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农村工业化与城镇化

改革开放后，沿海地区的工业化大多是从农村地区开始的。苏南工业化由社队企业、乡镇企业带动，珠三角的工业起始于落户当地农村的大批“三来一补”企业；温州农村的纽扣、编织、电器、阀门等企业带动其工业化，而晋江的工业化更是从农村中滋生、发展并且壮大的。尽管如此，晋江农村工业化的具体发生机制却与其他地方有所不同：苏南工业化依托的是集体资产积累、地方政府投入以及地处上海的区域性市场、人才优势。珠三角依托的是香港、澳门以及由此连接的更大的外部世界。温州则全靠温州人的“穷则思变”、“千辛万苦的闯荡世界”以及本土的社会关系网络。而晋江则兼有温州和珠三角的一些资源和优势，但与苏南有明显的不同。海外的晋江人口几乎两倍于留在晋江的人口，他们在改革前就不断向晋江寄钱，用于盖房子、修路等，由于那时国家限制农民从事非农活动，因此，晋江一度出现“三闲”：闲钱、闲人、闲房，仅1976年到1983年晋江的侨汇总额达2.3亿元。改革开放后这些“三闲”就有了用武之地，成为晋江农村工业化的坚实的经济条件，当然这也需要有晋江人的“敢为人先”的“打拼”精神、海外市场信息以及地方政府的支持。

刚开始，晋江人“利用 ‘三闲’（闲钱、闲人、闲房）办厂生产自己的 ‘洋货’，从而推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创造了令人艳羡的晋江模式。晋江人利用海外汇来接济的闲钱，利用华侨回乡盖的闲房子，招集村里的闲散劳动力，开始办起家庭作坊式的小工厂，做 ‘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业务，走上了一条乡村工业化的发展路子。”晋江发展得益于政府政策的支持，由于很多政府领导都是本地人，晋江的中层干部大多是“一家两制”，一边是公务员，一边做企业老板或厂长、或经商。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共晋江县委便出台相关政策明确提出社员可以集资办企业，可以股金分红，可以雇工，价格可以随行就市等。晋江人凭借着“强烈的赚钱意识；从外围入手，敢于承接项目，容易筹集资金，找人，买设备，相信 ‘敢拼才会赢’，具有很强的冒险意识，灵活，善于变通。”晋江人创办了各种联户集资企业，采取挂靠社队企业的办法，以社队企业的名义对外经营。早期他们实际上都是“三来一补”企业，与珠三角早期的企业是同样的属性。1984年该县陈埭镇成为福建省第一个亿元镇。在作为制鞋业基地的陈埭，鞋厂的分工非常精细，有专门的厂家生产单一的塑料鞋、凉鞋或旅游鞋等；制鞋部件也独立建厂，专门生产鞋楦、鞋扣、鞋底、鞋带、鞋衬、鞋跟、鞋盒等；还有的厂家专门提供制鞋用的原料、辅料。其他产品，如服装、雨伞、陶瓷等商品的生产也是如此。在这种示范效应下，全县各乡镇纷起仿效，先后建立了100多个专业生产村、10多个工业小区，建立了鞋帽、建筑陶瓷、服装、五金、食品五大专业生产基地以及建筑陶瓷、鞋帽两个全国性的专业市场，形成了区域社会生产力。由此可见，20世纪80年代的晋江农村，村村有开发区，处处有企业，出现“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壮观景象，在很短的时间内，将一个农业县发展成工业县，尽管当时的工业大多属于家庭作坊式，没有多少技术含量。1984年底，晋江的乡镇企业总数增加到3968家，其中联户集资企业2795家，联户集资企业的就业人数达到8万人，占全部乡镇企业就业人数的一半。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晋江的工业已经成为主要产业。1986年，三次产业的比例为23.1∶57.3∶19.6；到1995年，三次产业的比例为7.1∶53.9∶39。第一产业的比重大幅度下降，第三产业的比重迅速上升。由联户集资企业起步的民营企业是第二产业的主要创造者，也从而成为晋江工业化的主导者。总而言之，改革开放以来，借助于联户集资企业的异军突起，晋江农村工业迅速发展，逐步走出了一条有晋江特色的工业化道路。80年代开始，那种“仿造生产”的方式风靡一时，“满天星”似的家庭作坊遍布晋江，他们生产形似神不似的“国产小洋货”。某一成功者的示范带动了乡里乡亲的仿效和亲朋好友的入伙，这种由亲缘、地缘关系带来的经济辐射一波一波地扩散开来，逐渐形成了“一村一品”、“一镇一业”的经济格局：磁灶的陶瓷、英林的服装、罗山的食品、永和的石材、东石的雨伞、深沪的内衣。

