敌人不会善罢甘休，肯定会组织兵力到六炉店报复。为尽量减少损失，铁道大队一面将主力部队转移到黄埠庄，一面帮助群众将粮食等物品转移，坚壁清野，同时动员群众暂时离开六炉店，到别的地方躲避起来。
果然不出铁道大队所料，松尾逃回临城后，立即纠集日伪军数百人，于12月27日晚分两路包围了六炉店，但铁道大队此时已转移到了黄埠庄。敌人没有找到铁道大队，便将六炉店村没来得及撤退的村民抓起来，拷问铁道大队到什么地方去了，许多村民被打得皮开肉绽，也没透露铁道大队的去向。敌人恼羞成怒，为了泄愤，把该村的房屋全都放火烧了，整个村庄只剩下残垣断壁。敌人接着又朝乔庙村扑去，仍未发现铁道大队的踪影，便气急败坏地往东撤走了。
鲁南铁道大队大队长洪振海听说六炉店被烧义愤填膺，立即率领部分队员到日伪军扫荡后的六炉店村进行慰问。他见逃难归来的乡亲们无家可归，只能夜宿村头或断壁残垣旁，哭哭啼啼，一片凄惨景象，心情十分难过。他立即召开中队长以上的干部会议，研究保护群众生命财产的问题。他们讨论决定，铁道大队拿出部分资金帮助受害群众重建家园。要求暂时安排好受害群众的生活，尽量不让无家可归的群众挨饿受冻。并决定今后要在保护好群众生命财产的前提下，寻找机会打击敌人，为受害群众报仇。
洪振海大队长安置好群众的生活，刚从六炉店返回黄埠庄，大批日伪军便尾随而至，从三面将黄埠庄包围。当时，铁道大队的长枪队正在微山岛上进行冬季训练，大队部加上短枪队共有50多人，配备两挺机枪。杜季伟政委见敌人的兵力数倍于自己，便提议趁敌人的包围圈尚未形成，赶快突围转移。可大队长洪振海不同意转移，他说，六炉店的群众已经为掩护撤退付出了巨大牺牲，如果在黄埠庄也悄悄撤退，让黄埠庄的群众也遭到与六炉店村民同样的残害，以后群众会怎样看铁道大队？即使撤退，也得先掩护群众疏散，然后再撤。尽管敌强我弱，不宜硬拼，但杜季伟找不出更好的理由来说服洪振海，只得与他一起组织部队疏散群众，迎击敌人。同时派人通知尚在微山岛上活动的长枪队火速前来参战。
铁道大队一面掩护群众转移，一面调集兵力，准备在黄埠庄的运河堤上阻击进犯的敌人。当日伪军进入铁道大队埋伏圈后，洪振海大队长一声令下，手枪、步枪、机枪的子弹一齐射向敌群，日伪军的前锋部队顿时倒下一片。日伪军本以为铁道大队还像在六炉店那样早就吓跑了，因此耀武扬威地开进村子，正打算拿群众出气，突然遭到铁道大队密集火力的攻击，马上乱成一团，吓得趴在地上不敢动。
不多时，装备精良的日伪军发现铁道大队的兵力并不多，便又恢复了疯狂，立即组织强大火力还击，敌我双方展开激战。铁道大队在洪振海大队长指挥下，依靠有利地形越打越猛，敌人则依仗人多势众，也不示弱。政委杜季伟和其他大队领导见敌我众寡悬殊，不宜久战，劝告洪振海撤出战斗，马上率队转移。可洪大队长正打在兴头上，决心在这里歼灭更多的敌人，便没有理会政委的劝说，继续带头向敌群射击。他见一个隐蔽在坟头后面的机枪手被敌人的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很是生气，便过去一把推开机枪手，端起机枪半跪着向敌人扫射，敌人的火力马上被压了下去。
但是，洪振海大队长这样做就过于暴露目标了。敌人集中火力向他射击，一颗子弹击中他的头部，洪振海身子摇晃了一下，坚持射出最后一梭子弹，便倒在血泊中，牺牲时年仅32岁。副大队长王志胜见大队长倒下了，旋即冲上去，将大队长扶起，发现洪振海已经牺牲，怒火中烧，拿起洪振海的机枪，继续指挥战斗。杜季伟政委见敌人火力仍很猛烈，且我方的子弹已消耗得差不多了，为了保存铁道大队的有生力量，避免更大的牺牲，含泪下令部队撤退。在撤退过程中，他们将洪振海的遗体暂时隐藏在黄埠庄西头的一个麦秸垛里面。这时长枪队奉命赶来接应，共同阻击追来的日伪军。敌人见天色已晚，铁道大队又有援军赶来参战，因此没敢继续追击，就撤回临城了。
第二天，铁道大队派人把洪振海的遗体抬到蒋集村，在那里举行了简单的追悼仪式后，便将洪振海埋在蒋集村西的运河岸边。两年后，这一地区的抗日斗争形势好转，洪振海的遗骨又被迁至其家乡滕县羊庄镇大北塘村重新安葬，鲁南铁道大队为洪振海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洪振海牺牲后，鲁南军区首长亲自召见了铁道大队的几位领导人，详细询问了黄埠庄战斗的经过，高度赞扬了洪振海的革命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高尚品德。同时通知他们，鲁南军区党委已经批准洪振海加入中国共产党。遗憾的是，洪振海没有办理完入党手续就牺牲了。
大队长洪振海的牺牲在鲁南铁道大队全体指战员中震动很大，大家都非常悲痛，他们为失去这位足智多谋、英勇善战的好带头人而悲痛欲绝。王志胜最是悲愤，忧思成疾，吐血不止，不得不住院治疗。
