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的建设问题
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通知，今天来参加这次关于建设“双一流”问题的讨论会，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议题，值得深入地进行思考与讨论。以下试就“双一流”问题谈一些个人的初步认识，内容大体分为两个部分，不当之处，尚请批评指教。
我们应该如何来把握“双一流”的评估标准？这当然要看质量，质与量二者，缺一不可。不过，就质与量来说，最为关键之处，应当是质。如果只注意比量的多少，那是可以凭直观的，几乎一眼就可看出分晓；如果比质的高下，那就要分辨其不同的特点。如果没有特点，千篇一律，还能说什么一流呢？如果把“双一流”看成千篇一律的，那么在全国就只能是独此一家，或者是家家一样。既无百花齐放，又无百家争鸣，这样不利于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双一流”出现。“双一流”在全国、全世界不可能也不应该只有一家，不过其中的每一家都必须以其独具的特色作为其存在的理由，也必须以此来为人类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只有特色鲜明的“双一流”，才能为人类做出独具特色的贡献。
那么，具体的“双一流”的特色又是由什么条件决定的呢？这个条件，我想，似乎应该是它的特殊内在结构。如果某所大学成为一流大学，那么它就必定拥有一定的一流学科作为其存在之基础，而且在这些学科之间存在着某种有机联系，彼此相得益彰，相互之间形成良性循环。至于一个一流学科，它必须拥有以若干一流学者带头的二级学科作为其存在之基础，而且在这些二级学科之间存在着某种有机联系，彼此相得益彰，相互之间形成良性循环。如果某些学者本身具有某种跨学科（或跨二级学科）研究的特性，那么这就会更有利于促进“双一流”的形成。一流大学、一流学科、一流学者，严格地说，都是应该既符合一流的一般标准，又具有自身的不可替代性的独特标准即特色的。
一个具体的“双一流”特色或内在结构又是怎样形成的呢？看来它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逐渐形成的。当然，这也许是个人的保守性的偏见。的确曾见过以短期大量引进人才的办法快速壮大某个学科的事例。其实这也有可以商议之处。一则，如果在国内挖人才，那么只不过使强者更强、弱者更弱，而全国人才总量并无增益。二则，引进的人才大都有各自的专长与学术特色，引进以后，是否能服当地水土，也往往成为问题。所谓服当地水土，讲的就是他与本单位原有的学术特色与结构能否兼容的问题。不能兼容者，或者郁郁不得志，或者最后是一走了之。这期间有多少浪费！因此，如果要考察并判辨任何一个“双一流”的结构特色，最好首先要有一定的历史的回溯与分析。在这样的回溯与分析中，看它一路是怎样艰苦而曲折地走过来的。因为经过历史经验的积累与历史教训的总结，它的结构特色才会比较明确且稳定。这也正是新的“双一流”建设必需的基础。
以上简略地谈了个人对于“双一流”判断标准的一般认识，下面再就个人所了解与理解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科的具体情况，做一些大体的说明。
北京师范大学是一所百年老校，人文学科根底深厚，1952年又与辅仁大学合为一所新的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力量更加雄厚。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人文学科中，历史学科素具特色。
陈垣先生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科的实际奠基人。有人说他是乾嘉之学的殿军，当然不妥。他自觉地继承了乾嘉大师的既博学又精研的传统，但又改变了其方向，由重经学转为重史学。他以乾嘉学者那样的极其严格的学术训练要求自己，也以同样的标准要求、训练学生。他所要求的是在拓展知识的同时也要提高能力。陈先生自己的学术成就，人所共见。他还曾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等校担任导师，培育出很大一批下一代的史学名家，影响远出辅仁大学。与陈垣先生同一学术时代并齐名的有张星烺先生。张先生早年先后留学美国哈佛大学与德国柏林大学，攻读化学与生物化学（在当时何其先进），且获得了学位。回国初在北京大学教授化学，后因肺病无法坚持化学工作，转而研治史学，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教授史学。在辅仁大学，陈先生任校长，张先生任历史系主任。张先生在几个大学都教过中西交通史，他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于1930年在辅仁大学出版。张先生还曾在辅仁大学教先秦史多年，直到晚年病倒，这时候赵光贤先生才接手讲授这门课。如果说，陈先生的研究视域是贯中西的，那么，张先生的教学与研究本身就是贯中西的。张先生还真是不折不扣的跨学科人才。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先生已届晚年，张先生也不久去世。他们弟子辈的白寿彝先生、何兹全先生、赵光贤先生等成为新一代主力。他们一面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一面在老一代所建立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开拓。白先生是一位善于思考的学者，他在燕京大学读研究生时，其毕业论文做的是关于朱熹《易本义》的研究，从中能看到他从陈先生那里所受到的历史文献学训练的功夫。白先生早年也曾在大学里讲授过中西交通史，我还见过他手写的讲课要略。不过白先生更重视通史的研究与教育，进而又展开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史学的研究成为史学史研究的基础，史学史研究成为史学研究的反思，二者相得益彰，从而有利于向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何先生治中国古代史，留学美国，并带了许多西方学者关于西方古代、中古社会经济史的专著回国，所以他实际是在比较研究的背景下从事中国古史研究的。赵光贤先生原是跟陈垣先生读中国史的研究生，工作以后在辅仁大学教的却是西洋古代史，后张星烺先生因病不能授课，他才转而讲授先秦史。从以上两代学人的情况来看，其中的特色何其鲜明。
到改革开放以后，白、何、赵三位先生继续努力工作，做出了许多卓越成绩。不过，他们逐渐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始工作的一代学者渐渐成长起来。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白寿彝先生为导师的中国史学史博士点，以何兹全先生、赵光贤先生为导师的中国古代史博士点，以龚书铎先生、王桧林先生为导师的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点，以及以刘家和为导师的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博士点（其中一个定点研究方向就是中外古史比较研究）先后建立起来。这样就基本上既继承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科的传统特色，又开拓出了下一步继续前进的空间。
从那时至今经过了30年时光。在这30年里，前段所述的诸位先生，大多数已经不幸先后作古。不过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科，在新的老中青三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又取得了新的巨大进展。其具体成就，非此处一时所能备述。在进一步前进的道路上，要克服的困难一定是很多的。不过，我们相信，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科因其历史特色是具备建设“双一流”的前提条件的，当然我们也有决心为此而贡献全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