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常识

秦汉文学史主要书写了公元前246年至公元220年今五百年间的文学演变史，涵盖了中国历史早期的秦代、西汉、东汉三个王朝。这一时期是中国文学由发轫到发展壮大的时期。两汉时期文学创作形态丰富多样，既有延续先秦的诸子文学，也有新型的政论文学与赋体文学，其中尤以赋体文学成绩最为突出，被后世学者推为“一代文学”之代表，此外，汉代的乐府诗歌创作由滥觞而发达，成为后代诗歌发展的近源，为乐府、五言诗等题材的发展奠定

本书从城市空间的角度，论述了北京城市空间的政治性对鲁迅思想和创作的影响，将鲁迅在北京城与不同个体或群体的各种交游相互关联起来，形成网络结构，呈现出一条鲁迅从教育部官员到新文化人，再到高校教师、深受青年敬仰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的发展脉络。

具体内容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文学：审美与历史视域》，主要围绕文学的“审美”与“历史”展开论述，文学之所以未曾被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各个学科覆盖，“审美”的存在无疑是一个重要理由。而强烈的审美愉悦诉诸感性，但审美经验不仅是几件艺术作品带来的心理潮汐，而且可能转换为另一种历史认知。当然，所谓的历史认知包含不同的视角与观念。审美的介入就是与这些视角与观念形成积极的对话，这个对话过程就是一

本书运用英国F.R.利维斯、T.S.艾略特，美国哈罗德·布鲁姆，法国雅克·德里达、朱莉娅·克里斯蒂娃、蒂费纳·萨莫瓦约，荷兰杜威·佛克马等文学理论家的著述，对“传统”“影响”“踪迹”“互文”等文学史问题进行研究阐释，不局限于现代范畴，也超越内部或外部研究视域。

本书的研究对象为1928年至1930年初的“革命文学”论争。全书以每章围绕一两个核心问题展开论述的方式，探讨了“革命文学”论争的主要方面。作者一方面重视域外资源对论争的影响，重点发掘了日本福本主义与新写实主义、俄国无产阶级文化派的理论、美国辛克莱的艺术宣传论与新人文主义等如何介入论争；另一方面重视史料的发掘与考辨，通过分析相关文本，还原了丰富的历史面貌和心灵轨迹，对“革命文学”论争进行了动态呈现，

地处西亚的伊朗，古称波斯，其历史源远流长，其文化博大精深。流传至今的波斯经文典籍内涵丰富，异彩纷呈，在弘扬民族自强精神的同时，彰显道德与智慧，历来为世人所瞩目。不言而喻，古代“丝绸之路”曾在相隔万里的中华帝国和波斯帝国之间，搭起一座桥梁，谱写了两个伟大民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长期友好往来的历史篇章。

“二战”前夕，在德奥犹太难民无处避难的情况下，中国向他们伸出援手。在流亡中国期间，犹太流亡者真正接触到了中国的风土人情，打破了原有的刻板印象，产生了新的更真切的认识。他们在上海及中国其他地区开展了丰富的文化活动，如文学创作、创办刊物、演出戏剧，不仅团结了在华犹太流亡者，帮助其融入中国社会，而且也为当地的文化生活增添了色彩。本书搜集翻译了犹太流亡报刊（如《上海犹太纪事报》《八点钟晚报》《犹太信息报》

关中“四先生”指三原马理、高陵吕柟、朝邑韩邦奇和富平杨爵。他们是明代弘正嘉时期的关中代表人物。本书侧重于两方面内容：其一，梳理四先生的文学观念及创作实践；其二，探求学术与文学的交互影响，并试图得出规律性的认识。书稿首先从哲学史的角度简明扼要地梳理了关学主张及流脉；提炼出“大文学观”概念，以说明学者反对汩于词章，提倡德行践履为言文之根的主张。之后则对每位先生分别进行专门研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知人论

本书由卢曼的系统论出发，考察德国汉学家自19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研究的演化情形。德国的中国文学研究相当于一个自主的功能系统，按照自身程序生产所需要的全部要素，也将“文学中国”建构成一个共同演化的意义世界。