大队长牺牲，副大队长住院，鲁南铁道大队急需军事带头人领导大家继续战斗。由谁来做鲁南铁道大队的大队长呢？杜季伟第一个想到的是一中队队长徐广田。徐广田是铁道队创始时期的早期队员之一，枪法准，作战勇敢，铁道队的不少重要任务是由徐广田完成的。他又是共产党员，在铁道大队的地位仅次于洪振海和王志胜。但是徐广田性格鲁莽，好感情用事，在不少事情上过于计较个人得失，因此在队员中的威信不是很高。他只是个将才，而不是帅才，如果把铁道大队的担子放在他身上，恐怕难以胜任。二中队队长孙茂生，在临城一带人熟地熟，截车、作战机智勇敢，但他是在临城铁道队成长起来的，恐怕驾驭不了枣庄铁道队的一帮人。最后杜季伟决定推荐刘金山。刘金山虽然参加铁道队的时间较晚，而且还不是中队干部，但是自从深入虎穴，击毙临城特务头子高岗之后，在铁道大队中的威信迅速上升。他不仅作战勇敢，而且不贪财，能够团结同志。不足之处是刘金山资历浅，经验少，必须给他配一个得力的助手。赵永泉也是早期队员之一、共产党员，有文化，在杜季伟没到铁道队之前，曾任义合炭场的管账先生，在铁道队中人缘较好，让他协助刘金山工作应该没有问题。杜季伟考虑成熟之后，先召开支委会进行了讨论，支委们对提名这两个人代理铁道大队的正副大队长都没有异议。于是杜季伟便召开全体队员大会，提名刘金山任代理大队长、赵永泉任代理副大队长。全体队员举手表决通过了杜季伟政委的提名。
为了加强铁道大队的政治工作，杜季伟又决定让长枪队队长兼指导员赵宝凯改任大队政治协理员，协助杜季伟做思想政治工作，长枪队副队长赵永良代理长枪队队长。随后，杜季伟政委将铁道大队领导人的调整结果上报鲁南军区。没想到，送报告的人第二天便返回来说，近期日伪顽合剿抱犊崮山区根据地，鲁南军区机关已经跳到外线与敌人周旋，无法联系。直到1942年5月，鲁南铁道大队进山修整时，鲁南军区才正式批准刘金山任鲁南铁道大队大队长，赵永泉任副大队长。这时铁道大队已经发展到200多人，重新编为4个中队。
十二 飞车夺药品
缺医少药是根据地遇到的最主要的困难之一。1942年6月，鲁南铁道大队第三次进山休整出山后不久，接到了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要搞些“救命药”的命令。药品是日伪军对抗日根据地封锁的重要战略物品，也是根据地伤员们日夜盼望的救命物，要在当时的背景下搞到药品难度可想而知。鲁南铁道大队只能先指示内线情报员，搜集有关药的情报，而后伺机搞药。
指示发出去没有几天，在临城火车站工作的内线宋帮珍传来一个重要情报：有一个车皮从日本运来一批药品，从北往南运，通过临城的时间是深夜10时30分，装药品的车厢记号也摸得一清二楚。
鲁南铁道大队收到情报后，立即召开战情分析会制订了一个大胆而周密的飞车夺药品的行动方案。参加活动的队员分为两个小组，一组由扒飞车技艺高超的梁传德、孟庆海跟随刘金山潜伏在临城站南边的一个弯道隐蔽处，在弯道列车减速时爬上药品车，撬开车门往下掀药。另一组由副大队长王志胜率一批队员埋伏在沙沟车站西北一个洼地里接应搬运。
这趟军列果然准时进站，加了水后继续往南开去。出了临城不到五里地，刘金山和梁传德、孟庆海便轻盈地爬上飞驰的火车，很快找到那个有暗号的药品车皮，用扳手熟练地打开铁闷子车的结实铁门。到了预定地点洼地，他们把车厢内的箱子，一阵子猛掀。王志胜带领接应人员迅速搬运转移，大批药品器械终于在拂晓前运到微山湖边，交给鲁南军区。
后来才得知，一直到这趟军列到了南京时，日本人才发现药品丢失，沿路追查，竟查不出丢失地点，无人承担责任，最后只能处理了一名押车的日本军官，草草了事。
十三 保卫交通线
抗日战争期间，根据地被日伪军分割、包围、封锁。为了坚持长期抗战，必须建立各根据地与延安之间以及各根据地之间的交通联系。苏北、鲁南地区是日军华北、华中两个战略集团的接合部。纵贯其间的津浦铁路与京杭大运河是贯通南北的交通要道。日军对鲁苏战区发动的强大攻势，使驻在这一地区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及其武装在敌人进攻中，逃的逃，散的散，潜伏的潜伏，且投敌者日益增多。最终，蒋介石下令撤销鲁苏战区，国民党山东省政府随鲁苏战区总部和部队一起撤离。在此期间，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军民粉碎了敌人连续的残酷的大扫荡，打破了敌人妄图消灭山东抗日力量，摧毁山东抗日根据地的阴谋。
