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者视角中的唯物史观

郭广迪

唯物史观即“唯物主义历史观”，被恩格斯称为马克思的“两个伟大的发现”之一。马克思正是从唯物史观出发，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既然如此，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对唯物史观必然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吗？回答是否定的。不过，在弄清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对于西方经济学者对唯物史观的表述及其理解进行说明。本文拟在此前提下，介绍西方经济学者对唯物史观的评价，并分析其原因。

一 西方经济学者对唯物史观的表述及其理解

美国经济学家塞利格曼1902年出版了《经济史观》一书，他在这本书中所讨论的就是通常被人们称为“历史的唯物论”或“唯物史观”的马克思的历史观，但他本人认为，“这两个名词都不很精密”，因为，“如果把唯物论看作拿物质原因来解释所有的变迁”，那么，“生物史观”和用“气候的影响和动植物的性质”来解释“社会里的变迁”的学说，“也是唯物的了”。然而，“这样的学说和我们讨论的很少相同之点。我们所要讨论的学说不惟是唯物的，并且是经济的；所以与其叫做‘唯物史观’，不如叫做‘经济史观’”。简而言之，他认为，用经济史观来表示唯物史观，可以避免将马克思的历史观与其他唯物论的历史观相混淆。

1925年3月15日，德国海德堡大学教授列德雷在中国进行题为“评马克思之唯物史观”的演讲中也表示，“唯物史观一名”“不适当”，实际上应当用“经济史观”来表示，其理由是，马克思是在“唯物论极盛时代”发现唯物史观的，“故采此名”，但是，他的“唯物史观与哲学上之唯物论不同”，实际上是“以历史的演进，经济的发展为其学说之根据”。同年4月4日，列德雷在中国进行的另一场题为《经济史观的根本理论》的演讲中还明确表示，“对于社会生活的中心问题有各种不同的见解，互相争论不已”，而“在这许多见解中，我所采用就是历史唯物说——即唯物史观”，并称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大贡献”。可见，他主张用经济史观来表示自己所赞同的唯物史观的理由与塞利格曼基本上是一致的——以免被误认为与其他唯物论相同。另外，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中也认为，“经济史观常被称为唯物史观”，这是对马克思的“另一种误解”，尽管“马克思本人也这样称呼它”。

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经济史观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一词也被译为“历史的经济学解释”。另外，除“经济史观”或“历史的经济学解释”外，用来表示唯物史观的还有一种方式，这就是“经济决定论 (Economic Determinism)”。例如，在美国经济学家格林沃尔德主编的《现代经济词典》中，“经济史观”、“经济决定论”和“唯物史观”被作为一个词条加以介绍。也就是说，这三者被看成一回事。

“经济史观”和“经济决定论”这两种唯物史观的表述方式是否正确或准确的问题，本文不准备直接讨论，但对于本文主题来说，有必要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并非只有西方学者或资产阶级学者才用“经济史观”或“经济决定论”来表示唯物史观。

在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是在“马克思主义者拉法格把唯物史观误称为‘经济决定论’之后”，才将“这个提法正式接了过去”。“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时，则“无论是早期共产主义者”，“还是国民党文士”，都曾将唯物史观视为“经济的历史观”。李大钊先生就曾在1920年发表的《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中表示，塞利格曼用“经济史观”来表示唯物史观的主张，“我亦认为合理”，只是由于“唯物史观”一语“在论坛上流用较熟”，自己才没有将其改称为“经济史观”。

在当代，无论是在西方学者中，还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和中国学者中，也都有人“以经济决定论阐释历史唯物主义”。

第二，用“经济史观”或“经济决定论”来表示唯物史观，不管在理解上是否存在偏差，都并非必然是恶意歪曲。

李大钊等中国学者将唯物史观理解为经济史观，被认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介绍唯物史观的主要局限”，即过分重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正作用力原理”，而忽视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反作用力原理”。这种理解上的偏差显然不是恶意歪曲。

西方学者或资产阶级学者用“经济史观”或“经济决定论”来表示唯物史观是否就必然属于恶意歪曲呢？也不是。虽然他们中间确实有人属于恶意歪曲，但是，从本文前面的介绍可以看出，主张用经济史观来表示唯物史观的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塞利格曼、列德雷和熊彼特就不属于此类，而且，他们的理由还是为了避免别人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歪曲或误解。

第三，用“经济史观”或“经济决定论”来表示唯物史观，在理解上也并非必然存在偏差。

恩格斯晚年在给约瑟夫·布洛赫的一封信中强调：“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虽然“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说，经济是决定性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

