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观念与认知

本书以民国保甲制度为纽带，以甘肃各县保甲推行之实况调查为依托，以时间和空间结合叙述的模式，系统勾勒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保甲制度在甘肃省域推行的具体实践及其遇到的各种困难与问题，并对保甲制度推行过程中的各类个案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

经过40多年的发展，民国史学科早已突破自我学科限定，从狭义的民国时期的政治史，发展成为涉及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发展、政党斗争等各方面的“广义民国史”。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大量海外民国时期珍稀档案史料的出版与开放，民国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得到进一步拓展和提高。本书从政权建设的角度，系统梳理了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民国政治史的学术发展脉络与研究现状。

少数民族乡村是我国乡村振兴的重点和难点，面临“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等现代乡村文明建设重任。对此，少数民族积淀深厚、丰富灿烂的优秀传统治理资源，是乡村振兴植根的文化沃土与内生资源。而优秀传统治理资源助力乡村振兴的关键，则在于“创造性转化”。本书立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域，探索性地建立了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治理资源创造性转化的理论体系。其中，着重运用民族国家理论与国族理论，同

虽然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是中国历史上最规范、最系统、最制度化与程式化的科举考试，各级官员的大多数都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但在基层社会还分布有大量儒学熏陶出来的、未得到基本科举功名（如生员）的文人，他们虽然未得到朝廷给予的任何特殊权利，但他们在基层社会践行儒家的思想和道德理论等，也成为基层社会中有威望的人物，能化解社会矛盾，积极从事各项公益事业，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拥有科举功名的乡绅，但同样在基层社会

作为士绅阶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代甘肃士绅既具有作为这一阶层的共性，也有地处西北社会的特性。首先，甘肃落后的经济、教育发展水平导致士绅阶层的数量与同时期江浙等富庶地区相比相对较少，但是甘肃民族成分的多样性也使得士绅群体的民族成分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此外，在士绅身份的获得途径上，科举考试依然是甘肃读书人获取士绅身份的主要途径，但通过军功奖叙而取得士绅身份，以及做官资格既是甘肃士绅获取士绅身份的一个

现代国家政权构建的过程是一个国家权力对社会扩张和向基层渗透的过程。在这一进程中，军事、税收、司法和其他一些以前属于地方团体或传统社会精英的权力都逐渐收归国家政权所有。在战争或国际军事竞争带来的压力下，国家政权在强制、汲取和保护等方面的活动更容易取得成功。抗日根据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反映了这一进程。面对日军的侵略，为了使抗日根据地得到生存、发展和壮大，根据地政权显著地增强了自身的强制能力、汲取能力和保

夏、商、周三代，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经历了轴心时代思想文化创造发展的辉煌岁月。这一时期，产生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最重要的元典：十三经中的大部分篇章、诸子论著和以《春秋左传》为代表的史书；诞生了老子、管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等思想文化巨人以及他们代表的儒、墨、名、法、道、阴阳等影响深远的学派；在政治思想领域推出了忠、孝、节、义、仁、礼、智、信、天人合一、内圣外王、德主刑辅、赏罚并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本书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诉诸“民族区域治理理论”“民族—国家建构理论”“政治体系理论”“现代化理论”等理论工具，探讨了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这一课题。一是从总体宏观的格局来思考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何以必要、何以紧迫、何以可能、何以可行；二是从中观、微观的视域探寻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目标指向、历史演进、现状剖析、成效经验、问题不足、路径优化。本书

当今世界，纷繁变幻。面对天下大势的变化，应该如何理解走入新时代的中国？新一代的中国学者应该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为未来做好充分的理论和思想上的准备？吉林大学不同学科的学者从文明的意义上就各自的视角分别对中国道路和理论自信、当代中国审美文化热点问题、中国的内涵及其审美理想、新时代中国国际法法治思想、中国的法律文化、中国学派的建构、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逻辑、中国的反贫困道路和当代中国数字政府治理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