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古籍版本学是一门既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已成学界公识。追溯其因，前人关注版本实践活动的时代早，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了萌芽；后人对其学科体系的建构比较晚，直到20世纪中后期才基本完成。
凡事欲理其流，必先知其源。版本学的发展与图书变迁密不可分。据曹之先生考证，我国最早的图书当始于夏代。自夏朝至今的数千年中，中国图书之载体由甲骨而金石、而简册、而缣帛、而纸张，其制作形式或书写，或雕版，或影印，因此古籍在流传中有存有佚，或全或残。除了书籍的完整性外，同书异本的校勘活动先秦已有，《国语·鲁语》记载：“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是其证。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编纂皇家藏书时，更是广收异本，雠正一书，正如《北齐书·樊逊传》所述：“按汉中垒校尉刘向受诏校书，每一书竟，表上，辄言臣向书，长水校尉臣参书，太史公、太常博士书，中外书合若干本，以相比较，然后杀青。今所雠校，供拟极重，出自兰台，御诸甲馆，向之故事，见存府阁，即欲刊定，必藉众本。”这说明当时校雠书籍必先集中不同的版本，从中选出优本，然后才能校勘字句和篇章异同；所谓“优本”，实乃《墨子·非命上》“天下之良书”、《汉书·景十三王传·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中之“良书”“善书”，也即“良书”“善书”概念早在先汉时已经提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纸张的普及，特别是佛经的流入，同书异本现象更趋普遍，加之佛经跨地域、跨文种的翻译传播，更是催生了一系列版本术语的出现，如南朝梁释僧祐《出三藏记集》中的“正本”“异本”“定本”“前本”“旧本”；北魏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中的“误本”“俗本”“古本”“江南本”“江南旧本”“河北本”等。甚至还萌生了考订版本源流的思想和方法，如梁释僧祐在《出三藏记集》中针对当时佛经“或辞句出入，先后不同；或有无离合，多少各异；或方言训古，字乖趣同；或其文胡越，其趣亦乖；或文义混杂，在疑似之间”的状况，提出了“万流同归，百虑一致”的思想，颜之推还首创了用金石文字来校订版本的校勘方法。
到了宋代，随着雕版印刷术的普及，更是首次出现了“版本”“善本”等版本学核心概念；确立了“鉴定古籍版本”“考订版本源流”的版本学研究核心内容；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善本观，表现在宋人既继承了汉魏以来尊崇古本、写本、官本、精校本、足本的传统，还能在特定的文献环境下进行一定的变通的感悟，如陆游在《渭南文集》卷三十一提出“善本不必是古本旧本”、朱熹在《韩集考异》中提出善本当以“文势义理”为准而“无论官私”、吴若《杜工部集后记》中则提出善本“虽未必皆得其真，然求不为异者”等观点；同时，也产生了一批重要的版本目录，如南宋尤袤的《遂初堂书目》就具体列出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如成都石经本、秘阁本、旧监本、京本、江西本、吉州本、杭本、旧杭本、严州本、越州本、湖北本、川本等；明毛晋撰《汲古阁书目》时，就更加明确注出宋本、影宋、校宋本、元本等；至于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等更是从理论层面记载、阐述和考辨了同书异本的各种特征、源流和差异。
