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资本圈企业与社会责任的纠结

深圳市证券业协会和深圳上市公司协会多年来一直倡导深圳资本圈企业在日常经营中引入社会责任理念，同时关注企业社会责任理念与实践的变化趋势，希望为市场及社会监测和推动资本产业发展起到积极作用。2006年，深圳市证券业协会开始尝试建立会员机构的企业社会责任数据库。2009年以来，又联手深圳上市公司协会编制了“深圳资本圈企业社会责任指数”，并按年度编辑出版《深圳资本圈企业社会责任报告》。2011年和2012年，协会在继续这项工作。

本报告提及的深圳资本圈企业，由深圳上市公司协会和深圳市证券业协会会员组成，包括注册地在深圳的海内外上市公司、在深圳注册和开展经营活动的证券公司及其所属证券营业部、证券咨询公司以及基金管理公司——这些企业都与“资本”有关。

正像不少人所感觉的那样，“资本”给人的印象不是很正面——这里且不说《资本论》早已将之描述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也不说美国的资本经济膨胀到超过实体经济承受力的程度，因而引发近年来的金融危机，只说在中国这个不完全的市场经济社会，“资本市场”中的“资本”，总是让人联想到资源配置不合理、不到位、中小投资者利益受损，以及“今天的中国，自由竞争的资产阶级遭遇垄断和权贵资产阶级，后者让前者无奈纷纷出逃！表明中国正在从自由市场经济的理想，转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现实”（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赵晓教授语）等情况。

因此，如果本报告仅仅是在谈论深圳资本圈企业如何“为富且仁”，探讨这些企业如何行善、环保，如何有“社会责任”，注定是件纠结的事。我们在下面列出种种纠结，并试图回答编著本报告的目的。

纠结之一：深圳资本圈企业不少身处垄断行业

众所周知，中国的证券业、基金管理业、银行业、保险业等，都是垄断性行业，因此，深圳资本圈企业，尤其是历年来在《深圳资本圈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获得较高正面指数的“大企业”“好企业”，正是处于上述行业。

在经济学理论上，垄断的来源有三种，一是自然资源导致的垄断（如矿产资源垄断与网络型垄断），二是市场竞争演变成的垄断（如微软与英特尔形成的市场垄断。在公平竞争的市场，这类垄断行业较少，一般仅为技术型公司，且垄断难以长久），三是政府的法定垄断（又称行政垄断，如中国广泛存在的国有垄断企业的垄断、地方保护主义的垄断等）。

经济学家一般认为，自然垄断事出有因，有利有弊，很难取消；竞争垄断由于“可竞争性”的存在也不足为害（例如微软公司以电脑操作系统垄断了全球同类产品，而谷歌正在研制新操作系统，一旦面市，微软同类产品很可能风光不再），真正值得警戒的是政府的法定垄断：一些行业只能由国有企业垄断经营，其他类企业不可以进入。中国的金融、石油、烟草、制盐、传媒、能源、电信、医疗、报纸电台电视台等媒体，铁路等高利润的“要害”行业，皆属于后者。

这意味着，这些散发着计划经济味道的企业，享受着国家给予的排他性政策，不是靠技术，而是靠操纵和独占市场，控制了社会供给的数量及价格，而且往往这些企业的产品或服务，社会大众离开它们还无法生活。因此，作为市场上的唯一或数量极为有限的选择，民众不得不购买这类行业出产的、常常是质次价高（因缺少改进的动力）的产品或服务。例如银行业，2011年中国的商业银行净利润达到10412亿元（超过石油行业)，且其利润70%以上来自政策给予的利差，其次是名目繁多、不少项目不尽合理的收费和佣金收入。因此，中国民生银行行长洪崎公开表示赚钱赚到“不好意思”，因为银行赚到暴利的同时，并未对实体经济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且这些暴利正在腐蚀银行业本就艰难的改革动力。

遗憾的是，深圳资本圈企业中，不少是这类企业。

纠结之二：深圳资本圈企业不少是国有企业

中国改革开放30年了，但国家作为资产的所有者的比重仍达2/3。新东方集团创始人俞敏洪在谈到自己的经商心得时说，未来改变中国的重要力量，一个是教育，一个则是商业，但这个商业力量必须把国有企业排除在外——推动中国进步的一系列社会改革，不可能由背后运作的、潜规则的、由国家资源垄断和掌控并已形成和加固的利益集团、权贵资本来进行，这类企业只能对资源和社会造成越来越深的侵蚀。

