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才子李调元研究

南宋孝宗乾、淳年间，辛弃疾、姜夔先后登上舞台，后世词坛始终未脱其藩篱。历代词学家都认识到该时段的重要性但却褒贬各异。具体来看，孝宗词坛打破了晚唐以来艳情词占主导的创作局面，咏物、述怀、说理、祝寿、节序等主题得到突显，“以诗为词”彻底实现，议论与用典极为普遍。与此同时，文人创作与社会娱乐需求出现分离，坊间编选歌本仍以北宋词为主，《草堂诗余》即为典型代表。通过对苏轼和辛弃疾这两位伟大词人进行比较，亦可

本书立足于连接“文学”与“地理”的“文学空间”，从“文学空间”的“外层空间”进入“内层空间”最后到文学史意义，研究清末民初小说中的京沪文学空间，重点探讨了空间与小说家都市体验、空间与小说中的文本空间、空间与小说空间叙事等内容。

城市作为人类的大型聚落在唐宋时期发生了重大变革，城市功能、社会结构等方面的变化深刻地影响了唐宋文人的生活方式，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他们的文化和文学观念。在这个过程中，城市逐渐引领文学走向世俗化和大众化，从而引发了文学在题材、风格、体裁等多层面的变革；同时，文学也在能动地塑造着城市的形象与文化个性。在城市与文学双重建构的互动关系中，唐宋文人敏锐地把握住城市社会变革动向并以文学形象的方式来映现城市转型的影

孙星衍是清代乾嘉时期知名学者、文献学家，在文献收藏、文献编撰、文献校勘、文献出版等方面成就斐然。本书对孙星衍在文献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进行了概括总结，并对他的著述思想、编撰特点、校勘理论、刻书风格、“善本观”等做了具体分析，冀以启迪世人，鼓舞世人。

本书以明代文言小说中汇编类作品为研究对象，立足文献考证，从文体类型与文献类型两种维度透视明代文言小说汇编现象，选择志怪体、世说体、博物体、小说丛书等汇编类型为代表，清査其文献家底，提炼其审美特征，阐释其文学成就，探究其学术贡献。在个案研究基础上，对明代文言小说汇编之兴盛背景、体例样态、价值及阙失等做了整体观照。

本书立足于中国本土的文化语境和文学土壤，从多个方面入手考察新历史主义在中国的批评与实践经验，既有纵向的史的线索，也有横向的中西文论对比研讨，还包括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解读，全书试以宏观视野分析新历史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历程及其影响。

认识屈子《楚辞》，有两个要点必须牢记：一是《离骚》首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所谓“伯庸”乃是楚武王长子，封于夔子国，夔字的促音（入声）就是“屈”或“甲”。伯庸的长子屈瑕由此得姓氏，成为屈氏家族的始祖。二是屈子《楚辞》通过南北两条途径被完整保存下来，北方的途径是汉高祖九年，迁徙楚国的屈、景、昭三族和齐国田氏充实关中，屈子《楚辞》由屈氏家族作为传家之宝传入关中，为贾谊所及见。南方的途径，

体育在美国的历史进程中是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体育也在不少美国作家的作品中对表达主题和塑造人物起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尚未引起文学批评界的重视，若予以关注，也仅仅是局部提及。本书是国内外第一部对德里罗小说中的体育叙事进行系统探讨的专著，让体育作为关键词进入严肃文学作品的阐释视野，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学与其他学科交叉研究范式。本书从隐性叙事、历史书写和主体性等角度，深入系统地揭示出体育叙事与话语构建、身份认同

本书旨在以卡波特小说的早期（20世纪40年代）、中期（50年代）、鼎盛期（60年代）、晚期（70至80年代）四个阶段的创作特征为研究对象，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伦理学、心理学、新历史主义批评、消费主义等理论，对四个阶段代表作品和小说的总体创作特征进行解读，试图以独特的视角来呈现卡波特小说创作的发展轨迹。该书既是卡波特小说的学术研究专著，也是介绍卡波特其人其作的入门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