尤其是到了清代，古籍版本学得到了长足发展，可谓进入了最繁荣的时期。随着康、乾、嘉、同、咸时期考据学的兴盛，文字训诂、音韵、校勘、辨伪、辑佚诸学蜂起，各种研究方法相互交融，版本学的研究无疑也渗入了考据学的方法，从而推动了版本学的发展。这一时期，出现了一大批版本学大家，如钱曾、黄丕烈、钱大昕、顾广圻、孙星衍、张金吾、叶德辉等；涌现了一大批版本目录学成果，如毛扆《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季振宜《季沧苇藏书目》等为一般的版本目录，如钱曾《读书敏求记》、曹溶《静惕堂书目》、朱彝尊《潜采堂宋金元人集目录》、徐乾学《传是楼宋元本书目》、黄丕烈《百宋一廛书录》、于敏中等《天禄琳琅书目》、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莫友芝《宋元旧本书经眼录》等，则是典型的善本目录。这些目录著作对版本的著录更趋全面和完善。其中钱曾的《读书敏求记》是我国第一部提要式的古籍善本书目，它对每种书的版本优劣、版本源流和题记、特点等都一一加以注明，如对《王右丞文集》一书，注为：“宝庆二年正月七日王缙搜求其兄诗笔十卷，随表奉进，此刻是麻沙宋版，集中送梓州李使君诗，并如牧翁所跋，作‘山中一半雨，树梢万重泉’，知此本之佳也。”而清代乾隆、嘉庆年间，于敏中、彭元瑞等编撰《天禄琳琅书目》时，更以年代版次分类，将宋版、影宋版、元版、抄本都各入其类，分别叙录，对刊刻的时代、地点、收藏家的姓名，甚至对所盖的印章等也都详加考证。钱曾、于敏中的大胆探索为版本研究成果的表述找到了一种比较恰当的方式，也为清代提要式善本书目的发达（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代表）起到了开山引路的作用。可以说，清代学者将传统目录在版本学方面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另外，清人在版本学题跋汇编与整理方面，也颇有成绩。如王士禛《渔洋书籍跋尾》、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顾广圻《思适斋题跋》、钱泰吉《曝书杂记》、陆心源《仪顾堂题跋》等，其中很多版本鉴定的经验总结，均可视为版本考证的专题汇编。鉴于此，不难看出，版本学从关注同书异本之个案即一书版本之源流出发，定其次序，审其异同，辨其真伪，观其全残，判其优劣，总结归纳其变迁规律，探求其鉴别方法，突出体现了本身固有的实践性特点。
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古籍版本学作为一个学科屹立于学科群中，确实历经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它从先秦萌芽、西汉成型，辗转发展，繁荣于清代，脱胎于校勘学、体现于目录学成其生存特点。准确地说，是校勘学奠定了版本学的基石，目录学体现了版本学的功用。所以，即使在繁荣的清代，古籍版本学的核心内容，如版本鉴定或版本源流考订等的经验、方法及理论阐释仍然大多散见于历代文集中的序、跋、叙录及笔记、校勘记中，其研究成果的表述也都是经验性的，而没有独立的版本学论著的出现。虽说这些都与版本学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特点有关，但它毕竟没有建立起自己独特的学科理论体系。历经漫长的两千多年后，直到20世纪初期，才出现了我国版本学史上仅有的几部总论性著作，即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张元济的《中国版本学》及钱基博的《版本通义》等。《书林清话》成于清末，刊刻于1919年，一般认为它是我国最早的版本学专著。《书林清话》采用笔记体裁，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有关古代图书版本的各种知识，包括书籍、版本的各种名称，版刻的源流和历史，各地的刻书风气，历代著名的官私坊刻及优劣，历代刻书的规格、字体、纸张、用墨、工价、书手、刻工、牌记、讹舛，图书的装订，古代的雕版印刷、活字印刷、彩色套印的创始和传播，历代刻书、抄书、藏书、借书的掌故，还有图书作伪方面的资料。总体而论，该书仍带有较强的经验性色彩；张元济的《中国版本学》是我国第一部以“版本学”为名的版本论著，它把版本学从目录学中独立了出来；钱基博的《版本通义》，全书由记上古至五代版本之“原始第一”、记宋元明清版本沿革之“历史第二”、记四部要籍善本之“读本第三”与杂记治版本之心得之“余记第四”四部分组成。可贵之处在于，它较早地提出了“版本之学”的说法，并且第一次试图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版本学进行专门系统的阐述。总之，总论性专著的出现，标志着版本学已经寻找到了摆脱目录学附庸地位的途径。