市场经济需要公平的、交易方相互认可的交换原则和契约精神，其前提是市场交易主体的地位是平等的。而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相比，首先从股东地位上来看，就是不平等的，因此国企在市场交易中先天就持有更多的筹码。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陈志武教授指出，中国国有企业股东，拥有立法、解释法律、改变法律、改变游戏规则的权力，而民企股东就不太可能享受同样的权力，甚至法律赋予的基本权利都难以保障。这些不平等必然导致市场交易的不平等。仅从资金成本上看，国企垄断的资源包括对银行贷款、证券融资机会的垄断，最终抑制了民企的生存发展空间。民营企业创造了中国GDP的60%以上，所提供的税收占财政收入的65%以上，但民营企业得到的国家贷款不到20%，而国有企业以及国家大宗项目得到了80%以上的贷款。而且，不少国有企业拿到的钱还不是经过商业贷款，而是直接由国家拨款。这其中，资源的分配显然是不对等的。

至于国企对社会民生的影响，陈教授继续质问说：一个国家，要么是经济以国有为主但社会没有税负，要么是经济以私有为主同时社会为政府公共产品交税，而绝对不应该是经济以国有为主同时社会税负又很重，因为这导致社会财富与收入过多流向政府，导致国富民穷。如今，国有企业存在的哲学基础是什么？为什么继续发展？想想全世界近两百个国家里，为什么只有几个国家继续奉行国有制？而且，没有哪个富国是靠国有制富裕的。

法律专家顾则徐在媒体撰文指出，占据了大量资源的央企（国企）应该承担更多的国家和社会责任，且其责任的承担，应以具体的财务数据来体现。这些企业除了像其他企业一样缴税，还应上缴利润和承担民生支出。遗憾的是，2012年央企上缴的利润占其资产的比率仅为1%左右，远远低于利率。从国家投资的角度看，属于严重的经营性亏本买卖，而且，央企上缴的这点可怜利润也是近乎虚假的，因为2012年这部分上缴利润绝大部分又以科技创新、节能减排项目等名目返回到了央企，实际上对国家的财务贡献率非常小。与此同时，央企对民生的帮助，在财务报表上所体现出来的责任程度，也几乎微弱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

纠结之三：不少企业是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本是一个中性概念，但在中国现行的新股发行制度行政机制下，这个词对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二级市场投资者）来说有着别样滋味。

上市公司新股发行问题。近年来中国资本市场的新股发行制度一直在改革，却仍没有体现投资者利益。两年前的新股发行改革，在定价上放开了管制，任凭企业以高价发行新股，将交易市场上本应由公众投资者获得的价差几乎全部归到融资企业那里。《南方都市报》社论对此评论说，这种改革的逻辑是：投资者获取价差是不对的，融资企业将股票发行的所有利润一网打尽则是应该的。因此，新股发行市场成了融资企业圈钱的天堂（想想新股审批制又成了什么？），而投资者难以通过购买新股获取价差收入，导致新股首日破发率逐渐提高，2011年平均达到27.4%，说明其发行定价完全背离了市场化的要求。

上市公司超募融资及用途混乱问题。IPO审批制使中国的上市公司成为稀缺资源，而增量发行制度和最低发行比例限制，又导致上市公司在询价结果过高时无法通过减少发行数量来减少募集资金，从而导致大量公司出现巨额超募现象。不少上市公司拿到的超募资金，要么“躺”在银行吃利息，要么流向十分可疑的地方。比如“重庆啤酒”不好好做啤酒而研究疫苗，研究了8年也没有结果，令投资者损失惨重；更有一些上市公司涉猎矿业和高风险的新兴产业，且并非以此作为主营业务，其股票却被二级市场疯炒，投资者稍有不慎便会陷入雷区。平安证券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至2011年10月，仅创业板上市公司就有84.66%的超募资金闲置在银行，公布的使用计划也以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为主，这两项的投入比例占整体投入的51.42%；还有一些上市公司选择现金分红，对于超募资金的使用明显缺乏规划和有效渠道，导致一些公司走向“破坏性成长”的歧途。

