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1964～1966年，我们在巴西开始进行国际经济的经验研究。那是我们遭受新建立的军人独裁政权迫害的时期。对左派力量来说，这个课题的迫切性是显而易见的。独裁政权开始了一个把我国经济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结成一体的进程。必须非常明确地搞清这种一体化的性质。我们于1965年末得出的结论是：1939～1945年战争之后，世界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体化的新阶段并开始了一个以多国公司为基础的新的漫长的增长周期；这一增长周期似乎走到了尽头并导致产生一个以相对分裂为特点的新的衰退周期，而相对分裂将导致世界革命运动新阶段的到来。

上述论点是在一份关于国际时局的政治报告中提出的，并在一部关于巴西政治经济危机的书中得到发挥。由于不能在巴西出版，该书于1966年在智利油印发表。那是在我们被巴西军事法庭在一次既不能辩护又无任何法律依据的审讯中，以莫须有的“农村颠覆性渗透的精神指导者”的罪名缺席审判之后，刚刚流亡到智利的时候。

我们在智利找到了继续进行我们的研究的合适环境，尤其是在1968～1969年，大学改革为研究和思想批判的巨大发展创造了可能条件。于是，我们在社会经济研究中心成立了一个关于帝国主义和依附的研究小组，除了审阅关于此课题的各种理论著述外，还着手积累大量的经验材料。1969年上半年，我们应邀去美国伊利诺伊北方大学讲学，利用这一机会收集了大量关于美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经验材料。

通过保罗·斯威齐和哈里·马格多夫的努力，我们的这一工作得到了拉比诺维茨基金会的资助。同年12月，我们应保罗·斯威齐的邀请重返美国，参加美国经济学家协会年会，在斯威齐组织的关于“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会议上宣读了一篇论文。这一次，我们同激进经济学家协会——其会期与美国经济学家协会年会并行——的成员以及从事多国公司研究的属于不同倾向的其他研究人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回到智利后，我们扩大了研究小组，也扩大了我们的研究范围。1970年下半年，我们参加了在荷兰蒂尔堡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的讨论会（1970）和在保加利亚的瓦尔纳召开的世界社会学大会关于帝国主义及民族运动的讨论会；在这些会议上，对我们所研究的课题进行了更加广泛的讨论。从那时起，我们通过会议和书信与在美国、拉丁美洲和欧洲从事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的各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小组保持了广泛的接触和联系。

“人民团结”阵线在智利的胜利，增加了我们阐明帝国主义对拉美新政策的责任心。正是在1968年至1973年这一长时期中，我们以文章和单行本的形式发表了汇集在本书中的某些论著，以求对越来越激烈和必要的讨论做出贡献。智利的圣地亚哥自1966年我们到达那里时便成了知识分子的重要中心；由于拉美发生的变化，也由于智利正在发生的政治变革，这些人从不同的地方来到这里，促使形成了一个相当繁荣的智力环境。随着人民政府的建立，产生了一种真正的智力“爆炸”，这反映在各种新刊物的发行、书籍的大量出版，以及无数的研究小组、学习小组和讨论会的出现上。

1973年9月发生的军人政变突然打断了我们正在进行的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我们失去了这么多年来所取得的劳动成果，虽然这些成果意味着做出了艰巨的努力，但对其失去我们并不感到悲痛。已成为我们第二祖国的智利的人民所遭受的悲惨事件是那样巨大，以致任何个人问题，哪怕是像搞研究这样具有集体意义的事，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显得微不足道。我们为建立一个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资料中心而收集的各种材料以及北美拉丁美洲问题研究会的朋友们寄给我们的新材料，与那么多人的鲜血一起被湮灭。

我们在巴拿马使馆躲避了5个月，之后去了墨西哥，受到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几位朋友，特别是经济研究所和国立经济学校高级研究院的热情欢迎，他们欢迎我们在那里继续原先的研究。经过数月的文献研究之后，我们确信，我们所计划的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重新研究需要的时间比预计的要长得多。虽然我们（拉美）依附于美国和世界资本主义，但总的来说，在拉美用于收集有关此课题的浩如烟海的文献的时间和精力非常少。

由于这个原因，也因为我们看到拉美其他地方的研究成果在墨西哥鲜为人知，所以我们兴致勃勃地重新整理了原先以《美国的危机与拉丁美洲的依附与社会变革》及《帝国主义与多国公司》等书名出版的著作，并加入关于国际时局的新近研究成果和一些理论讨论的新章节，编成新书。这些理论讨论章节试图回答那些对“依附论”的模糊批评。本人的论著曾对“依附论”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至少批评家们是这样认为的。

这就是本书的创作过程。这本书的篇幅也许比预计的稍微多了一点儿；尽管不是一部它所研究的各个题目的专著，但是我们希望它汇集了进行系统论述所必要的大部分材料。

我们想借此机会向如今分散在许多国家的原社会经济研究中心的朋友们，尤其是依附关系和当代资本主义研究小组的朋友们表示感谢，向拉比诺维茨基金会、保罗·斯威齐和哈里·马格多夫表示感谢，向经济研究所和高级经济研究院的负责人和朋友们致谢，向彼得·罗曼致谢。罗曼为使我们于1969年赴美国继续我们的研究而进行了许多斗争，特别是1973年当军人拒绝给我们签发出境证时他为把我们救出智利进行了斗争，并为我们争取入境签证以便去纽约市立大学以及霍斯托斯社区学院社会科学系（该系由他领导）工作而斗争。尽管他做了不屈不挠的巨大努力，却未能冲破美国移民局的阻挠。该移民局对为捍卫打破铁幕这一基本权利的数十名美国社会科学家、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的呼吁置之不理。这是美国的“民主”强加给奋起反对由美国政治家、金钱和警察在世界各地扶植的独裁者的民主战士头上的铁幕。

我还应感谢审阅了大部分书稿并参加讨论的阿尔瓦罗·布里奥内斯，以及负责编写目录和最后参考书目的马塞洛·希林。

巴尼亚·班比拉不仅参加了关于帝国主义与依附的研究小组（本书的一大部分是在研究小组的讨论中孕育产生的），还鼓励我们的工作，积极参加最后审稿和新章节的准备工作，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在许多情况下牺牲了他自己的研究工作。我要向他表示特别的感谢，感谢他的奉献精神。

1975年6月于墨西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