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

官文娜来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到访我研究室的情景，至今我都记忆犹新。当时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简称“日文研”）刚刚设立，连研究中心的建筑都还没有完成，工作人员在附近借用的大楼里办公和开展研究工作。因此无论是教授还是副教授的办公桌和书桌都并排地挤在一个大办公室里，真是有些“煞风景”，但这里却洋溢着浓厚的研究气氛！

官女士到访以前，我曾一度前往北京日本文化研究中心讲学，她不时到课堂上听我演讲，我想她是不是从中获得了一些新的思考。官女士刚到京都时，在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飞鸟井雅道教授（已故）的指导下开始做研究。由于在留学期间必须考虑今后的发展，而官女士希望就读京都大学研究生院，但这必须要有一定的研究成果。

我很快了解到官女士关注的是中国与日本社会和文化的比较，特别是中日家族结构差异所导致的中日近代化发展的不同路径和不同的价值取向。基于这一思考，她决定做中日家族结构的比较研究。她的研究目的和方向十分明确，研究的题目也定为“日中家族结构的比较研究”。我知道做这样的比较研究是需要相当长时间的。为做这类比较研究，她不仅要把中国的宗族结构厘清，还需要彻底深入学习和研究日本家族结构形成的历史。于是后来每个星期官女士都向我汇报研究的进展情况。

其实从她的研究中得到学习的也许是我。“近亲婚”在日本并不罕见，而中国的宗族却实行“同姓不婚、异姓不养”，这对我来说的确是很新鲜的事情。这样定期的研究报告一直坚持着，官女士就是带着这些研究成果，实现考上京都大学研究生院的理想，进入了日本史专业的博士课程。

官女士在京都大学研究生院为了取得更好的研究成果，在朝尾直弘教授的指导下继续刻苦学习。这一时期她虽然只是偶有近况汇报给我，可是努力钻研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最让我惊讶不已的是，有一天我得知官女士已取得了京都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我这时只有佩服她！她在经济如此困难的状况下还这么努力！之后，她的博士学位论文由在京都享有最高学术地位的思文阁出版社出版。我看了书的内容才真正了解到最初到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来访的官女士是怎样努力学习、刻苦钻研的。像这样的研究，如果不是对比较的双方有深入的了解是不可能完成的，这是谁都做不到的事情。从这一意义上说，官女士的研究在学术史上留下了可喜的业绩。此书今后会继续激励中日两国的学者。

我不断地回忆这些，我非常清楚地知道，在官女士来日后的长期研究生活中，我给予的指导仅仅停留在最初的一些建言，官女士能取得这样的研究成果，完全取决于其后官女士自身的、实实在在真挚而不懈的努力。作为一名日本文化的研究者，官文娜女士已经羽翼丰满，可以自由翱翔在学术领域，这是我真实的感受，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让我高兴的了。不管怎样，我都衷心地祝愿她踏踏实实地继续做研究，获得更大的成就。

2016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