抗日根据地军民大力开展了反蚕食、反扫荡、反清剿、反封锁斗争。而进行反蚕食、反封锁斗争的首要办法，就是在敌人占据的主要交通线附近建立秘密交通点、站，开展隐蔽斗争。交通要道，既是敌人的交通命脉，又是敌人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封锁的干线。在交通线的两侧，抗日武装开设了许多交通点、站，完成了护送干部、运送物资的重要任务，对打破敌人的蚕食、封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秘密交通线的开辟
早在1938年5月19日徐州失陷时，日军把鲁南、苏北和皖东北等抗日根据地与延安之间的秘密通道进行分割、阻塞。日伪军重兵把守交通要道，严密封锁，致使经过鲁南的秘密交通线被严重破坏。为恢复通往延安的秘密交通线，从全国大局来看，抗日武装先后开辟了5条从鲁南地区出发或者经过鲁南地区的漫长而艰险的秘密交通线。刘少奇从苏北阜宁县启程，通过秘密交通线，9个月才到达延安，其戏称“小长征”；陈毅从皖东北到延安，通过秘密交通线，走了7个月，可见秘密交通线的艰险程度。无数先进分子、抗战军民通过秘密交通线，追寻红色足迹，到达红色延安，实现了红色梦想。
这五条秘密交通线是：第一条交通线要通过津浦铁路以西新四军第四师彭雪枫部队的活动地区，向北过陇海铁路，到微山湖，经湖西根据地，再经过冀鲁豫边区，最后到延安。因敌伪对陇海路严密封锁，所以经过陇海路颇为艰险。1941年5月30日，新四军第四师主力奉命从津浦铁路西撤到洪泽湖，开辟皖东北根据地，这条交通线随即废止。
第二条交通线是走海路，从盐（城）阜（宁）区乘船，绕道连云港，到达赣榆海岸，再经抱犊崮山区越过微山湖进入冀鲁豫区去延安。因为海上日军战略防御森严，加之海上交通设施匮乏落后，这条交通线很不安全。1943年3月，新四军第三师参谋长彭雄和第八旅旅长田守尧等人乘船走到连云港海域与日军巡逻艇遭遇，彭雄、田守尧等全部英勇牺牲。随后，国民党军统派一名高级特务，冒充田守尧来到延安，计划在毛泽东接见时，刺杀毛泽东。在计划接见两天前，阴谋被保卫处干部识破，才避免了大的损失。
第三条交通线是东起中共山东分局所在地沂水，经抱犊崮抗日根据地的大炉、姬庄，越津浦铁路，过微山湖，经沛县至丰县，再到单县，到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最后到达延安。
第四条交通线是从苏北阜宁县的单家港出发，经东海县、赣榆县，先过陇海铁路，行进到临城附近过津浦铁路，然后渡过微山湖，到达沛县、丰县、单县，再转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最后到达延安。
第五条交通线是从中共华中局和新四军驻地盱眙县的黄花塘出发，经睢宁、邳州、铜山三县，先过陇海铁路，再越过津浦铁路，渡微山湖，到达沛县、丰县、单县，再经过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最后到达延安。
这些交通线途经鲁南时，实际上所走路线合并为两条线，即鲁南铁道大队参加开辟和保卫的两条秘密交通线：一条是由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跨越临枣铁路支线和津浦铁路，经微山湖、湖西到冀鲁豫根据地，然后去延安。铁道大队护送刘少奇去延安时就是走的这条交通线。这条交通线主要用于护送鲁南军区以及中共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的领导及从海路来的新四军领导去延安；另一条是由华中新四军的邳睢铜根据地，经运河支队活动的鲁南黄邱山套游击区，从沙沟附近跨越津浦铁路，经微山湖到湖西，再经冀鲁豫根据地去延安。这条交通线是由新四军四师、运河支队、鲁南铁道大队、微湖大队共同开辟的，主要用于护送新四军的领导干部去延安。
1942年鲁南铁道大队的战略任务转移后，主要任务就是护送各级领导干部跨越日伪军重兵把守的津浦铁路。护送的干部都是党政军的各级重要负责同志，其中包括刘少奇、陈毅、萧华、陈光、朱瑞等领导。由于鲁南铁道大队的准备工作充分，加上护送人员的英勇机智，护送干部近千人通过交通线，从未发生任何意外，受到鲁南军区和一一五师首长的高度评价。鲁南军区发通令嘉奖铁道大队，并给在护送活动中做出重大贡献的铁道大队队员徐广田、郑林川记一等功。