晚清民国时期，各藏书家、目录学家、版本学家对宋元旧刊和名人手抄，展开了广泛的研究讨论，由此许多专讲版本的书目和独立的版本学专著如雨后春笋版不断涌现，如孙毓修的《中国雕版源流考》，向达的《中国印刷术的起源》，蒋元卿的《中国雕版印刷术发轫考》，王国维的《两浙古刊本考》《五代两宋监本考》，郑德懋的《汲古阁刻版存亡考》，缪荃孙的《平水版本考》，王重民的《老子考》，罗振玉的《流沙坠简考释》、《宋元释藏刊本考》，陶湘的《明吴兴闵版书目》，陈国庆《古籍版本浅说》、毛春翔《古书版本常谈》、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顾廷龙撰《版本学与图书馆》等。其中有全面分析综合介绍版刻的发展变化，有系统考证一时一地的版刻源流，也有从“求其祖本，明其是非”出发，研究一书版刻的差异优劣，从多方面进行版刻的研究鉴定，从而为版本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奠定了基础。
20世纪80年代之后，版本学研究更是如火如荼。出版了许多版本学专著、版本目录著作以及研究论文，如大陆学者吴则虞著《版本通论》、施廷镛著《中国古籍版本概要》、邱陵著《书籍装帧艺术简史》、瞿冕良著《版刻质疑》、戴南海著《版本学概论》、张秀民著《中国印刷史》、严佐之著《古籍版本学概论》、李致忠著《历代刻书考述》和《古书版本学概论》、程千帆、徐有富著《校雠广义·版本编》、曹之著《中国古籍版本学》和《中国印刷术的起源》、魏隐儒著《中国古籍印刷史》、张秀民著《中国印刷史》、郑如斯和肖东发合著《中国书史》，以及台湾学者李清志著《古书版本鉴定研究》、屈万里和昌彼得著《图书版本学要略》等。版本学研究趋向精细化，有研究版本学基础理论的，有研究版本学史的，有研究版本源流的，有研究版本鉴定的等等，版本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充满了鲜活的生命力。
正是由于版本学拥有既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优势，所以，可挖掘的宝藏丰富，可探索的空间广阔，可寻觅的热点无数，可弄清的问题众多。版本学的无穷魅力，吸引了众多研究者与爱好者把旺盛的精力投入其中。此次编撰的这个集子，就是一群年轻人在攻读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学位期间，凭借对版本学学科的满腔激情，遨游在版本学领域的思考和感悟，虽说这些研究还有些稚嫩，不够成熟，但它毕竟是这群人青春年华、活力思维在版本学领域的一次探索。
版本学是致用之学，中国古籍版本学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发展离不开对具体出版物的具体版本研究。进行版本研究、版本鉴别需从某一种书，或某一人的成果，或某一时代的出版物，或某一地区的著述入手，这些著述在中国古籍群体中有着自身特定的位置，且其版本变迁又必定受客观环境的制约。不弄清这种固有的“位置”和“环境”，我们在考证校对时便不能左右逢源，在鉴定版本时便难以得心应手。因此，本专题研究以古为今用的方针为指导，选取唐宋元明清及民国时期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刻本或事件进行研究，全书共分唐宋篇、元明篇、清代民国篇，计十一个专题。
唐宋篇四个专题，分别就“温庭筠诗集版本源流考”“唐代中日汉籍的交流”“北宋汴梁刻书及其历史贡献”“宋浙刻本对唐欧体书法的传承和变异”进行了研究。