用“经济史观”或“经济决定论”来表示唯物史观，是否必然意味着将经济视为决定历史发展的唯一因素呢？不是的。例如，熊彼特就曾明确表示：“经济史观的意义，并不是指人们是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整个地或主要地被经济动机所驱使的”，因为，“马克思并不认为各种宗教、哲学、艺术诸流派，伦理观念和政治抉择，或者可以还原为经济动机，或者无关紧要。他不过试图揭露塑造它们的，或者造成它们盛衰兴亡的经济诸条件”。他的这一理解显然是正确的。

有学者指出，“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是一种‘经济决定论’或‘经济一元论’”，那么，“仅仅是而且只能是”在一种“严格限定的意义上”才能成立，这一“严格限定”就是指上述恩格斯在给布洛赫的那封信中的限定。这就是说，问题不在于用什么样的名称来表述唯物史观，而在于其事实上的理解。

所以，本文所说的西方经济学者视角中的唯物史观，以其理解正确为前提，而不管其表示方式如何。

二 不少西方经济学者将经济史观视为马克思对西方学术界的重要贡献之一

熊彼特在回答“经济学史是一部意识形态史吗”这一问题时指出，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种现象的全部重要性得到行家的认识并加以运用以前半个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发现了它，并用来批判他们那个时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他还认定，“所谓经济史观，毫无疑问是迄今为止社会学方面最伟大的个人成就之一”。多年后，米尔斯表达了与熊彼特类似的看法：“马克思力图指出经济关系对现行思想观念的重大影响。这是一种具有原创性的、特别重要的思想，它不仅完全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而且已经构成了当前思想方式主流的一个部分。”兰德雷斯和柯南德尔也认为：“通过将历史变革的主要决定因素 (尽管不是唯一因素) 集中于唯物主义力量或者经济力量上，马克思彻底改变了社会科学的思想。”熊彼特的学生、第二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及其合作者诺德豪斯则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更加明确地表示：“对历史的经济学解释是马克思对西方学术界的不朽贡献之一。”

海尔布罗纳还将马克思的这一贡献与柏拉图和弗洛伊德对于西方学术界的贡献相提并论。他指出，马克思所作出的、可以“与柏拉图、弗洛伊德相媲美的贡献”，“是他发现了历史 (特别是在我们称为‘资本主义’的这个时期的历史) 表面下一个意想不到的层次”；“马克思所发明的东西”“是一种能够深入那被埋藏的现实的研究方式”；同柏拉图和弗洛伊德一样，“马克思把见解和方法结合起来的做法，永远改变了人们后来理解现实的方式”。对此，他还在《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一书中进行了更为具体的解释：“就像弗洛伊德教会我们透过个人行为的外观而把握人们的心理过程，或者像柏拉图教会我们透过未证实观念的表象来把握所掩盖起来的哲学问题一样，马克思也教会我们洞察历史，而不是观看历史。”

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罗也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同实证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的‘去伪存真’的意味相适应，表明了科学地理解社会和经济行为的可能性”。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则表示，将经济学分析方法运用于对“市场以外的人类行为”的分析“也算不上什么标新立异的东西”，因为，不仅亚当·斯密和边沁曾这么做过，马克思及其追随者也曾运用所谓“经济决定论”研究过“政治、婚姻和其他非市场行为”。

将经济史观视为马克思对西方学术界的重要贡献之一，或将其与柏拉图、弗洛伊德以及亚当·斯密对于西方学术界的贡献相提并论，可以说是西方经济学者对于唯物史观的最高评价，而且，这些评价基本上都是以对唯物史观的正确理解为前提的。

三 众多西方经济学者对马克思对待资本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关于马克思对待资本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熊彼特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在关于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这一问题上，当年的众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把非资产阶级的贡献”如“官僚机构的贡献”“列入资产阶级的成就中”；二是“把科学和技术算作独立的因素”，即没有算作资产阶级的贡献。马克思和恩格斯却在《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 中强调了“被绝大多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常常忽略的商业阶级 (即资产阶级——引者注) 的创造性作用”，他们“能够看到，科学和技术同教育以及卫生领域中的‘进步’一样都是资产阶级文化的产物”，因而“最终也是商业阶级的产物”。他将这一点归纳为《宣言》对于“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的贡献。熊彼特还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中表示，马克思“胸襟广阔的最好证明是《共产党宣言》”，因为他在这一著作中“曾热烈地赞扬资本主义成就”，“而且，即使在对它宣判未来的死刑时，他也承认它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这种赞扬“比许多彻底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还多走了一步”，就是让他自己在100年后再来说“资本主义成就”，也“不过是这些，再也没有什么别的了”。这就是说，要他这样的资产阶级学者来赞扬资本主义的历史成就，也找不出更好的语言来表达了。