时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的罗荣桓给铁道大队写的嘉奖信中指出，鲁南铁道大队的任务是艰巨而光荣的，肩负着保卫通向全国人民向往的抗日圣地延安的通道。鲁南铁道大队保证了这条重要的交通线，使根据地的情况能够随时报告给党中央；同时也能够及时得到党中央的指示；安全护送了在前线根据地工作的大批干部到延安学习，这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罗荣桓称赞鲁南铁道大队像一把钢刀，插入敌人的胸膛，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他希望鲁南铁道大队做好坚持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再接再厉，不怕艰难，不怕牺牲，积极开展对敌斗争，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坚决完成党交给的任务，粉碎敌人的扫荡和“强化治安”阴谋。坚决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做好群众工作，更加紧密地团结和依靠群众，克服困难、战胜敌人。
从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通往微山湖区的交通线是通往延安的多条交通线重合的重要一段。这条交通线要越过日伪军重兵把守的枣庄和津浦铁路与临枣支线两条铁路，护送难度可想而知。1942年年初，枣临一带的日军通过铁路、公路等交通要道及封锁沟墙和据点，隔断了微山湖东地区与抱犊崮山区根据地的联系。2月21日，延安派来山东的两批干部100余人，抵达微山湖地区，要求鲁南铁道大队设法护送他们去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此前，鲁南铁道大队以前去往山区根据地的秘密交通线已被敌人破坏，这条路还能不能走呢？为确保万无一失，鲁南铁道大队派大队文书张亮元带领6名侦察员，走原先的道路，沿柴胡店、羊庄一带的山间小道去抱犊崮山区走一趟，进行实地侦察，如果沿途敌情不复杂，就沿这条老交通线护送干部队去抱犊崮山区。
张亮元等人领受任务后，首先来到柴胡店，侦察得知小石楼村的地主张兆谨成立了一个有几十支枪的反动民团，经常骑自行车巡逻，并且与阎村的国民党顽军勾结，作恶多端。侦察队认为，张兆谨盘踞的地方处在秘密交通线的必经之地，要恢复秘密交通线就必须铲除这股反动民团。于是，侦察队乘夜向民团的围子发起攻击，激战一个多小时，毙伤敌人十余个。这时，阎村的顽军赶来支援。张亮元腹背受敌，只好撤出战斗。为了掩护其他侦察员撤退，张亮元不幸壮烈牺牲。这条交通线沿线村庄皆有日伪军的据点，炮楼、封锁沟墙纵横交错，且有敌人日夜巡逻，显然，重新开通的难度非常大，必须开辟一条新的交通线。
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津浦路西交通站站长秦明道建议废弃老路开辟新路。新路可以走南线即临城劫车案发后，孙美瑶返回抱犊崮山区所走的道路。此路虽要越过津浦、临（城）赵（墩）两条铁路及曹窝、棠阴、上辛庄、渴口等6道日伪军的封锁关卡，但鲁南铁道大队二中队队长孙茂生熟悉这条路线也熟悉沿途的地理人情。鲁南铁道大队政委杜季伟采纳了秦明道的建议，派孙茂生带部分侦察员前去侦探。孙茂生领受任务后，千方百计安抚了沿途关卡的伪军，这条新的交通线开辟成功。
首次护送任务是由孙茂生率领20名铁道大队队员护送延安派来的干部队去抱犊崮山区根据地。因为沿途关卡都已疏通，所以没出任何意外，就安全地将干部队护送到抱犊崮根据地，因而受到军区首长的表扬。
孙茂生归队后，鲁南铁道大队专门开会研究了今后如何开辟和保卫微山湖东抗日根据地与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和微山湖西抗日根据地之间连接的秘密交通线问题。会上，大队政委杜季伟指出，敌人为了津浦路的安全，日军三十二师团用一个联队、两个大队2000余人的兵力，驻扎在津浦铁路鲁南段及多道封锁线上，现在原先的老交通线已被敌人重兵卡死。新开辟的交通线是与上级联系的唯一通道。他要求一定严守秘密，千方百计地保护它。
1942年秋，鲁南铁道大队出色地完成护送刘少奇过津浦铁路后，在鲁南军区的帮助下，又开辟了两条新的路线。即从抱犊崮山区根据地经马庙、税郭、放马场、曹窝、姬庄至湖边的乔庙、蒋集一线和从抱犊崮山区根据地经郭村、齐村西、聂庄、放马场、曹窝、姬庄一线。确保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完成护送干部安全穿越津浦铁路的任务。他们对这两条秘密交通线所经过的村庄全部进行了调查摸底。交通线两侧的12个据点、炮楼中的伪军，除上辛庄、税郭两个据点外，其余的都被鲁南铁道大队争取过来，实现了全天候安全通过。
在鲁南铁道大队活动范围内，由铁道大队护卫的另一条秘密交通线是由华中抗日根据地通往延安的交通线。这条交通线是1942年新四军四师政治部经过考察后，与活动在鲁南一带的八路军运河支队、鲁南铁道大队、微湖大队等游击队共同开辟的。主要是护送新四军的领导干部从华中来往延安。