“温庭筠诗集版本源流考”与“唐宋中日汉籍的交流”，重在展示唐宋时期雕版印刷术的初兴与繁荣。唐人诗集与佛经典籍不仅代有刊刻，生生不息，而且交流广泛，传播海内外，既弘扬了中华文化，又加强了民族间的交流。唐诗作为中华民族诗歌创作的巅峰，不仅质量高、数量大，而且拥有庞大的创作群体，诗仙、诗圣、诗佛、诗豪之称可谓经久不衰，律诗、绝句之精华脍炙人口，别集、总集、选集之精品代代相传。温庭筠不仅是诗人，而且开创了“花间派”词体。《温庭筠诗集》作为唐人别集之个案，唐诗传播之缩影，历经宋元明清各代，刊刻流传30多个版本。“温庭筠诗集版本源流考”力图全面查检历代书目题跋，广搜众本，详加汇校，比勘各本异同，辨其版刻优劣，厘清了温庭筠诗集刊刻与版本源流情况，勾勒了温庭筠诗集传承关系图，为温诗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基础。日本、中国隔海相望、一衣带水，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在中日古代文化交流史上，唐代汉籍的东传是一大景观。据中日文献著录的汉籍考证，可以推测远在日本平安时代，中国所藏典籍的大约一半已经传入日本，为日本所借鉴和吸收，并渗透到日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日本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唐代中日汉籍的交流”以唐代的中日交往为视觉，研究域外汉籍的中日交流，探讨了唐代汉籍在中日之间流通和传播的背景、方式、数量、特点及其影响。并将公元10世纪前的中日汉籍交流划分为两段，即移民时代和遣唐使时代。移民时代基本上是以人员的流动为汉籍传播的自然通道，常借助朝鲜的中介传播；遣唐使时代（唐代）是中日汉籍交流的黄金时期，两国之间多进行直接的汉籍交流。进一步证实严绍璗先生的论断：“古代中国同世界各国文化交流有两种不同的形式和通道：第一，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是以物质文化为中心构成古代中国与西亚欧洲的文化通道；第二，在古代东亚地区，以汉字为核心、以汉籍为文化的主要载体的文化通道。”
“北宋汴梁刻书及其历史贡献”“宋浙刻本对唐欧体书法的传承和变异”则从考辨的角度追寻了北宋皇都汴梁刻书业的兴盛和繁茂的足迹，探讨了浙刻本对唐代楷书、楷法先驱欧阳询书体的传承和创新。
宋代的雕版印刷事业，承继五代十国官刻私刻的余绪，快速发展起来。无论是政府刻书，还是私人刻书；无论是刻书的数量、刻印的种类，还是刻书地域的分布、刻书规模的形成，以及刻印的技术、艺术水平，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呈现出了空前的繁荣。官刻私雕同时并举，汴州杭州各领风骚。清明上河载汴州繁华，国子监、崇文院、秘书省、礼部、刑部、进奏院、印经院、尚书度支部、太史局印历所等中央机构刻书盛极一时，佛藏道经、民间雕印引人注目。宿白说：“汴梁作为当时雕印的代表地点，应是无可置疑之事。唯靖康之乱，遗迹稀少，汴梁雕版的繁荣景象，只能就文献纪录仿佛之”；曹之说：“汴京作为政治中心，决定它在北宋雕版印刷中的领导地位；汴京作为北宋的经济中心，决定了它从事雕版印刷拥有雄厚的物质基础；汴京作为文化中心，决定了它从事雕版印刷的优越环境。”然因历史久远、战争频仍、黄河泛滥，汴梁刻书现存实物罕见，正史文献记载较少，一直以来常常被人们所忽视，被拒之在宋代刻书中心之外。为还汴梁雕版印刷真面目，“北宋汴梁刻书及其历史贡献”从北宋汴梁刻书的历史背景、汴梁刻书的盛况、汴梁刻书的成就及历史贡献方面，充分利用历史文献、考古文献、研究文献，分析了昔日汴梁雕版业发展的天时、地利、人和，展示了当时官刻、坊刻、私刻、藏经刻、版画刻的辉煌，总结了北宋都城雕版印刷业所取得的成就和历史贡献，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北宋汴梁不仅政治经济繁荣，不愧为世界大都市，而且文化的繁荣也不可小觑，汴梁刻书作为宋代四大刻书中心之一毋庸置疑。楷书楷法是雕版印刷术的重要支撑，唐代在书法上的最大成就即是把楷书楷法推向了高峰。唐代的书法艺术，直接承袭了汉魏六朝的书法传统，把南朝楷书的修美遒润与北朝魏碑的方整雄健熔为一炉，字形端庄而凝重，富于金石气，又不失流美飞扬的风韵，建构了书法史上的“大唐气象”。而刻书的字体又恰恰需要这种端庄凝重。宋承五季之乱，在刻书兴起之时，本朝的书法大家，如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等，还尚未形成气候，因而唐代四大书法家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褚遂良等的楷书楷法成为宋时雕版印刷追逐的典范，而欧阳询及其书法又独步“四家”之首，并以诸体兼备、自成一派而存珍于华夏书史。