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浊自取的人生态度

孔子既是一位学问家，又是一位道德高尚的人，他的弟子们对他的仰慕崇拜就像小溪对江海一般。

子贡是孔子最得意的高徒之一。尽管孔子对子贡的评价远不如他最得意的门生颜回，但平心而论，子贡应是孔门七十二贤中才智和能力最杰出者，他的影响之大、作用之巨，在孔门弟子中无人能匹。子贡是言语科的佼佼者，雄辩滔滔，“利口巧辩，孔子常黜其辩”，看来孔子有时也说不过他，只好让他缄口闭嘴。子贡是出色的外交家，出使于外，诸侯“无不分庭与之抗礼”，接待规格之高令人咋舌。子贡是商界奇才，善于经营，“与时转货资……家累千金”，为中华儒商的鼻祖，倘若不是子贡生财有道，并不时拿出钱财来接济老师，孔子师徒饿肚皮的日子一定不少。子贡还是个重情重义的人，孔子逝世后，其他弟子在墓前守孝三年便纷纷离去，唯他在孔子墓旁“结庐守墓”，一守就是六年，足见其对老师的感情超乎寻常。

据《韩诗外传》记载，有一次齐景公问子贡：孔子是怎样一位贤人？子贡说：岂止是个贤人，简直就是圣人。为什么尊崇孔子为圣人呢？子贡给出的解释是：“若臣之事仲尼，譬犹渴操壶勺，就江海而饮之，腹满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老师的道德学问，犹如大江大海一般博大深沉，不可穷竭。我子贡与老师比起来，就像一壶或一勺水面对江海一样，差得太远了，简直不值得一提。

孔子的“乐水”，有时还借水来表达他的人生态度。有一首人们耳熟能详的歌谣，叫《沧浪歌》，早在春秋时就已广为传唱。孟子著作中这样记载孔子对这首歌的看法的：

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自取之也。”

——《孟子·离娄》

据说，这是孔子率弟子周游列国时，在楚国的汉水上游听到的一首儿歌。显然，这首儿歌并不简单，它是告诉人们立身处世之道的。前一句“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无疑是劝人积极进取的——“水清”，是治世的象征，而“濯我缨”（缨代指官帽），则是出来做官治国平天下的意思。后一句“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则是劝人隐居的——“水浊”，是乱世的象征，而“濯我足”，则是隐居不出的意思。孔子听了这首“孺子歌”后，深受触动，对众弟子们说：是洗高贵的帽带，还是洗污秽的双脚，取决于河水清澈或污浊。言外之意则是：“君子处世，遇治则仕，遇乱则隐。”（《汉书新注》）——当天下太平、国家治理得好时就去做官，当天下大乱、乱臣贼子当道时就去隐居。

孔子周游列国偶听楚国汉水一带儿歌，深悟处世之道

耐人寻味的是，孔子的“乐水”，偶尔也把失意之情寄托于水波之上——“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仁政之道不能推行于天下，我干脆驾着一个小木筏子到海上隐居算了！

孔子虽然如是说，但身逢乱世的他，却一直没有当一名旁观者、隐居者，而是以积极进取精神，力求用“仁”改造社会，改变人心。比如，孔子一直主张“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他本人为了实现仁政的抱负和理想，一直渴望做官，曾放言如果有人用他治国，“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只要让我出山，保证会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孔子的学说特别是他的政治主张并不受当时统治者的待见。何以见得？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55岁的孔子见鲁国政治日趋腐败，觉得大道难行，便辞去大司寇之职，离开鲁国，率领众门徒周游列国，然而，满怀传道救世理想的他等来的却是颠沛流离和终不见用。孔子去鲁总计14年，到过卫、曹、宋、郑、陈、蔡、楚等七个诸侯国。所到之处，或被人当成了“尊贤”的摆设（如卫国），或穷困潦倒于途（如绝粮陈、蔡，受困匡、蒲），或被人冷嘲热讽（如长沮、桀溺、接舆等隐士对孔子积极入世的行为颇不以为然），如此“累累若丧家之狗”的境遇，怎能不令夫子黯然神伤，满腔悲愤，终于不平则鸣，喊出了“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巨大牢骚。

事实上，孔子骨子里绝不想真的隐逸在苍茫的大海之上，过道家所谓的“逍遥游”的生活。这牢骚不过是他老人家“干七十余君无所遇”（《汉书·儒林传》）的激愤之言，饱含着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和愤懑，饱含着难以名状的辛酸与无奈。尽管“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尽管前方的路，关山重重，荆棘多多，孔子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始终坚定不移地向前挪动，“知其不可而为之”。

不过，孔子的这句牢骚话却为后世宦海沉浮者指示了一个基本的行为方向，即当仕途失意时，就想“乘桴浮于海”，归隐泉林，担风袖月，梅妻鹤子。然而，又有几人真能做到绝弃尘缘呢？比如，唐武则天时，大臣张说被罢官流配至钦州（今广西境内），面对波涛茫茫的大海，发出的是“乘桴入南海，海旷不可临”（《入海二首》）的悲叹。再如，北宋时，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谪居黄州（今湖北黄冈），一度想摆脱尘世的纷扰，“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临江仙·夜归临皋》），但同样不过说说而已。看来，如果不是真心想做隐士，仕途失意的悲情靠水波是抹不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