1942年年初，为了切实加强调查研究，整顿学风，新四军四师成立了调查研究室。鉴于鲁南苏北地区的复杂斗争形势，调查研究室决定派奚原前往了解日、伪、顽情况，搜集其军事、政治、经济、历史等各方面的资料，供领导参考。8月23日，奚原离开四师师部，随护送部队通过封锁线，26日拂晓抵达邳（县）睢（宁）铜（山）根据地。在邳睢铜地委和铜山县委的帮助下，奚原开始了在陇海铁路以南地区的调查工作。9月中旬，又随萧（县）铜（山）独立营到达萧（县）铜（山）灵（壁）路东根据地。10月进入萧铜路西游击区。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他穿行于敌人的封锁线之间，克服种种困难，对该地区的敌伪情况做了较为详细的调查，但对西部顽军情况了解不多。萧县的同志告诉他，北边八路军掌握西部顽军材料较多，值得前去搜集。于是奚原决定北上，到陇海路北继续进行调查。要越过陇海铁路北上，只有从津浦路东的邳睢铜根据地北上到八路军运河支队的活动地区，但中间要穿过日军控制的陇海铁路和顽军韩治隆控制的不老河地区。
10月下旬，奚原重返邳睢铜根据地，得到铜山县委书记王子模的热情帮助。奚原在运河支队交通员高守泉的带领下，越过敌顽的几道封锁线，于11月中旬到达运河支队支队部的驻地，由苏北来到鲁南进行细致的实地调查。调查完毕后，奚原提出了由华中经运河地区过津浦铁路经微山湖去延安的建议。随即，鲁南军区派王建安、郑林川二人对运河支队、文峰大队、鲁南铁道大队等部活动区域进行了详细的实地考察，一条由华中经鲁南去延安的秘密交通线便正式开通了。鲁南铁道大队担负的护送任务就是其中最关键的一段即横越津浦铁路。当时，日军为了保障交通命脉的畅通，加强了对铁路的控制。尤其是津浦铁路，采取了十分严密的防护措施，铁路两旁挖了很深的护路沟，架有铁丝网。在每个小站和铁路通过的桥梁旁还修筑了碉堡、岗楼，派驻日伪军把守。每到夜晚，两个小车站之间不仅有伪军或民夫巡路，而且日军还经常开着铁甲车巡逻。要穿过日军的铁路封锁线，困难可想而知。
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鲁南铁道大队积极地开展对敌伪顽的斗争，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和责任感，机智勇敢地执行着护送任务。一批又一批的干部通过这条交通线来往于延安和华中根据地之间。1943年12月，陈毅去延安时就是走的这条路线。
之所以能够顺利完成护送任务，是因为鲁南铁道大队采取了正确的策略。他们坚持对日军小打狠打，对伪军打拉结合的策略。逐步在敌占区建立起了地下联络站、工作站、情报网，建设维护地下交通线。交通线上关键节点的伪军中队长、小队长及伪乡长等被铁道大队争取过来后，干过不少诸如送情报、搞弹药、购买短缺物资的活动。当需要过铁路时，伪军不但让路放行，而且有时还站岗放哨暗中保护，从而建立起了跨越临枣铁路支线和津浦铁路的安全走廊。
鲁南铁道大队保护秘密交通线的任务是非常繁重的，特别是华中经运河地区去延安的交通线开辟之后。由山东地区去延安的过路干部由鲁南军区移交给鲁南铁道大队，铁道大队护送横越津浦铁路经微山湖去湖西军区，从延安来山东的干部，走的路线正好相反。从华中去延安的过路干部则由运河支队移交给鲁南铁道大队，铁道大队护送横越津浦铁路经微山湖去湖西军区，从延安去华中的干部，走的路线正好相反。
（二）护送领导安全通过秘密交通线
1.护送刘少奇
1942年7月底8月初，护送刘少奇从鲁南军区驻地埠阳出发经秘密交通线跨越津浦铁路到微山湖是鲁南铁道大队首次正式护送干部。既是首次正式护送干部，又是护送中央级别的领导，所以参加护送的队员的心情是既激动又紧张的。从抱犊崮山区根据地到微山湖有近百里的路程，中间要穿越台枣铁路和津浦铁路两道日伪严密封锁线。为安全起见，队伍只能昼伏夜行，所以前后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虽然护送过程如此艰难，但是所有参加护送的队员都没有感觉到路途远，也没有感觉到时间长。
刘少奇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1942年1月，中央决定让他回中央工作。鉴于山东抗日根据地面临的形势和问题，中央决定刘少奇在由华中返回延安途中，检查指导山东的抗日工作。中央书记处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指出，山东工作处于一个艰苦的阶段，“不仅由于敌人残酷扫荡，地区缩小与分割，主观上亦存在相当严重弱点”。电报分析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形势，指出了在执行政策、主力部队与地方部队的关系、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的关系以及外地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要求刘少奇路过山东时，进行调查，指导解决。
