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战神指路(3)

一个有本事的人怎么会做乞丐？

他说，世上有一种人，他做乞丐，正因为他有本事。他说，他的师祖，本来在皇宫里保护皇帝，顺便教导一批太监习武。自然，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老皇帝驾崩，他们奉遗命效忠小皇帝，那也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他说，小皇帝毕竟太小了，朝中奸臣乱政，叛贼夺权，发生惊天动地的政变。一场大火焚毁了宫殿，幼主下落不明。他的师祖带着那批学武的太监逃出宫外，师祖说，改朝换代是无法挽回的了，但是，咱们谁也不投降。师祖说，既然连当朝皇帝都不配做我们的老板，世上还有谁能做我们的老板？从今以后我们不侍候任何人，不受任何人的管辖，不接受任何人的俸禄，我们不服王法，我们的名字不在户口。

那么，我们做乞丐吧。

我们一面做乞丐，一面舒散亡国之痛吧。

我们一面流浪行乞，一面挨家挨户寻找幼主吧。

我大吃一惊。

这是一个乞丐的故事。我怎么爱上这个故事了呢？

这是一些消沉遁世的人，我怎么反而景仰那些人呢？

这时候，如果有人拿《我的志愿》做题目，要我作文，我写的也是《做乞丐》。

我比现在年纪更小的时候，曾经拉住长辈的衣襟问：“为什么有人做乞丐呢？”

那长辈仰着脸回答：“有人天生是做乞丐的命。”

我也是做乞丐的命吗？要不，怎么搞的呢！

父亲说，该卖驴啦。母亲说，不能卖给屠户。

经纪来了，左看右看。主人有两个马棚，里头拴着骡马，也有驴子。我们这头驴禁不起同类异类踢咬，单独拴在棚外。

我们这头驴真瘦，背脊上的毛快磨光了，肚子上的毛比较长，就胡乱打结。

经纪说，年头不平静，买牲口的人家比较少，还是卖给屠户吧。

如果卖给屠户，这头驴就要变成酱肉。母亲说，只要不是屠户，由你出价。

经纪说，卖给屠户，这驴值五块钱，卖给种田的只值四块。

四块就四块，有个盐贩子要买。驴驮盐，农种园，世上最辛苦的两件事。母亲心疼起来，要求再换主顾，情愿减价。

经纪有些不耐烦，不过到底是生意人，又带了个卖面粉的来。驴进了面粉店一定昼夜拉磨，活儿也不轻。经纪说，人家买驴当然是为了要驴出力，哪有买个驴子养着玩儿的？

说得也是。

我们这头驴子真听使唤，是一头老老实实的驴。驴也有玩世不恭的，也有趋炎附势的，你在前头牵它，它后退，你到后面赶它，它一路小跑害得你气喘吁吁地追。你要它驮东西，它躺在地上打滚。

你若气极了，拿藤条抽它的屁股，它立刻连屎带尿一大堆，又骚又臭，好像，你对我不客气，我也对你不客气。

俗语说某人属驴，不打不屙屎。

卖给磨面的了，三块钱。

驴子一点精神也没有，自离家逃难以来，它没好好地吃过一顿草料。它的嘴唇极薄，据说注定命苦。眼睛很大，可是没眼神，几乎像个瞎子。腿也太细了，真担心不知什么时候不知哪条腿会断成两截。