上市公司质量问题。20多年来，中国境内上市公司数量从最早的13家增加到2300多家，发展速度在世界上是最快的；但这些经过十分苛刻的“审批”而上市的公司，质量却参差不齐，上市后“一年绩优，两年绩平，三年绩差”的现象屡禁不绝。虽然市场是千变万化的，一些公司上市后业绩出现波动也是可以理解的，但相当数量的公司，无论是其即期业绩还是发展空间都不怎么样，并不适合安排上市。而这些企业不知何德何能赢得宝贵的上市机会后，现行制度不仅没有纠错机制，反而继续上演更荒诞的故事。例如《南方周末》刊载的《绿大地黑账本》一文讲述的案例：绿大地公司通过财务作假上市，上市后被发现财务作假，该公司却不仅没被退市，反而还因重组掀开了新的资本游戏！这类作假成本极低、奖罚如此颠倒的故事，屡屡在中国股市中上演。由于质地不佳，不少公司上市后业绩不断下滑，不但让公众投资者遭受了很大损失，同时拉低了中国股市的整体投资价值。实际上，以中国企业之多，无论是主板还是中小板、创业板，都不缺上市资源。像创业板对利润“硬指标”的要求，只是连续两年盈利且利润总额不低于1000万元，或最后一年不低于500万元，国内能够达到上市要求的企业不胜枚举。但到目前为止，中国仍缺少高质量的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业绩下降而高管薪资大涨问题。2011年，股市萎靡不振，小股民损失惨重，而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中，不乏业绩一般而高薪不一般的高管，引起全社会关注。例如中粮地产2011年净利润同比下降26.82%，归属上市股东所有者权益也下降了13.17%，其高管的整体薪酬却由2009年的1200万元上涨到2010年的1438万元，2011年再增至1502万元。

《人民日报》评论说，这种不管公司盈利水平如何，高管薪金始终处于上升通道的做法，不仅与业绩激励的本意背道而驰，也损害了中小股东利益，小股东却无制衡权。而最近几年出现的银行、券商高管和部分员工年薪过百万元的现象，属于严重的“激励过度”，因为一些国有控股公司高管，实际上其公司业绩与高管经营能力关系不大，主要是政府扶持、行业垄断的结果。反观国外的“打工皇帝”，却往往是靠个人的经营管理能力和人格魅力，使得公司在全球化竞争中占到上风。南开大学经管学院院长李维安认为，高管拿不合理的高薪是一个顽症，在目前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的情况下，要解决这一问题，须加强对上市公司监管和约束，包括要求行业高管限薪，强制公司赢利后分红等措施。

纠结之四：给员工的（平均）待遇过高，是在履行社会责任还是照顾小团体利益？

广州市社科院《完善收入分配体制，建设幸福广州的对策研究》显示，2010年广州职工收入最高的证券业，人均收入250671元，是收入最低的行业——餐饮业职工年均收入21131元的11.9倍；处于垄断地位的电力、金融、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电信等信息传输服务业、航空运输业、广电影像业、公共管理等，在高收入行业中占绝大多数。2010年垄断性行业职工年均工资收入约为85738元，是全市职工年均工资的1.6倍左右。公开数据表明，2011年，在牌照垄断的银行业，工作3年以上的一般工作人员，年终奖多在8万元左右，加上半年奖、季度奖等，全年奖励性收入超过10万元；而供职中小型股份制银行的员工，在这些数值上比大型国有银行还要大。2011年上半年，银行业员工收入排名第一的民生银行，人均发放薪酬19.07万元，而在16家上市银行中，除四大国有银行及北京银行没有超过10万元外，其余11家银行上半年人均收入都在10万元以上。至于公募基金管理业，媒体亦有“基金经理频繁跳槽损基民利益，百万年薪喂不饱”的报道。

研究者认为，垄断行业产生的利润，是非市场竞争的结果。大部分垄断行业上缴利润较少，甚至有些企业还亏损，但其工资薪酬水平远高于全市平均水平，造成行业收入差距较大，形成“等量劳动不同酬”现象。

本报告所强调的企业社会责任，包括企业对员工这一利益相关者的责任，例如解决社会就业、提高员工收入待遇等。那么，如果垄断企业的职位并不对全社会公平地开放（不向社会公开且机会均等地招聘），且给自己的现有员工开出过高的工资，例如中石油2010年报称，报告期内公司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为827.37亿元，人均年薪13.43万元，远高于社会平均工资；更有央视曝光的中石油在北京以不到市场价40%的价格为员工“团购”太阳星城上千套商品房等新闻，企业如此对待员工，算是较好地履行了社会责任，还是恰恰相反：肥了既得利益小团体而损害了全体民众的利益？

因此，社会有观点认为，应提高垄断行业上缴利润比例，将大部分垄断红利纳入社会再分配的盘子里，同时比照一个地区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对垄断行业工资进行最高额限定。另外，调低垄断行业产品和服务价格，以产生收入调节的直接效应。

纠结之五：上市公司和国企管理者能代表投资者随意向社会“慷慨”吗？

上市公司、国有企业用于慈善捐款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当然是从股东、投资者那里拿过来的。所以上市公司在做公益时，行为方式上要符合公司的章程，必要时还要经过股东大会来投票决定。而不少企业捐款时，有的只关注到企业形象和社会效应，却往往忽视投资者的利益，不经授权就乱慷股东之慨。而本报告所采集的企业慈善数据，未考察善款的募集程序，除非企业主动披露。

