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三 2011~2012，中国社会发展进行时

当协会搜集好2010~2011年深圳资本圈企业社会责任数据后，发现2012年已经过了一多半。自2008年以来，欧美更深地陷入了债务危机，不少新兴经济体亦增速回落，新的经济秩序尚未在全球范围内真正建立起来。而经济上已走进国际循环圈的中国，当然也不能独善其身，虽然在GDP层面没有急刹车，放缓也是大势所趋。回顾本报告期内的这两年，2010年GDP较2009年增长10.3%，达到397983亿元；2011年GDP较2010年增长9.2%，达到471564亿元，深圳则迎来了GDP破万亿元的日子。与此同时，与“经济发展”相比，中国“社会”的变化也在进行之中，有关“社会”与“责任”的追问和探讨，更深入了许多。

例如，GDP的增长与民生质量的改善究竟有多大的转化率？国家繁荣富裕的支撑力，为何不是来自企业的健康生长和民富程度的提高？国家空气质量监测何以不敢面对真实的PM 2.5参数？2011年“7·23”动车追尾的雨夜之悲真是雷劈出来的吗？郭美美与官办慈善机构有啥间接关系（因为红十字会声称无直接关系）？地沟油式的中国食品，安全指数有多少？扪心自问，你是否是“小悦悦事件”中的十八分之一？面对连连下跌的股市，券商和基金管理公司如何服务投资者？实业公司日子窘迫，为何唯独中国的银行赚钱赚到“不好意思”？世界大运会期间深圳有了蓝天白云，因为一些上市公司关闭了相关电厂，那么大运会结束后的蓝天白云怎么办？还有网友就北京2012年“7·21”大雨对当地社会服务部门做事出发点的拷问。当然，还有政府降低民间组织准入门槛的积极态度给社会治理带来的憧憬……凡此种种，构成了近年来中国社会发育中的成就、理智、感慨与纠结。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的追问和反思，皆发自民间，这较过去习惯性地由官方发动各种运动有着方向性区别。这些生长于民间的冲力，展现着公民社会向公权力追责的勇气，以及向内心深处叩问良知的真情，让人意识到中国还有另外一种力量——这种来自于纳税人的力量，在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在利益格局不断固化、超过2亿流动人口缺乏必要保障、农民土地日益流失、中产阶级生活状态日窘的当下，无疑将推动社会治理方式的变革。庆幸的是，国家也正以积极的态度回应着变革：2011年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尝试新的治理形式，例如广东发出“从为民做主到由民做主”的呼声，并在乌坎事件、简化社会组织登记、成立“社工委”来对接政府与“民间”等社会治理方面，做出了标杆式的实践。2011年11月，广东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广东省进一步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社会组织的方案》：自2012年7月1日起，除特殊领域外，将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改为业务指导单位，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无须前置审批，从而降低了社会组织登记门槛，令人对社会改革和社会发育，充满想象。

与此同时，互联网这一人类发展史上最大的沟通变革工具，几乎重新定义了人与社会的关系，让直觉、微言、瞬间、片段和行动，都变成了普通人就能操作的直播传送模式，直接作用于社会透明度的建设。

自下而上也好，自上而下也罢，总之，尽管可以预见，在中国社会力量成长的道途上，注定仍然充满激流险滩，个中明礁暗柱般的阻力难以预估，但在这场无法回避的社会之变中，来自基层民间的力量，正使社会治理的变革之道渐渐显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