它实在是一头温驯的驴。可是，单凭温驯就能安身吗？

它也没把握，跟在新主人后面走，回头看了一眼。

这一回顾，母亲的眼泪掉下来一大串。

主人的儿子真体面，前卫中锋的身材，大一大二的年龄，四月五月的脸。

瞧他这身装扮：白色球鞋、机器织的线袜子、西装裤、哔叽夹袍，襟上插一支金星钢笔。衣服都是新的，居家亦如作客。

客厅右侧一道墙，中间开了个月门，其实并没设门板，一个正圆形的洞，周围用砖砌了花边。

这家的少主人跨过月门，来到客厅前的天井里，正要往外走。一双脚，穿着天蓝色缎面的鞋子，鞋面上绣花，从里面追出来。

“喂！喂！”女郎压低了嗓子。

就这么把他喊回去，两人站在月门里头靠近一丛青竹说话。竹子是栽在一个很大的瓷缸里，那种又粗糙又结实的陶器，也许不该叫瓷。

在自家院子里植竹，都得用这种缸，要不，竹笋跑得快，不知什么时候从邻家院子里冒出来，或者从自家花圃里往上钻，一大片，很麻烦。

现在，竹子旺盛的生机郁结在大瓷缸里。男女两个人都用一只手扶着缸沿，一个在缸的左边，一个站在缸的右边，缸很大，可是有缸沿做红线，一头一个牵着。

顾娘说，女郎手上戴着刚订婚的钻石戒指。

顾娘说，少主人是女郎的未婚夫。

虽然已经订婚，而且显然受新式教育，女郎仍有些“奴为出来难”的样子。见这么一面好像不是很寻常的事。

顾娘说：“娇生惯养的，好漂亮哟！”

女郎拭泪。果然不寻常。可是家里没有人走过来问问瞧瞧，这不寻常的事又好像在意料之中，而且乐于任其发展。

顾娘说，男孩要去从军抗战，女孩跑来劝阻，劝了两三天了。

两个人就在委屈求活的竹丛旁边站着，手扶着冰冷坚硬的缸沿，很久。

好像劝不醒。

这里仍然不是世外桃源。

为了以后的行程，昨晚有一阵小小的辩论。

父亲决定继续南行，可是魏家老大说，往南是徐州府地面了，徐州哪能不打仗？

老魏认为应该往北走，“日本鬼子一条线，”躲着这条线走，走到兰陵附近看动静，兰陵是故土，离兰陵不能太远太久。

无奈我们这一家，三个孩子，一个缠足的妇女，一个书生，零零落落，没有快速行动的能力，不够资格跟日军捉迷藏，只有找一个地方住下，藏起来。那时日本军队不侵犯外国教会，宿迁有个大教堂，是美国长老会的财产，可以容身。

老魏认为他一家人不需要教会保护，而且教会也不一定安全。

彼此商量了，魏家老二挑着行李送我们南下，只限必需的东西，那带不完的由老大挑着回家保存。

愿意到宿迁去的人，除了我家，还有四姨和顾娘，都是基督徒。大家祷告，上路，人数少了一半，有些冷清孤单。

窑湾和宿迁之间隔着骆马湖——我一度以为是“落马湖”。虽说是湖，并没有水，只见天地茫茫方圆一百五十里的一片大洼。

一百五十里的圆周，其直径约为五十里。不幸骆马湖形如一条南北竖立的番薯，我们的路线是自北而南穿过，湖中无处打尖投宿，这天我们只有拼命地走。

魏家老二挑着行李，走在前面。挑东西要用扁担，扁担有弹性，上下忽闪忽闪地飞。这一上一下的功夫，挑担的人迈出一步，两者节奏必须互相配合，他不能慢，慢不了。他只有走一段歇一段，等我们赶上。

这一次，母亲展示了小脚的痛苦。凡小脚都是脚背弓起，脚趾压断、折叠，只剩大趾伸在前面。小脚的人走路只能用脚跟着地，平时重心后移，摇摇摆摆，现在母亲拄着竹杖，弯腰探身，一如面对七级强风。

在故乡，母亲是天足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她曾经遍告亲友，古今多少缠足的女子在逃难途中遭人掳去，因为她逃不快。她说，逃难的时候，别人可以踏着冰过河，小脚女子会踩出冰窟窿来，陷下去。别人可以拖泥带水过沼泽，小脚女子会两腿插在水里泥里，动弹不得。即使路上没有泥水，小脚也会把脚脖子走断了。亲友的反应是掩口暗笑：为什么不想些称心如意的事，偏要假设自己逃难？这些亲友，此刻不知哪里去了？

