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文“是”和“存在”的词源学考察

在中文中，我们找不出一个词来翻译“Being”这个西文词，同时将“存在”和“是”两种含义包含在一个中文词里。这就是说，在中文里，“存在”和“是”是分别表达的。这一“分别”对于中西形而上学的理解具有根本的意义。

一 中文“是”和“存在”的词源学考证

在中文里，“是”的解释是：直也，从日正。^[27]这是中文“是”字的实义。它的基本语义为“正确；表达判断；此，这；凡，所有”^[28]。概括之，中文“是”表判断，具有系词、指代和助词之意。其实，根据王力先生等人的考证，在先秦之前，“是”字只不过是作为助词和指代词使用的，而不是作为系词使用的。换言之，古代中国人的判断并不是从系词“是”开始的。“是”作为系词用法最早可见于两汉王充的《论衡》之中。王力先生又认为，只有到了南北朝，“是”字的系词用法才盛行起来。“这个时期，系词有两大标志：第一，它摆脱了语气词也字，‘是’成为必要；第二，系词‘是’加否定词不字，在口语里代替了上古的非字。”^[29]也就是说，中文的“是”字作为系词的普遍使用大约在公元5世纪到6世纪且是由于口语化所致。在这种用法的基础上，又产生了一些活用法，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承认或否认一件事实，有时追究原因。这时，“是”字才普遍带有判断词的含义。

中国语言学者一般都认为，在文言中，“是”词一般不作为判断词。古汉语的判断语一般采用加助词的形式。因此，起码在中古时期以前，中国人是不大采用主谓结构的形式思考或说话的。进一步说，对“是什么”的追问不是当时中国人特别重视的问题。这可能是中西方在语言上的差异，更有可能是中西方在思维上的一个内在的根本差异。随着西学东渐，特别是马建忠的《马氏文通》的发表，马公用西方语法全面地规范了中文的用法，完全改变了中文“是”字的意义和作用。马建忠说道：“界说十三，凡以言起词所有之动词静者，曰语词P，表语；界说十二，凡以言所为语之事物者，曰起词S，主语。”^[30] 这样，从表面上看，似乎中文的“是”字已经同西文的“being”毫无区别了。因为从此以后中文也大多采用了主谓结构。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在西文“Being”中，其基本含义之一有“是什么”的意思，“是”和“什么”是联在一起的。但是，在汉语中，“什么”并不是中文“是”本身所蕴含的，而是另有出处。王力先生认为，“什么”不是从“何”字演变而来的，也不是从“底”字演变而来什么。“什么”是在唐代产生的。《集韵》说：“不知而问曰什么。”^[31] 就是说，在汉语中，“是”字是从助词发展为指代词，由于指代常常处于主谓之间，因而演变成了系词。这是中西方在“是”字上的第一点不同；另一点不同在于，西文的“Being”是同“什么”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中文的“是”和“什么”是分离的。根据王力先生的看法，“是”产生于汉代。“什么”产生于唐代，是从口语“怎么”转变为“什么”这样的书面语的结果。这就从词源学意义上根本否定了中文“是”和西文“Being”中“是”的可同义性。

同时，中文中的“存在”主要是指实在，是指人们可以通过感觉感知到事物的状态或性质等。这就是说，中文的存在是指事物在时空中的存在状态，特别是指事物还没有消失。如果事物消失了，中文中则多少是认为是不存在了。这样，如果是没有在时空出现的东西，无论是事物还是观念，中文里一般认为就是“不存在的”。显然，中国的“存在”并没有包括观念性存在。观念性存在对于一般中国人来说就是不存在。然而，对于西文来说，一些观念，即使是超出经验世界的观念，尽管这些观念在经验世界里找不到，但是，它们仍然可以是being的，是存在的。因此，中文的“存在”只能相当于西文“Being”的“存在”含义的一部分。确切地说，中文的存在主要是指“实在”。

这就是说，中文的“存在”同西文中“being”的存在含义也只具有某种的一致性而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在中国传统的形而上学思想中很难有对存在问题的追问。存在问题研究上典型而明显体现了中西在形而上学问题上的两种追问的方式。对于古代中国人来说是当然的，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对于西方人来说，存在问题则是必须首先要追问的。为什么存在物存在虚无反倒不存在则是他们首要的形而上学问题。

二 中文“是”和“存在”词源学考证的意义

因此，这种词源学考察给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中文中也很难找到一个词语来翻译同西文中“Being”的含义。这样的事实说明，即便从词源学角度上说，西方哲学中主要研究“Being”问题的metaphysics上就找不到相应的中文来翻译。严格地说，如果按照metaphysics意思翻译，中文只能将其翻译为“后自然哲学”，而绝不可能将其翻译为中文的“形而上学”。

因为中文里的“形而上学”是同道器相关的。^[32]因此，即便从词源学上说，中西形而上学在概念和含义上也是很难吻合的。

当然，中国哲学应该有它自己的基础，当然有它自己的形而上学。当然它的形而上学应该有它自己的基本思想和特色。因为从《周易》的《系辞》中提出“形而上”与“形而下”这对概念到现在，中国的形而上学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其中确实具有非常丰富而深刻的思想。但是，迄今为止，对于中国的形而上思想迄今还没人做过认真的梳理，我们对此还缺乏基本的了解。因此，从中国传统哲学中形而上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角度，清理出中国形而上学思想内在逻辑和思路，并概括出其基本内容和特点，从而严格地将其同西方的metaphysics历史发展相比较，这项研究就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还具有巨大的社会和实践意义。

同时，自从亚里士多德提出形而上学思想到现在，西方形而上学也具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因此，不仅在词源学意义上西方形而上学也有着自己特殊的意义，而且在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中，其形而上学也有其自身历史发展的命运。只要将这一历史命运彻底地清理清楚之后，我们就能真正理解西方形而上学思想，从而才有可能进行中西形而上学的比较研究。

我们对于中西形而上学的比较研究恰好就是由于这样的词源学分析给予了我们提示。它使我们认识到中西形而上学也许是两种不同的形而上学形态，不能将其混淆。如果这样的认识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它又使我们认识到，对于形而上学的中西比较必须有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我们必须分别考察中西方形而上学各自发展的历史思想之后，我们才能在相对可靠的基础上来比较中西方的形而上学思想，从中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这种比较的根本问题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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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6页。

[2] 同上书，第125页。

[3] 苗力田：《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浅注》，《哲学译从》2000年第1期，第78页。

[4] 同上。

[5] 苗力田：《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浅注》，《哲学译从》2000年第1期，第78页。

[6] 同上。

[7] 同上。

[8] 同上。

[9]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6—57页。

[10] 同上书，第57页。

[11] 同上书，第125页。

[12]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25页。

[13] G.S Kirk.Raven，M.Schafield： 《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家》（资料选编）1985年修订版，第245页。

[14]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1页。

[15] 汪之嵩等：《希腊哲学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10页。

[16]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64页。

[17]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05—106页。

[18] 同上书，第430页。

[19]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430页。

[20] 维特根斯坦：《名理论》，张申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9页。

[21]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0页。

[22] 同上。

[23] 谢遐龄：《康德对存在论的扬弃》，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72页。

[24]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5页。

[25]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6页。

[26]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页。

[27] 许慎撰：《说文解字注》，段玉裁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9页。

[28]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辞源》，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769页。

[29] 王力：《古代汉语》中册，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353页。

[30] 马建忠：《马氏文通校注》，章锡琛校注，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93页。

[31] 王力：《汉语史稿》中册，北京出版社1982年，第291页。

[32] 这一点，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会有专门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