一些现代西方学者也注意到熊彼特所指出的《宣言》与当年“绝大多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这一问题上的不同之处，例如，美国技术史家和经济史学家罗森伯格和法学家小伯泽尔就在《西方现代社会的经济变迁》一书中指出，在《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科技决定论者”，他们“没有把工业革命中的巨大技术成就归于科学、人类的天才和新教论理，而是归因于资本主义这种特殊的制度和资产阶级”，因为“在他们看来，资产阶级是唯一有倾向去发动工业变革和社会变革的阶级”，“资本主义是一个在技术方面具有内在动力的社会制度，它把迅速的技术革新与迅速的资本积累结合起来，使社会的生产能力急剧膨胀”。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归功于资本主义制度，而不是科学技术的进步，这就是熊彼特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比许多彻底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还多走了一步”的主要原因。

海尔布罗纳在其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撰写的“资本主义”词条中表示：“资本主义社会最受到广泛承认的成就，是它的那种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积聚财富的能力，对于这种能力，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给予高度赞赏。”2004年，诺斯在中国所进行的题为《资本主义和经济增长》的演讲时也指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深刻地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动力机制构成资本主义发展潜力的原理。”“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是对人类一个非常大的贡献，因为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潜力。”

上述西方学者之所以会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对待资本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给予如此之高的评价，其根本原因正如恩格斯所说：“‘宣言’十分公正地承认了资本主义在先前所起过的革命作用。”

另外，阿恩特在《经济发展思想史》中指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巨大成就，就是创造空前未有的庞大生产力”，而且，“马克思的伟大魄力”就在于“把释放巨大生产力的资本主义作为经济发展辩证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过渡阶段”；亨特在《经济思想史——一种批判性的视角》中认为，“直到今天”，马克思的“框架和见解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的结构和功能仍被证明是非常有用的”；多德则在《资本主义经济学批评史》中表示，“今天几乎所有试图理解资本主义的人 (或从马克思时代以来试图这么做的人) 至少都会借助马克思首创的分析工具，来达成这一目的——尽管他们未必与马克思同心同德”。

由此可见，这些西方经济学者不仅给予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资本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以很高的评价，而且认为，马克思用来分析资本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对于理解现代资本主义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四 很多西方经济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对西方经济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斯皮格尔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把重点放在经济因素上，尽管其自身是一种简化，却把历史从它早期对诸王朝及其战争的关注中解放出来，并且促进经济史的研究”，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就是一丝不苟的经济史学者”。著名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则在《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一书中说，“很少有人会不同意，《资本论》第一卷24章是对经济发展史与经济发展理论的最富有想象力的贡献之一”。

1993年，两位被称为新经济史学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的美国经济学家福格尔和诺斯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福格尔在当年12月9日进行的演讲中谈到“经济史对经济理论的形成有显著贡献”时，将马克思称为“发现历史是他们的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的经济学家之一。诺斯则在其代表作《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表示：“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中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马克思强调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中产权的重要作用，以及在现有的产权制度与新技术的生产潜力之间产生的不适应性。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贡献。”

诺思还在《理解马克思是值得的吗？》一文中指出，虽然新古典经济学在传统上无视交易成本的存在，但“马克思清楚地认识到，交易成本是存在的”，并为100年后现代学者运用交易成本概念从细节上研究生产力、产权制度和政治结构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这就足以表明“马克思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史学家”。

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希克斯在《经济史理论》一书中也明确表示：“我的‘历史理论’肯定不会是”汤因比和斯宾格勒的“那种意义的历史理论，而与马克思试图制定的理论更为相近”；“马克思从他的经济学中确曾得出某些总的概念，他把这种概念应用于历史，因此他在历史中发现的模式在历史以外得到了某种支持。这更是我要努力去做的那种事”。

可见，上述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都将马克思视为一位影响深远的经济史学家。

另外，在波斯坦等人主编的《剑桥欧洲经济史》一书中，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也被列为参考文献。在谈到当年英国的“工业储备大军(又译为产业后备军——引者注)”时，该书称“马克思毫不费力的证明，这样一支‘大军’的存在是英国工业革命的一个重要因素”，并评价说，“马克思的分析的确更深入，他的观察也比同时代人更敏锐”。在谈到如何把握俄罗斯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时，该书也明确表示，“马克思辩证法有力地说明了应该更注重一种生产关系向另一种生产关系转变的条件，而不要拘泥于历史上的转变年代”。

这也是马克思以及恩格斯对西方经济史学影响深远的重要例证。

五 西方经济学者给予唯物史观以较高评价的原因

上述分析表明，很多西方经济学者都给予了唯物史观以较高的评价。现在我们就回到本文开头所提出的那个问题上来：唯物史观的最终结论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为什么众多西方经济学者不仅没有对其持完全否定态度，而且还给予了其较高评价？与此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史观，有可能被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所接受或“重新发现”吗？对于这个问题，恩格斯早就给予了肯定性的回答。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1版的序言中，恩格斯明确指出：“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四十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