在农村工业大规模发展之前，晋江是一个以农村为主体的农业县，也存在一定的城乡二元结构和体制：县城、小城镇（一些公社所在地）与村庄之间有着农业户口与非农户口差别、单位与生产队的差别、基础设施建设的差别、社会福利的差别、公共服务上的差别等。进入20世纪80年代，农村工业纷纷发展，反过来带动城镇工业发展。如果我们用城乡一体化的视角看这种现象，也会发现这是一种与现在不同的甚至可以说方向完全相反的城乡一体化——“用农村的方式发展城镇”，具体表现为当时晋江城镇的工业发展方式与农村没有任何差别：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一样用闲置的房子、闲置的钱（向亲戚朋友借）纷纷开办家庭作坊和中小企业。他们也是在自己的房子搞起了企业，楼下是工厂，楼上是住家，或者在自己的房前屋后盖一些简易的房子当做厂房。因此，城镇跟农村一样，住宅与厂房混杂，根本分辨不出哪是住宅，哪是厂房，厂房便是住宅，住宅便是厂房，不少厂房是以住宅的名义兴建的，以至于出现许多城镇不像城镇而更像农村。

晋江建设美丽乡村

西方国家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基本上是同步的，也就是说，城市是工业化的载体，在许多后发国家，工业化也在城市进行，但是，中国由于独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农民曾被禁止进城参与工业化，所以在那些有条件而且也有强烈欲望参与工业化的农村地区，农民采用就地发展工业的方式以满足工业化要求。但是，农村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势必会对城市化（或城镇化）提出同样强烈的要求。因为农村就地工业化缺乏城镇的许多优势条件：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差，交通不方便，信息不灵通，市场条件差，服务业不发达等，从而制约了企业的发展。在80年代短缺经济的情况下，晋江农村家庭作坊式的企业还有一定的竞争力，但是，当其他地方也开始发展工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激发出来的生产能力，就会很大程度上对晋江的中小微企业构成挑战。企业必须向规模化、专业化、高科技方向发展，村庄已经容纳不下工业化的发展要求，城镇化、城市化由此被提到了晋江发展的议程上来。

外来流动人口的增多，进一步催生了晋江的城市化进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晋江外来流动人口逐渐增多，1992～1993年，外来流动人口由76488人增加至135684人，增加了0.77倍。在民营企业中，外来流动人口基本上占企业员工总数的50%以上，部分企业高达80%～90%。在恒安集团1.8万多名员工中，外来流动人口占90%以上。80年代和90年代初，晋江工业的快速发展，加速了人流、物流、信息流，使原来的村、街道显得狭小，难以适应，表现为基础设施落后、配套设施不足、城镇功能布局不合理、公共服务能力较弱等问题。在这个阶段，城镇建设跟不上经济发展速度以及生产的需求，即使做了许多努力和规划，也很快不能满足工业化、市场化对城镇发展的要求，表现为规划不断调整、更改，没有一个长远的建设目标。老百姓在城镇建设和发展中的许多行为呈现无序性和自发性，乃至自发地将乡村往城镇方向建设，整个晋江缺乏明确的、带有长远意义的总体城镇建设和城市化发展规划和布局。

针对这些问题，晋江首先对县城进行改造建设。青阳镇于1980～1983年第一次制定了全镇总体规划。1985年6月，福建省政府批复了《关于晋江县城总体规划》，同意将县城定位于“省重点侨乡、晋江县的政治、文化中心，并以发展食品加工为主的轻型工业城镇”。与此同时，晋江的一些农村也展开了村镇建设的进程。在港口建设的推动下，东石乡于1982年开始规划，1983年开始镇区街道建设，并形成了繁华的商品市场。陈埭镇于1983年聘请土建系专家进行规划，把陈埭建成全镇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还建设了鞋类和制鞋原辅料的专业大市场，将过去“陈埭跑全国”（购买原材料，推销商品）的情形转变为“全国跑陈埭”（购买原辅材料，推销商品）的新局面。磁灶将旧街向两端延伸，形成了长达3000米的“陶瓷专业街”，全国各地的建筑陶瓷产品汇集于此。1988年以后，晋江以实施沿海地区发展战略为契机，开始围绕投资环境、促进外向型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城镇建设，提高了城镇建设标准，并且突出了县城、开发区和工业园区的建设，对城市进行规划调整，扩大规划面积，并着手市政工程建设。实施园林、供水、排水、道路、体育设施、垃圾处理等工程。开始建设福埔工业综合开发区、安平工业综合开发区和东海安工业综合开发区等。引导乡镇企业适当集中，一些乡镇开始规划建设工业区和工业小区，如安海镇建设港口、公园，拓宽道路，兴建桥头工业区、西垵工业区和安平桥旅游区，完成了小商品市场、停车场、游泳场、体育场和垃圾场等项目，提高了城镇化水平。但是，城镇化依然跟不上工业化的要求和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