欧阳询创作的楷书字体——“欧体”，其特点是方圆兼使，以方为主，点画劲挺，笔力凝聚。既欹侧险峻，又严谨工整。欹侧中保持稳健，紧凑中不失疏朗。欧体对汴梁、杭州刻书影响最大，“两浙崇欧”，使欧体成为汴梁刻本、两浙刻本的一大特色。“宋浙刻本对唐欧体书法的传承和变异”追溯了宋浙刻本的欧氏书体渊源，分析了欧体楷书的特点和魅力，借助图示、表格等技法描述了两浙刻书的地域分布及现存刻本与刻工名录，探讨了宋代两浙刻书对唐欧体书法的传承与变异。北宋各官署衙门将大量刊刻任务派往浙江杭州，让汴梁刻书与杭州刻书紧密融合，拥有共同的特点，也为南宋雕版印刷业的进一步繁盛和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元明篇四个专题，关注了“元代政府对图书出版业的管理”“明代书坊刻印通俗小说”“明代私人抄书”“明代周王府著述刻书考辨”等热点问题。
有元一代，“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蒙古人入主中原，虽说金戈铁马、武功鼎盛，“八荒同一宇”，成为中国历史上版图最大的朝代，但稳固政权的“文治多缺”是蒙古贵族政权的痛。“自太祖、太宗即知贵汉人，延儒生，讲求立国之道”，姚枢、许衡、吴澄等汉儒得到信任，尊经重儒、兴学立教、科贡并举、保护工匠的一系列文治措施被采用。在图书出版方面，不仅明确了中央政府的刻书管理机构，除兴文署外，还有中书省、秘书监、广成局、太史院、国子监、御史台和司农司等，它们即是刻书管理机构，又是典型的刻书机构。同时，还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势和政治需要，对出版业的管理加以变化、改革、完善和发展，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管理体制，如对政体教化类、农业科技类书籍出版的鼓励，对天文、图谶、阴阳伪书、道藏、小说词曲类图书出版的限禁与违法活动的追缉惩处等。使“元代的官刻从中央到地方，有一个完整的体系，有一定的实力，因而元代官府书籍生产也是比较兴盛的”。而“官刻的繁盛直接反映官府对刻书事业的重视”。
明代刻书较元代发展迅猛，而且特色鲜明。小说戏曲刊本的初兴与繁荣，创作、出版、发行集于一身，版式、版画、活版样式创新，市井、百姓、坊肆阅读需求活跃。“明代书坊刻印通俗小说”，研究了明代书坊、书坊主与通俗小说之间的联系，探寻了书坊刊印通俗小说的发展历程以及刊印形式上的变革；展现了通俗小说进入刊刻出版时代后在题材内容、作家群体、创编方式、叙事艺术、文体规范、传播方式与途径等方面发生的变化，以及小说传播中书坊、书坊主、市井与读者诸因素的突出，文人与书坊合作的模式的形成和成熟；揭示通俗小说创作与刊刻之间存在的矛盾，即上层文人极少参与通俗小说创作而官方在通俗小说刊刻上却占据着突出的位置，以及小说稿件的来源、小说流派的形成与发展、小说选本的编撰、小说评点的形式、小说体制的演进等与书坊、书坊主之间密切的关系；总结了明代书坊刊印通俗小说的历史贡献以及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的突出地位。藩王府邸分布各大都邑，皇子皇孙生活于此莫问政治，藏书、著书、刻书成为王府一道亮丽风景。“明代周王府著述刻书考辨”,个案研究并考辨诸藩府之周王府的著述、刻书及其贡献。藩府为明代特有的建制，明代藩府刻书更是前不见古、后不影今，藩府本即多且精，为明代印本特色。藩府刻书始于洪武末，讫于崇祯季年，与朱明一朝相始终，而以嘉靖、万历朝最盛。刻书最早者有周、蜀、庆、宁、楚等府，最晚者有益、潞、福三府。周王府作为藩府著述、刻书中的重镇，有明一代，周藩的生命力与大明王朝几近一致，周藩的著述、刻书活动是持续不断的，自周藩第一代王朱橚开始，周藩的著述、刻书活动便快速发展起来，自永乐年间至嘉靖万历年间，周藩人才辈出，著述、刻书活动蔚然成风。政治舞台的险恶使著书、刻书成为周王韬光养晦、明哲保身的一种手段；周藩优越的经济待遇及开封城浓厚的文化底蕴也为周藩著书、刻书提供了经济和文化上的保证。《明史·高名衡传》记载：“开封周邸图书文物之盛甲于他藩。”藏书过千卷的藏书楼，不仅有朱橚的“御书楼”，还有朱安