纠结之六：有些评价指标与公司社会责任价值成正比，有的未必

本报告多年来一直将营业收入、净利润、纳税额、净资产收益率、提供就业岗位数、社会捐赠额、公益善举和环保贡献8个参数列为企业社会责任指标，而实际上，这些指标有些与各公司的社会责任价值成正比，有些未必。

例如在现行的金融格局下，商业银行对储户存款实行垄断性的畸低利率，对企业放贷则实行“市场化利率”，而畸高的存款准备金率，又使得银行所持的宝贵资金更加奇货可居，于是其贷款利率坐地起价，让实业公司背负沉重的利息压力。因而，银行的利润越高，可能意味着储户和被贷款的实业公司越吃亏——银行的利润是以储户的负利率和实业公司的资金成本为代价的。

有研究者以2011年前三季为例：沪深2132家上市公司创造净利润1.4万亿元，而其中仅16家上市银行就实现净利润6920.54亿元，几乎占到全部上市公司盈利的一半：也就是说，1000多家实业型上市公司弯腰流汗干了9个月，其利润所得还不如16家银行赚得多。2011年全年，上市银行的资产回报率（ROE）达到了金融危机后的一个峰值——22.5%，年末上市银行平均净息差达到2.75%，其中民生银行、招商银行超过3%，中信银行、宁波银行接近3%。国际咨询公司波士顿2011年发布的《银行业价值创造报告》显示，与世界成熟同行相比，中国银行业利润来源，仍是传统的存贷款业务和与之相伴的存贷款利差，中国银行业利差比国外高14倍。

显然，像商业银行这样赚得越多，就越能说明其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得好吗？如果实业公司依靠技术、管理的进步赢得的收益，都被银行利息分割去了，实业公司的创新与升级还从何谈起？再比如，衡量生产效率的重要指标是员工数量，而在营业收入一定的条件下，用工人数与生产效率成反比。以2010年第二季度为例，创造2078.14亿美元收入的中石化，员工总数为66万人、用工人数达106.4万人，而营收高出中石化1倍多（4429亿美元）的世界500强企业埃克森美孚，员工只有8万人——生产效率孰高孰下，一目了然。而本报告的评价体系只承认“为社会提供的就业岗位数”越多越好，而没有考察用工效率问题。

纠结之七：缺少负面信息的数据

一般而言，企业主动向协会和公众披露的数据，都是相当正面的数据。而社会新闻的报道中，却常见上市公司和垄断企业天价酒、天价灯、天价度假村、数据造假、供应有毒产品、服务劣质、用企业资金低价团购住房高价炒卖、违规排污、随意封杀竞争对手产品而不顾用户感受等事件。而缺少负面数据，显然不能构成一份公允、全面的评价。

纠结之八：企业有大有小，行业千差万别，不好统一评价

做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是一项极其复杂的任务，一般很难采用数字化的办法论证其中的高下。不同大小、不同行业、不同类型的企业，也无法用同一个标准来衡量，例如，利润千亿的垄断央企和辛苦一年挣个几十万的民营企业很难比较；金融等“无烟企业”和比亚迪、中金岭南等污染制造大户相比，环保责任的履行完全是两种概念。而即便仅做同行业内的企业评价，每个行业也必须保证有相当数量的企业样本，而深圳资本圈企业，有些行业样本过少。

纠结之九：在社会责任面前，企业太“公”了，还是太“私”了？

在强调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时，部分人会说，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其分内的负担（缴纳重税、不公平竞争、行政摊派和干预、贷款难等）已经过重，企业应对的压力已经太大，有时甚至属于企业的“私有财产”也得不到保护，还要承担“额外”的社会责任，生存环境不是雪上加霜吗？2011年众多温州企业主“跑路”，有企业自身经营的原因，但营商环境恶劣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我们应该进一步保护企业远离不该承担的责任的困扰，而非将其所得得寸进尺地“充公”。

而另一部分人则说：企业财富来自社会，企业经营也不可避免地要占用社会资源，甚至会给社会造成负面影响。鉴于目前社会上充斥假冒伪劣产品和服务，企业更要懂得敬畏和感恩，不能只顾谋一己之利而“昧良心”，要遵守起码的“公德”，向公众提供产品和服务时，少些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坑爹”之举，“天下为公”一些。尤其是国有企业，其存在的使命更是要服务社会大众，而不应仅仅为少数人谋利。

那么当下的中国企业，是要进一步“公”一些，“社会”一些，还是应该更“私”些，少被摊派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