3月18日，刘少奇化名胡服同随行的100余名华中局干部，由一一五师教导五旅十三团团长周长胜率部护送，从苏北阜宁县单家港启程。刘少奇一行穿越数道日伪封锁线，于4月初从山东滨海区的海陵县过陇海铁路，进入山东抗日根据地，4月10日到达山东分局、一一五师师部驻地临沭县朱樊村。在山东，刘少奇经过3个多月的调查研究、谈心交流、开会讨论，终于使山东分局及一一五师领导干部认清了形势，统一了思想，明确了任务，山东的形势开始好转。
7月下旬，刘少奇一行由一一五师教导二旅旅长曾国华率部护送，从朱樊启程，重新踏上去延安的征途。鉴于沿途敌情复杂，为减小目标，隐蔽行动，根据山东分局的建议，刘少奇只带18名工作和警卫人员继续前行，其余随行人员返回华中根据地。
7月底的一天下午，鲁南铁道大队突然接到鲁南军区司令部的一个紧急通知，让大队领导人马上赶到军区接受重要任务。鲁南铁道大队政委杜季伟、大队长刘金山和副大队长王志胜等人连夜赶到军区司令部驻地埠阳。张光中司令员和王麓水政委接见了他们并布置了护送刘少奇到微山湖的秘密任务。
这是鲁南铁道大队首次正式执行护送任务，特别是护送的又是中央首长，尽管有一一五师教导二旅的同志随行，但他们还是感到压力特别大，因此对护送方案进行了多次认真推敲研究。护送方案把整个护送路程分为两段，第一段是从军区驻地埠阳到津浦路东十余里的小北庄。这段路是鲁南铁道大队与鲁南军区经常联系的交通线，由于开辟的时间较长，基础较好，所以沿途比较安全。第二段是从小北庄到微山湖。这段路要经过津浦铁路，是鲁南铁道大队的重点警戒路段。刘少奇要在小北庄休息一个白天，晚上通过津浦铁路到微山湖，交给微湖大队，由微湖大队负责护送到微山湖西，交给湖西军区继续护送西去。鲁南铁道大队将护送方案报送鲁南军区首长批准后执行。
刘少奇到达鲁南军区驻地后，听取了军区司令员张光中关于四县边联地区党政军三方面的工作情况汇报。根据工作汇报和沿途观察到的情况，刘少奇分析了造成困难局面的原因和克服的办法。他鼓励鲁南党政军民用斗争赢得胜利，变被动为主动。刘少奇要求，一要正确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独立自主，既团结又斗争；二要加强地方抗日武装力量，巩固抗战成果，扩大根据地；三要利用敌伪顽的矛盾，狠狠打击日寇，提高部队的威信，坚定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四是军队要精兵简政，艰苦奋斗，自力更生。
刘少奇在埠阳住了两天三夜，等王志胜带两名队员到沿途伪军炮楼疏通好关系后，第三天上午启程，打算到接近敌占区的马庙庄隐蔽休息，乘夜通过敌占区。
在距离预定休息地点马庙庄三四里的地方，护送队重新分析了敌情和地形，决定改变计划。先到马庙庄附近的云涧峪休息，趁夜间通过敌占区。上午11点多钟，刘少奇一行到了云涧峪。晚上，曾国华按照刘少奇指示，带五团的七八个侦察员，在王志胜的引导下，护送刘少奇继续前行。经过一夜行军，于黎明前抵达鲁南铁道大队的活动区小北庄。
刘少奇在小北庄休息了半天，下午接见了鲁南铁道大队的领导人和参加护送的同志。详细询问了从小北庄到微山湖要途经的地方，路程有多远，要经过敌人多少哨卡等情况。接着，刘少奇对鲁南铁道大队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同时指出他们在发动和依靠群众方面还有需要努力的地方。刘少奇建议他们在敌占区建立一批基点村，他解释了基点村的概念，一是要把村里的群众基础打牢，得到群众拥护；二是村里要有坚强的骨干，要注意发展党员；三是能掌握住与敌伪军交往的人。他指出，基点村越多，抗日武装活动范围就越大，群众基础就越牢固。
刘少奇肯定了鲁南铁道大队对敌伪军的工作。他强调，不要把敌人看成铁板一块，要对他们中的成员做具体分析，要扩大可依靠的力量，争取中间力量，打击首恶分子。刘少奇还特别提醒鲁南铁道大队警惕叛徒、特务。
当天晚上，为确保刘少奇等人的安全，按照预定护送方案，护送人员兵分三路。一路由杜季伟带6名队员与曾国华带的警卫排一同到津浦铁路西准备接应；一路由王志胜去沿途伪军炮楼疏通关系；一路由刘金山率9名铁道大队队员担任护送任务。