的青藜阁、朱睦
的万卷堂、朱睦
的乐善斋等。据考证，周藩著述108种，刻书75种。终明一世，周藩刻书在数量、种类乃至质量上，皆可谓是明代藩府刻书中的翘楚。明代周藩的著述、刻书之举是明藩雕椠业盛极一时的一个缩影。周藩著述、刻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原文化活动的繁荣，推动了汴梁地区文化和刻书事业的持续发展。
传抄作为中华文化典籍最原始的生产方式，从甲骨文到汉唐始终是中华文明的主要推手，上古三代的甲骨文、陶文，秦汉时期的竹木简书、帛书，东晋至隋唐时期的纸书，无一不打着写和抄的烙印。即使在雕版印刷业成熟、繁荣的宋代，也从未中断过，政府依然十分重视抄写书籍，置补写所、招聘书手，多次抄写内府馆阁所无之书。民间私人藏书家的抄书活动更盛，许多便以抄书著称。今人袁同礼就指出：“宋代私家藏书，多手自缮录，故所藏之本，抄本为多。”直至明清，抄书这一传统的形式非但没有湮灭，相对于前代风气反而日盛。明朝政府曾多次到民间搜访遗书，访到之书均用人工抄写，如永乐、嘉靖年间官方曾两次大规模地抄写收录古代典籍8000余种的《永乐大典》正副本及《实录》《宝训》《邸报》等充实秘府，以致当时秘阁藏书“约20000余部，近百万卷，刻本十三，抄本十七”，足可见抄书之多；清政府编纂收录古籍3503种、79337卷的《四库全书》，并官抄七部，分藏文源阁、文渊阁、文宗阁、文汇阁、文澜阁、文津阁、文溯阁等，可见，抄书在中国古代典籍史上仍然产生着不可低估的作用，这些抄本从它一问世，就成为中华历史之特殊珍品。明代民间抄书、私人抄书更是绵延不断，生生不息，众多的文人、学者和藏书家都与抄书有着不解之缘。基于不同的目的，他们往往以抄书为尚，并拥有着锲而不舍、求全求善的精神，抄写了大量精良书籍，这些抄本无论内容还是手迹都是相当珍贵的，正如版本学家曹之所概述的那样“明代抄本有以‘珍本’为主、书法水平高、出现影抄三个特点”，极具研究价值。尽管明代的雕版、活版、套版印刷十分活跃，佞宋、影宋成为时尚，但私人抄书之风并未减弱。“明代私人抄书”研究，探讨了明代私人抄书兴盛的原因、抄本的价格，勾勒了私人抄书的地域分布、主要类型，分享了私人抄书的特点、价值及其影响。
清代民国篇三个专题，则就“浙江官书局刻书”“江苏官书局研究”“金陵刻经处经版的管理与保护”等个案案例进行了深层次挖掘。
清末曾国藩平定太平军，瞬即在安徽安庆冶城山创办江南官书局。作为近代中国出版史上一个重要现象：官书局的大量出现，直接开创了清季官刻图书之中兴局面。康乾盛世，社会经济繁荣，武英殿等政府刻书蒸蒸日上。嘉庆之后，经济、社会、文化的衰落，中央、地方政府刻书业的萧条，特别是武英殿刻书骤减，导致社会上书籍印刷和发行数量随之减少。再加上战争的破坏，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书籍大量被焚毁或散佚。面对这种局面，通过太平天国运动实力逐渐增强的地方督抚，就肩负起重振文化的责任，纷纷开局刊书。官书局创始于同治，极盛于光绪，各省相继仿效，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成为清代官刻书一道亮丽的风景。晚清官书局集编校、印刷、发售于一体，有着明确的刊书宗旨、具体的章程规定、固定的编校人员、稳定的经费筹措渠道和专门的售书机构，在短短四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不仅刊刻了大量包括经史子集、学校用书、时务新书在内的多种书籍，更有一批善本、孤本、稿本、抄本通过书局赖以留存，成绩斐然。晚清官书局的出现，不仅揭开了近代中国图书事业的序幕，而且推进了中国出版业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尽管官书局刻书在中国出版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尽管官书局刻书以底本精良、校雠审慎、售书低廉而著称并流行海内外，但学界对其研究仍然薄弱，尤其是对每一个鲜活的官书局个案来说，它因何而兴、规模多大、又是由哪些人员组成、其运行经费如何筹措、刊刻了那些书、刊书有什么特点，在中国出版业近代化过程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发挥着何种作用等等，更是知之甚少。