这就是说，西方学者完全有可能“重新发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并在一定范围内或一定程度上接受它。所以，国内有学者借用恩格斯的上述论述表示，当代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诺斯，“也同样‘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本文前面已提到的，熊彼特认为，马、恩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思想的“全部重要性”在半个世纪后已经“得到行家的认识并加以运用”；米尔斯称，“马克思力图指出经济关系对现行思想观念的重大影响”这一“具有原创性的、特别重要的思想”，“已经构成了当前思想方式主流的一个部分”。这些都表明，西方学者在一定范围内或一定程度上接受唯物史观，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

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缪尔达尔则认为，很多西方经济学家尽管“在绝少觉察到的程度上受到马克思的影响”，但是，“实际上，他们在直接介入社会条件的变化的同时，总是用重新解释的形式保留马克思的信条”。他在这里所说的被西方经济学者“用重新解释的形式保留”的“马克思的信条”，就是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论断。著名金融专栏作家詹姆斯·巴肯就明确表示：“我们现在都相信，我们的看法一定程度上是我们物质环境的产物，生产方式的改变将导致工厂外事物的改变，这些都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经济学者为什么可以在不接受唯物史观的最终结论的前提下，在一定范围内或一定程度上接受唯物史观呢？

在民国时期，针对有人对经济史观提出的这样一种批评：“经济史观之学说有社会主义的性质”，而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过激的思想”被视为“洪水猛兽”。当时作为一位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赵迺抟先生是这样加以驳斥的：第一，如果经济史观是“正确而真实”的，则“其结论如何”就是“无关紧要”的；第二，社会主义与经济史观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因为，前者主张“应当是怎样的”，“是一种推测的理想”，后者倡导“经过是怎样的”，“是一种注释的规律”；第三，再退一步讲，即使马克思的经济学说都是错误的，其经济史观学说也不会“因此而被推翻”，而且，事实上有很多“应用经济史观之理论而有相当成功者”并非社会主义者。他还明确表示，如果“吾人拒绝接受一个科学的法则，仅因其联系部分认为嫌恶，未免暴露了吾人的庸愚”。由此可见，一些学术态度比较严谨的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完全有可能像当年的赵迺抟先生那样，不会仅仅因为不赞同或不喜欢唯物史观的最终结论就拒绝接受它。正因为如此，熊彼特就曾在《经济分析史》的一个注解中指出：“一个人可以完全接受马克思的分析理论，但在实践上却可以是个保守主义者。”

希克斯对于这个问题的说明更为具体。他在《经济史理论》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当时“未解决的问题”：“总概念是否只能在有限的范围适用于一些特殊目的，还是可以普遍适用，使历史的一般过程，至少在某些重要方面，能纳入适当的地位？”(他所说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指，唯物主义的经济史观的基本概念是仅适用于马克思的特殊目的——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还是普遍适用于具有不同目的的历史分析——引者注) 他认为，在持普遍适用观点的人中，大多数只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范畴或其稍稍修改过的形式”，因为，“可供选择的形式有限”：“《资本论》问世的一百年里，社会科学有了巨大发展的一个世纪之后，竟然没有出现什么别的形式”。所以，他表示自己也只能采用马克思的范畴或其稍稍修改过的形式，只是希望能在“我们拥有他所没有的关于事实和社会逻辑的许多知识以及可供我们利用的另一个世纪的经验”的前提下，“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想像上述进程的本来面目”。

由此可见，西方经济学者给予唯物史观以较高评价的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史观对于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已经产生而且还将产生重要影响。

六 结束语

日本学者鹤田满彦认为，如果以历史唯物论为“共同的出发点”，“就可以发现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 (指我们所说的西方经济学——引者注) 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可以相互补充的方面”。本文所揭示的西方经济学者在一定范围内或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唯物史观的事实，表明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这一“共同的出发点”确实是存在的。

一些国内学者还指出了唯物史观对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影响，如，李步青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两大命题”——“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出发，分析了马克思对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影响，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虽然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们都不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的学术思想大都受马克思的影响。”胡义成认为，“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在近些年诺奖之中得到了复兴”，并称其为“西方对马克思的祭奠”。唐方杰则更加具体地表示，贝克尔关于“一切人类行为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经济因素”的看法，“使人想起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本文前面所提到的萨缪尔森、诺斯、阿罗、贝克尔、希克斯、布坎南、福格尔以及缪尔达尔等获奖者的相关论述，表明唯物史观确实对他们也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史观能够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这一事实本身则表明了唯物史观乃至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也就是说，马克思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的马克思，而且是全人类的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