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农民工群体的发展和特征

一 农民工群体的产生和发展

农民工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概念，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农民工队伍的产生和不断壮大，对改变我国城市乃至农村的面貌做出了特殊的重要贡献，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变革的巨大力量。现实中，很多农民工虽然进入了城市，但没有融入城市，或者虽然离开了农村，但仍与农村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以户籍制度为主的城乡二元分割制度是农民工产生的体制根源，而城乡二元体制的建立也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在整体上真正开启了从近代以来实际意义上的工业化进程，出于稳定政治环境的考虑，党中央提出优先发展重工业，初级的重工业不仅不能吸收大量劳动力，而且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因此把农村人口限制在农村，一来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来反补城市为重工业发展提供资金，二来限制城市人口数量以大力发展重工业，由此城乡二元体制就显得尤为重要。于是在1953年4月，国务院发出了《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首次提出了“盲流”的概念。而且之后每年政府都会对于这一问题加以重述，强调禁止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并且这一政策在计划经济时代一直延续。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农村土地承包制的实行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完善，再加上打破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允许多种经济共同发展，为农业劳动力人口的流动就业创造了条件。然而，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体制却没有进行相应改革，这造成了我国农民流动的不彻底性，即农民在其职业（或经济）身份已经发生变化后，社会身份却没有及时变化，仍然是农业户籍身份。正是由于职业（经济）与社会身份的不一致，在我国特定的历史时期，就产生了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农民工。

在改革开放之初，农村的改革率先开始，由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分配上打破了以前的平均主义，同时政府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的价格，使得农民的收入增长较快。当时城市改革还没有启动，大量知青返城给城市就业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所以农民在城市的就业机会非常有限，这一时期农民工的数量不多，对我国社会的影响也很有限。

1984～1999年，农民工的发展具有波动性，作为生产要素的农民工在农村和城市之间双向甚至频繁流动，哪里有劳动力的需求，农民工就会流入相应的供给地，比如农忙时或者农村经济形势较好时，进城就业的农民数量就会减少，而城市经济形势较好、用工需求多、待遇也好时，农民工的数量就会迅速增加。具体来看，1984～1989年，在劳动力供给方面，由于农民收入增长减缓，农民的务农积极性受到影响，同时农村乡镇企业发展受限，新增就业机会也在减少，农村出现了剩余劳动力，部分农民开始谋求外出就业；在劳动力需求方面，城市改革的启动，特别是东南沿海的开放，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吸引着农民工进城就业；在政策因素方面，1984年，国家允许农民自筹资金、自理口粮、进入城镇务工经商，实行了30年的限制农民向城市流动的就业管理制度开始有所松动，这些因素使得农民工发展出现了一个高峰。1989～1992年间，农民工出现了回流，主要是因为农民工在城市的大量涌现造成了一系列问题，如城市公共交通拥挤、城市环境卫生及社会治安变差问题。1990年，国务院办公厅针对较多农民流往广东的现象，专门发布《关于劝阻民工盲目去广东的通知》，与此同时，国务院再次发文要求清退计划外用工，“合理控制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对“长期盲流，要坚决收容遣送”，部分农民工也成了收容遣送对象。当然，这一时期的农村经济形势也不理想，中国经济处于徘徊苦难期。1992～1997年间，农民工又有了快速发展。受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影响，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入，我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增长期，非公有制经济有了快速发展，城市的就业机会增加了，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也在大量增加。1997～1999年间，随着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大量工人下岗，农民工在城市就业也有了限制，并且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形势不太景气，城市就业机会不是很多，农民工的发展陷入了困境。

21世纪以来，农民工进入了稳定发展阶段。经济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高速发展，农民工的数量在不断扩大，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和社会保障也在不断改善。政策方面，政府对农民工的态度发生了较大变化，由以前的“管理”转为“引导”，国家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要求公平对待农民工，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不合理限制，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做好2002年农村和农业工作的意见》，首次提出对农民进城务工要“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首次专门就促进农民进城务工下发综合性文件。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首次提出“进城就业的农民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城市创造了财富，提供了税收”，政府要健全有关法律法规，依法保障进城就业农民的合法权益。2006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进一步细化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基本原则，即“公平对待，一视同仁；强化服务，完善管理；统筹规划，合理引导；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并针对农民工工资偏低且被拖欠现象严重，劳动时间长，安全条件差，缺乏社会保障，职业病和工伤事故多，培训就业、子女上学、生活居住等方面存在的诸多困难，以及经济、政治、文化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等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措施，指出要逐步实行城乡平等的就业制度，不得以解决城镇劳动力就业为由清退和排斥农民工。2008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切实做好当前农民工工作的通知》，提出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农民工工作直接关系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民工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农民工市民化将不断推进。十八大报告中首次将城镇化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上，而城镇化的本质是人的城镇化，所以城镇化的核心问题就是将处于城市中的大量农民工市民化，这就为农民工问题的处理提供了新的依据和政策保障。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农民工也正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2013年6月，为进一步加强对农民工工作的组织领导，国务院成立由马凯副总理任组长的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作为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其主要职责是组织拟订和审议农民工工作的重大方针、政策、措施，组织推动农民工工作，督促检查各地区、各部门相关政策落实情况和任务完成情况，统筹协调解决政策落实中的重点难点问题，这又彰显了国家对于农民工问题的重视。根据2014年7月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家将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加快建设和共享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稳步推进义务教育、就业服务、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部常住人口。计划到2020年，基本建立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有效支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依法保障公民权利，以人为本、科学高效、规范有序的新型户籍制度，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可以预见，在新一届政府的领导下，农民工市民化将不断推进，农民工问题将彻底解决，“农民工”这个特定称谓将在历史的车轮下渐渐地淡化。

二 当前农民工群体的特征

本研究的调查数据显示，现阶段农民工的基本情况如下。

分性别看，男性农民工占60%，女性农民工占40%，农民工以男性为主。

从年龄看，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32.7岁，其中男性平均33.3岁，稍高于女性的31.9岁。分年龄段看，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21～30岁占44%, 31～40岁占28%；年幼和年老占少数，20岁以下和50岁以上的人群比例总计为12%。

分学历看，农民工以初中文化程度为主，约占1/3，对比农民的学历构成可以看出：农民工的文化程度高于农民。而且农民工中，女性的文化程度高于男性；21～30岁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最高。

从婚姻状况看，已婚的占61%，未婚的占37%，还有2%的农民工离异或丧偶。值得注意的是，21～30岁农民工的已婚率为34%，低于农民在该年龄段的已婚率，外出打工在一定程度上推迟了结婚的时间。31～40岁农民工的已婚率达到87%。考察婚姻与学历的关系，可以发现文化程度越高，已婚率越低，小学及以下人群的已婚率为90%，而大专及以上人群只有41%。

总体上看，本研究的样本分布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报告》中的农民工结构基本一致，本研究的调查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