因为大量记录这些书局情况的资料散见于方志、个人文集以及官书局所刻图书之序、跋、校勘记中，非倾注全力广搜博采，难得一睹。而“浙江官书局刻书”“江苏官书局研究”正是对晚清各局刻书中多而精者个案之精细探讨，追寻了浙江官书局、江苏官书局各自创置、兴盛、衰落之历史原因及沿革，探讨了其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胜到衰的管理制度、经费来源、人员构成、业务往来、图书销售等方面情况，进而考察了其整体运行模式，考证并分析了所刊图书之数量、品种、特色及用纸、版材、版式、字体等刊刻特点，透视了其兴衰过程、刊印图书对传统文化振兴、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发挥的作用，尤其是评价了官书局这一历史时期特定产物在中国出版业近代化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揭示了晚清官书局在其产生、发展、衰落的背后所蕴含的复杂的政治环境、文化背景和社会原因。
雕版印刷业历经唐宋元明清，从初兴、繁荣、极端走向衰亡，随着晚清西学东渐、西方机械化印刷技术的传入，民国之雕版印刷业已进入回光返照之境地，石印、珂罗版印、铅印逐渐取代雕版印刷而成为近代出版行业的主流。唯有创办于清同治五年的金陵刻经处，筚路蓝缕，苦心经营，开启民间佛学团体编校、刻印及流通佛教典籍之事业。所刻印流通之数百种佛经，多为唐宋以后中土久佚之佛教各宗重要典籍，校刻印制，广为流通，稀见佛典，赖以保存。清末民初，受金陵刻经处刻印活动之影响，扬州、如皋、常熟、杭州、苏州、长沙、北京、天津、江西等地亦先后成立刻经处，刊印佛经及宗教读物，延续近代佛教之命脉。斗转星移，金陵刻经处创设已有150年之久，但佛教刻印事业至今未辍，作为国内佛教藏版保存之重要基地（据统计，藏版15万片，含佛教典籍1500余种），每年仍利用现存版片陆续刷新佛教经卷数万册，流通海内外，成为国内继续使用传统雕版印刷术印制图书的重要场所。版片载佛典，数印播智慧。墨浸枣梓梨，缩涨读轮回。雕版印刷的版片是纸质古籍印刷的母体和源头，有着与纸质古籍一样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但是版片的收集和保存难度大，又加上学界“重于藏书，而轻于藏版”，致使版片的寿命比纸质古籍的寿命还要短。所以雕版付梓成书之后，“书存而版失”的情形并非个别现象。可以说，纸张的寿命承载着典籍的年轮，典籍的保护烙印着代代工匠的辛勤。然承载典籍的版片，除雕刻前注重选用优质的梨枣等硬木外，在使用与传承的过程中并没有被刻意记挂。大部分基层博物馆、图书馆及民间的版片，随意堆放，任其发霉、腐烂、虫蛀。显然只有版片储存，并没有形成与纸质古籍一样的通行管理标准与系统的版片保护计划。因此，为延长雕版版片的寿命，对其进行科学的管理迫在眉睫。“金陵刻经处经版的管理与保护”以金陵刻经处现存经版为切入点，经过实地考察，弄清楚了金陵刻经处藏版的数量及版片来源，梳理并研判这些佛经经版历经晚清、民国、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大革命”前后及现阶段管理与保护的具体措施与办法，分析了经版在制作和使用中保护（如制版材料与制版方法的选用、印刷用墨的加工）、经版在收藏中保护（如建筑格局的设计、防虫制蠹、防尘防潮与防霉）、经版在管理中保护（如修版与补版以及制度保护与危机保护）的各种技术，评判了金陵刻经处管理与保护的价值与影响，为版片、古籍收藏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诚然，由于知识水平和视阈的制约，有些研究未免失之粗糙或流于表面、浅尝辄止，但毕竟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问题，摆出了事实。苏轼有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大家不妨借此版本专题研究从不同角度去审视版本和版本学方面的具体问题，相信会有助于加深大家对版本学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