骆马湖，上帝用他特大的汤匙，朝地表轻轻舀走一勺。他舀去了村庄、树林、岩石，连麻雀、野兔也没留下。

方向感完全失去，头顶上有太阳，靠太阳指路。

地表在这里偷偷地凹下去，走路的人并不觉得倾斜。可是走到中午，地平线近了，天空小了，好像有人收紧袋口的绳子。

想起碗里的苍蝇。苍蝇喜欢饭碗，即使是洗干净了的碗，苍蝇也爱落下来散散步。它只在碗口边沿爬行，从不深入碗底。有时候，苍蝇也想探险，爬到离开碗口一寸左右的地方，立刻飞出碗外。它要躲避想象中的灾难。凹度使它恐惧。

在骆马湖里，我们也有这种恐惧，身陷绝境的恐惧。

妹妹哭了，说她走不动了，我从背后推着她走一段，顾娘抱着她走一段。

我问宿迁还有多远，魏家老二说：“快了！快了！”

父亲一直抱着弟弟，我见他嘴歪了，帽子掉了，衣襟开了，鼻孔流出清水来，他把弟弟放在地上，喘气。

弟弟看见母亲，迎上去，想扑在母亲身上，可是母亲不能改变姿势，不能改变步伐，不能改变她脸上拉直了的肌肉，像个忍受酷刑的人一样不能有别的感觉。她目不转瞬往前走，那一刻，我十分十分担心她的脚脖子。

我又问什么时候才走到宿迁，魏家老二说：“快了！快了！”

后来，我也走不动了。回想起来，我们一家那时开始有连根拔起的憔悴。

宿迁还远。那时，我就该知道，“快了快了”就是“很久很久”的另一说法。

走着走着，地势渐高，太阳偏西，我们的影子很长很长，使我忽然以为我们是迎神赛会踩着高跷的巨灵。我从未料到我造成这么大的影响，我知道这是骆马湖显现的奇迹，在村落参差分布的地带，我们不可能有这么长的影子。

我们本来累极了，一个累极了的人，会忽然不累了，精力不知从哪里涌进来，生命在反扑。首先是母亲忽然昂扬，顺利走完全程，事后，她说，这是主赐给她力量。

终于，我们看见鸦阵了。

我们看见树木了。

然后有房屋市街。

终于，我听见一群孩子高唱：“一二三，到宿迁。”

宿迁长老会关着大门，门板很厚，用手掌拍打几乎发不出声音。

门开了，弟弟跨不进去，这才发现门限很高。

执事登记了我们的名字，把我们安置在教堂旁的屋子里。教会的建筑大概都是：巍峨严肃的教堂，旁边一排谦卑的小屋，外缘是高高的围墙。

啊呀一声，个个倒在地上，没有伸腿弯腿的力气。这才知道刚才“忽然不累”正是最累的时候。

只有弟弟不累，一心想到院子里玩。我们很恐慌，生怕他走出小屋之后就不见了。

父亲最紧张，春暖的天气，全身出汗湿透了夹袍，因为累，也因为怕。他说，在骆马湖里，只要一个强盗，他手里有一支枪，我们全体束手无策。

父亲一向想得多，他把我叫到身旁。

“我们在逃难，日本鬼子在追我们。”这个，我知道。

父亲讲邓攸逃难的故事。

晋代的邓伯道和邓伯俭，是亲兄弟。两人都只有一个儿子，他们的儿子都很小。

石勒造反，邓伯道带着儿子和侄子逃难，途中，两个孩子都走不动了，伯道说，我背着侄子逃吧，把自己的孩子丢弃了吧，我以后还可以再生一个。如果把侄子丢掉，哥哥一支就绝后了。

父亲问：“如果，我是说如果，没有爸爸，没有妈妈，只有你，你带着两个孩子逃难，一个是弟弟，一个是你自己的儿子。你只能抱着一个孩子逃，那时，你抱哪一个？”

他把我问糊涂了，两个念头在我的头脑纠缠不清：第一，我怎么会有儿子？第二，如果我有儿子，弟弟一定长成大人了，怎么还会要我抱着走路？

我只顾做这道算术题，答不出话来。父亲又气又急，认为我的沉默就是对弟弟不负责任，他劈脸给了我一耳光。

恰巧教会执事一步跨进来，他愕然。

“你们到底是不是基督徒？怎么打孩子？”

这一问，非常严重，倘若他认为我们假冒，就要拒绝收容。

因此，对我的责任问题，父亲没有追究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