王志胜一组于晚上8点钟左右，带着美酒和香烟来到津浦路旁的伪军炮楼，鲁南铁道大队准备护送刘少奇从这座炮楼附近的涵洞底下通过津浦铁路。王志胜对炮楼的伪军进行了教育并得到伪军的放行许诺后，即刻返回小北庄，把情况向刘金山做了汇报，建议马上出发过路。接着，王志胜又带了几名队员来到炮楼，让队员们都换上伪军服装，守卫在炮楼周围。
一切准备妥当之后，刘少奇一行20余人在刘金山等人的护送下，悄悄地离开小北庄，向西行进。晚上10点多钟，便来到津浦铁路东侧。护送队决定从沙沟与姬庄之间的一个涵洞下穿过津浦铁路，涵洞下面是一条已经干涸了的沙河，顺着这条干沙河过铁路不容易暴露目标，比走陆路更安全，而且还能避开敌人在铁路两旁挖的又深又宽的封锁沟。王志胜看到护送队伍靠近了炮楼，就用手电筒发出过路的信号。刘金山等人看到信号后，便护送刘少奇朝铁道方向走去。
刚走出不远，突然从北面闪出一道白光，远处的轨道上传来了突突的响声，接着日军的一辆巡逻装甲车从临城方向驶了过来，刺眼的探照灯光束在他们头上扫来扫去。护送队马上采取应急措施，让过路人员立刻退回沙河边卧倒隐蔽，在路西负责接应的杜季伟、曾国华等人也做好了战斗准备。只见巡逻装甲车在伪军炮楼边上停了下来，几个日军走出装甲车。在得到伪军小队长一切正常的报告后，日军就上了装甲车，朝沙沟方向开走了。
日军的巡逻车走远后，刘金山等人簇拥着刘少奇飞快地穿过涵洞，然后命令护送人员跑步前进，与杜季伟、曾国华的接应队伍合兵一处，继续快速向西前进。之后再没有发现敌情，护送队才松了一口气。在护送途中，刘少奇指出，目前日军控制了铁路交通线，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分割封锁，割断了各根据地之间的联系。延安同山东、华中根据地的联系现在只有这一个口子。刘少奇要求鲁南铁道大队用一切力量，保住这条交通线。他指出，今后鲁南铁道大队的重要任务就是护送过往的干部。刘少奇同护送人员一边走一边谈，不一会儿，就到了蒋集镇。
蒋集是鲁南铁道大队的基点村，群众基础很好，位置离微山湖已经很近。本来他们计划安排刘少奇在一位老乡家里休息一天，第二天晚上再进湖。但听房东大娘说沙沟等几个据点最近又增加了兵力，护送队决定取消在蒋集的住宿计划，马上启程，到微山湖里的船上住宿隐蔽，待第二天天黑后再去湖西。于是，他们弄来了三条小船，杜季伟、刘金山与刘少奇同乘一条船，其他人员分乘另外两条船，一起划向湖里的隐蔽地方。
第二天晚上，他们正准备将护送刘少奇的任务转交给微湖大队，由微湖大队护送去湖西。不料敌情又有了变化，日伪军正在湖西一带疯狂扫荡，严密封锁。鲁南军区指示他们暂时不要过湖。就这样，鲁南铁道大队护送队陪同刘少奇在微山湖里的渔船上又度过了四天。
在微山湖停留期间，刘少奇先后接见了鲁南铁道大队政委杜季伟、大队长刘金山、副大队长王志胜，沛滕边县委书记张庆林，微湖大队大队长张新华等人，在听取了工作汇报后，刘少奇对鲁南地区的工作做出了四条指示：一是目前这条交通线是中央联系山东、华中的交通命脉，要千方百计保护好，确保畅通无阻。二要注意做好伪军工作，对那些尚有爱国之心的人要努力争取，在敌占区工作要讲究策略，该团结的一定要团结，该镇压的一定要镇压。三要积极抓好根据地建设，有了根据地，才能站得住脚。四是当前形势敌强我弱，行动要慎重，不要过于刺激敌人。
第五天，湖西的形势开始好转，鲁南军区决定护送刘少奇一行继续西行。临走时，曾国华旅长要求铁道大队派一名侦察员随微湖大队将刘少奇护送到湖西，于是杜季伟就派侦察员陈绪忙随行。刘少奇一行乘数条小船在微湖大队的护送下向湖西驶去。
数小时后，刘少奇一行安全到达微山湖西岸的王楼，湖西军分区的邓克明司令员和潘复生政委已经带着骑兵排在岸边等待。船靠了岸，刘少奇握别了微湖大队的护送人员，然后跨上战马，踏上了新的征程。刘少奇一行经鲁西南于9月进入冀鲁豫边区。随后，又经冀中、太岳、晋西北地区进入陕北，12月抵达延安。
2.护送萧华
1942年秋天，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萧华受中共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领导的派遣，由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驻地莒南县去太行山区，向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汇报山东分局对敌斗争的形势和5年来的工作情况。同时，检查指导湖西、鲁西的工作，并传达刘少奇对山东抗战工作的指示精神。途中，要横跨晋冀鲁豫四省交界处的敌占区，其中包括跨越敌人封锁严密的津浦铁路和平汉铁路。
10月中旬的一天，萧华在夫人王新兰、警卫员徐登坤和秘书康茅召陪同下，一行4人从莒南县乘马启程，跨过沂河，很快就进入了鲁南军区。在费县的一个小村庄，萧华接见了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政治委员王麓水并听取了鲁南斗争情况的汇报。萧华对鲁南军民在艰难的环境下开展抗日斗争给予充分的肯定。在鲁南军区逗留的短短几天，萧华还对周围群众的生活状况进行了调查研究。
萧华一行需要穿越津浦铁路线，进入湖西根据地继续西行。鲁南军区便通知鲁南铁道大队来军区驻地接送萧华一行。鲁南铁道大队因为有了护送刘少奇的经验，这次已是轻车熟路。政委杜季伟领受任务后与其他领导人商定了护送方案后，就带十几名队员赶到鲁南军区。给萧华一行四人换上便装后，他们就上路了。经过一晚上的夜行军，护送队于拂晓时分赶到枣庄和峄县城之间的丘陵地带。这里距离枣庄只有5公里的路程。因为此时天已大亮，必须隐蔽下来，静候天黑。
天彻底黑下来之后，杜季伟便通知萧华等人继续赶路。他们在曲曲折折的小路上又前行了一夜，终于在黎明前赶到沙沟附近的一个距津浦铁路3公里的小村子。杜季伟将萧华一行安排在伪村长的家里休息。趁休息的机会，杜季伟向萧华详细汇报了鲁南铁道大队在这一带的活动情况及依靠群众的力量建立情报联络网的情况。
萧华一行在这里休息了一个白天，当天深夜，他们在鲁南铁道大队的护送下，越过了津浦铁路。一行人又摸黑走了十余里路，来到微山湖岸边，与微湖大队大队长张新华顺利交接。鲁南铁道大队便完成了护送任务。
萧华对鲁南铁道大队护送他穿越津浦铁路印象深刻，感受颇多。多年后，追忆当时的情景，萧华还赋诗一首为记：
神出鬼没铁道旁，袭敌破路毁沟墙。
深入兽穴斩虎豹，飞越日车夺械粮。
汪洋大海游击队，怒火熊熊敌后方。
条条铁轨成绞索，寇灰满载运东洋。
[1] 中共枣庄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枣庄地方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235页。
[2] 中共枣庄市委党史研究室编：《鲁南革命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1页。
[3] 中共枣庄市委党史研究室编：《鲁南革命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7页。
[4] 中共枣庄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枣庄地方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327页。
[5] 中共枣庄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枣庄地方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72页。
[6] 中共枣庄市委党史研究室编：《鲁南革命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5页。
[7] 中共枣庄市委党史研究室编：《鲁南革命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5页。
[8] 中共枣庄市委党史办公室编：《鲁南铁道大队纪实》，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91页。
[9] 鲁南地区的“拜仁兄弟”，俗称拜把兄弟、拜把子，是一种典型的仪式亲属、拟亲属。
[10] 中共枣庄市委党史办公室编：《鲁南铁道大队纪实》，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57页。
[11] 中共枣庄市委党史研究室编：《鲁南革命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9页。
[12] 中共枣庄市委党史办公室编：《鲁南铁道大队纪实》，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47页。
[13] 因铁道队成立之初仅十余名队员，“徐家五虎”在人数上占到近半。
[14] 中共枣庄市委党史办公室编：《鲁南铁道大队纪实》，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62页。
[15] 微山湖、昭阳湖、独山湖、南阳湖统称南四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